独霸军机揽大权
和珅对权力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就像他对金钱的欲望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和珅恨不得自己就是皇帝，掌握一切大权。所以，他不但不能容忍同僚中有人地位超过自己，而且总是尽量把所有的军政大权都攥在自己手中。到了乾隆后期，和珅几乎掌控了军机处所有重要的部门的权力，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独霸局面。
军机处开设于雍正六年，当时清政府正在努力平定新疆准噶尔的叛乱；为了更加及时有效地调用军需物资，成立了“军需房”，这一机构就是军机处的前身。叛乱平定后，觉得军需房在作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保留下来成了军机处。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的传统，封建帝王为了更好地集中权力，与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系争夺统治权，总会在靠近内宫的地方设立一个由自己负责的机构，处理国家大事。
但是随着这一机构逐渐成形，又会渐渐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成为朝中大臣争权夺利的新的斗争场所。皇帝不得不重新设立新的机构……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终止，这是高度专制无法跨越的历史循环。
清制没有宰相，把权力分到了六部，然而雍正设立的军机处实际上行使了宰相的职责，掌管几乎国家的全部重大事务，相当于直接为皇帝处理军国大事，是皇帝的替身，由此可见军机处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和珅从乾隆四十年到嘉庆四年的二十多年里，担任军机大臣长达二十三年之久，以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达二十二年，以军机木臣、步军统领兼户部尚书达十五年之久，就连嘉庆帝也说过：“和珅揽权专政……盖由和珅以军机大臣兼御前大臣，事权过重，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在这期间，军机处实际上只有和珅一手掌握大权。就算偶尔有一两个敢违背他的意图，和珅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击。可以说，和珅在军机处顺风顺水、一片祥和，但却难掩其黑幕下的罪恶。同时任军机大臣的王杰，就是被和珅排挤的一例。
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进士。后得乾隆赏识，一生中历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左都御吏、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王杰任职军机处大臣期间，正是和珅风头正盛、皇帝最为宠信的时候。《清史稿》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和珅“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和珅一直想利用皇帝对自己的专宠而独霸军机处，从而实现自己的权力之梦。但总是无法撼动王杰，而王杰因为乾隆的喜欢，总是处处与他作对。这样一来，和珅总是不能得逞，情急之下，他竟然想出了一个无耻的计策。
事情时这样的，王杰虽然做过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位，但是身体却保养的很好，皮肤相当娇嫩。一天王杰正在军机处内值班，和珅瞅准机会特意赶来。趁着王杰独自一个人坐在炕边，就“色迷迷”地凑过去握住王杰的手，一边抚摸一边说：“王大人真是善于养生啊！皮肤竟然保养的这般细腻，真是羡煞那些不曾出门的姑娘媳妇啊！”和珅边说边继续抚摸。王杰见和珅讲出这些不堪人耳的话，心中早就不悦，及至后来，和珅竟然欲行非礼，王杰拼命挣扎，终于逃出军机处。
王杰本来就是一个的进士，脸皮薄，哪里受过这等奇耻大辱？王杰回到家越想越气，最后差点儿没喘过气来。他觉得已经无法在军机处呆下去了，可是又无法向别人启齿，最终只好在嘉庆元年(1796年)以自己的脚伤未愈为借口，告老回乡了。直到四年后嘉庆帝亲政，和珅已被查抄问罪之后，王杰才重新入主军机处。
军机处少了一个心腹大患，和珅在军机处就更加无法无天了。认为整个大清除了老眼昏花的乾隆对自己有些制约作用外，其余都构不成威胁。到后来，和珅甚至要同嘉庆帝在乾隆面前“争风吃醋”，真是脑袋不好使了，这种行为是犯嘉庆大忌的，难怪最后被赐死了。
不仅如此，他还牢牢控制着全国官员的考核和任命大权。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体系中，一直就有一套完善的选拔考察官员的制度，由吏部下属的“考功司”主持，分为“京察”和“大计”两种。“京察”针对的是在京为官的官员，而“大计”则是针对地方官员设立的考查制度。考查选拔官员向来是行政权力中最重要的杈力，可以通过官员的任免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已。和珅就是凭着自己多年的这种苦心经营，才得以稳居宝座。这一权力在和珅任吏部尚书时由他牢牢把持。后来，嘉庆登基，就任命刘墉为吏部尚书，把和珅的权力硬生生夺走了。
而刘墉对嘉庆忠心耿耿，为官正直，不免对和珅有所威胁。和珅大权旁落，其中自己任上做的那些龌龊事难免被刘墉发现，于是和珅就想把选官权从吏部转移到自已操纵的军机处，主要是保证大权不能握在嘉庆和刘墉手中。于是，和珅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太上皇禅位，皇上亲政以来，天下安定，未有什么大的乱局，值此之际，更应该肃清吏治，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国家政策的体现，法令的申张严明，全系于官员身上，所以，对官员的考察选拔实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奴才认为，单是考功司已不足以担此重任，这样的大事应该交给军机处，由众位大臣共同办理，吏部可以行辅助军机处之责。”
和珅同时呈了一份给乾隆和嘉庆，所以嘉庆帝立刻明白了和珅的意图，但是由于自己力量太过弱小，有时甚至尚不能自保，更别提别人了，自己现在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军国大权一直操纵在乾隆手中，他只能据理力争，希望说服乾隆不要随意更改：“按照大清的体制，铨选官吏一向由吏部考功司主持，大学士同察，朕以为考功司多年经办此事，对官员状态清楚了解且经验丰富，而且吏部尚书大学士刘墉办事干练、清正廉明，定能禀公而断，不至于出什么纰漏。”
乾隆真是左右为难，一边是自己的宠臣和珅，一边是自己的儿皇帝，他决定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和珅趁机背着嘉庆向乾隆进谗言：“太上皇，皇上此举是为了能掌握铨选天下官员的权力，好选择任用对他忠诚的官员，扩大自己的权势。”
和珅不愧跟随了乾隆多年，连乾隆的忌讳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几句话恰好说到了乾隆的痛处，乾隆担心的就是自己退位归政后大权旁落。听和珅这么一说，立刻决定选官权交由军机处处理，吏部只是从旁协助。
和珅不可思议地在君臣大权争夺战中获胜，声望之高更是一时难有匹敌者，心里禁不住飘飘然起来。殊不知物极必反，当他越来越紧地把权力收拢过来的时候，大权却开始渐渐从他身边散去，就如同慢慢溪水的指一样。
朝廷财政尽掌握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和珅人生旅途上的一个幸运年份。三月，和珅还在云南办案没有结束，他的太岳父英廉就补用汉大学士缺，而其户部尚书的缺就由和珅补授。由于户部是掌管天下一切户籍财经。乾隆帝下令赶快返回北京，和珅未回京赴任前，户部的事务仍由英廉管理，这对和珅来说是个积极信号；这还不算，四月份，乾隆帝亲赐和珅长子名为丰绅殷德，并指为自己最疼爱的固伦和孝公主的额驸，赏戴双眼花翎，待成年后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和珅没多久还补授永贵所遗镶蓝旗满洲都统员缺。六月，又兼任满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乾隆帝这一连贯的政治动作是在向朝廷内外释放一种强烈信号，和珅已经完全赢得了他的信任，从此将跨入朝廷要员的行列。乾隆将清政府的财政大权委托与他，并愿意与和珅结成儿女亲家，建立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使和珅成为大清国帝最亲近的大臣，无疑是对和珅的最大肯定和奖赏。
户部尚书可以说是大清国的财政大臣，和珅之前户部事务一直由他的太岳父英廉主持，皇帝的内侄、大学士傅恒的儿子福康安以及和珅负责具体事务。后来太岳父英廉升为大学士，户部事务即由和珅全权处理了。这其中必定有英廉在其中保举，和珅才得以迅速坐稳这个位子，但有一点也要承认：和珅自身也是有一定能耐的，否则他也不可能长期担任这一职务，甚至在后来升任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务的情况下，也没有离开户部尚书这一职务，如果和珅真的没有一点儿管理才能和真本事，估计乾隆帝也不可能放心大胆地把权力交给他。
和珅接任户部尚书一职务后正好赶上乾隆的七十大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风风光光地操办了当年八月乾隆帝的七十万寿庆典，获得了乾隆的首肯。
人生七十古来稀，志得意满、统治大清国巳经四十五年的乾隆帝，自然希望这次庆典大办一番，以显示自己统治下“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花费国家财政，避免损害了自己爱民恤民的仁慈君主形象。
这件事听起来前后矛盾——哪有不花钱就能办起大场面的事？可是和珅做到了，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让朝中和各地官员身上搜罗钱财罢了。和珅在云南就已经知道自己是户部尚书了，所以当时他就开始考虑这件事，回京后就忙不迭地张罗开了。
他不断给各地官员和富商，特别是一向富有的盐政、盐商们打招呼，对他们又是威胁又是哄骗，目的是让他们打着孝敬皇帝的名义出钱。有关这次庆典的具体情况，官书中记载不多，也不够具体。但我们可以从史书中关于整修工程中窥见当时花费之巨。朝鲜使臣就曾这样记载：“皇城内楼台之穷极华丽，不可殚数。而以臣等所见言之，则宫城内紫禁城之间有太液池，环池左右前后，寺院佛塔横亘莲络，殆至眩目……直隶保定府长芦隘甲’即各省富商辏集之所。众商预输苏杭间彩缎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穷极眩采，横亘数十里”。以至于使者感叹说：“为游观之娱，役民兴作如此，而以帑储厚给工费，故民不为怨云”。
乾隆帝的七十万寿庆典，和珅既是乾隆帝的宠信之臣，也是他的亲家，还是刚刚履新的户部尚书，所以他除了竭力张罗好这一活动外，也精心准备了一尊很大的金佛作为礼物。朝鲜使臣在见闻中提到：“京城内有佛铺子，互相卖买。朝臣有此作为贡献/徨帝亦以赏赐贵臣。于秋节晨朝，有进贡覆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长可数尺许，舁人阙中，闻是户部尚书和珅所献。”
通过成功筹办乾隆帝的七十万寿庆典，和珅与乾隆帝的关系更加密切。同年十月，和珅被派充四库馆正总裁，仍兼署理藩院尚书事务。换句话说，和珅不仅仅掌控了清朝的财政大权，而且开始向文化事业和民族事务转型，真正成了一个“复合型”人才，地位也更为显要。朝鲜使臣的记载中就有：“兵部尚书福隆安、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事。阁老阿桂之属，充位而已。”并特别提到和珅：“为人狡黠，善于奉迎。年方三十一，为户部尚书、九门提督。而以最所钟爱之六岁皇女定婚于其子。性又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人皆侧目。”
从此，和珅开始走上了长达二十几年的把持财政大权之路，直到被嘉庆抄家赐死。
把持教育和考试
和珅的触角伸得很广，他甚至还控制国家的教育和考试的权力。先后担任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翰林院章院学士等职务。他利用这一便利，控制了部分官吏的遴选权。
乾隆六十年（1796年）会试，左都御史窦光鼐任主考官。发榜时，人们发现，第一、第二名竟然是浙江举人王以晤、王以衔兄弟二人。而窦光鼐任浙江学政多年，和珅认为一定是他偏爱自己的门生，在考试时做了手脚，要不然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于是恳请乾隆帝派纪晓岚和他一起进行复试，并借机“兴大狱以倾窦，复试日，使卫士环列稽察之”，复查的结果是，王以浯以试卷“疵累甚多”除名，王以衔得以参加殿试。后来，皇帝御览的十本殿试卷子中，王以衔仍高居第一名！
乾隆感到很奇怪，就连和珅与诸大臣夜面面相觑，于是上奏说：“此次阅卷诸臣皆秉公认真，并无亦无私弊，如有失当，何妨易置？”乾隆帝则说：“若此则彼之兄弟联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所能测也，何必易置！且既拆弥封而再易置，则转不公矣”。这也算是一种巧合吧，遂拍板定案，窦光鼐等人这才免除了革职或交部议处的厄运。
由于和珅经常主持会试和殿试，因而对乾隆的出题习惯已经了然于胸，往往能够猜个八九不离十。于是进行“押题”，往往一押就中。因此，和珅常常把押中的题目告诉给出钱的学子，因而考中者甚多。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乾隆帝下令以江南儒生蒋衡所进自己整理过的《十三经》刻石于太学，并命和珅、王杰为总裁，以董诰、刘墉、金简、彭元瑞为副总裁，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图礼、那章成随同校勘。乾隆帝在上谕中称：
自汉唐宋以来，皆有不经之刻，所以考定圣贤经传，使文字同归于一是，嘉惠艺林，昭垂奕，甚盛典也。但历年久远，碑多残缺，即间有片石流传，如开成绍兴年间所刊，今尚存贮西安、杭州等府学者，亦均非全经完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临御五十余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创建辟雍以光文教，并重排石鼓文，寿诸贞珉。而十三经虽有武英殿刊本，未经勒石，因恩以前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曾命内廷翰林详覆舛伪，茂弃懋勤殿以年，允宜刊之不版，列于太学，用垂永久。
这次刻石引发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主要负责此事的是和珅和彭元瑞，彭元瑞凭借功劳和贡献获得乾隆帝的肯定，并给予缎匹、笔墨的奖励，而同为负责人的和珅因为没有做什么具体的工作，没有得到任何奖励，和珅自从受宠以来，哪里受过这般“窝囊气”？就以“非天子不考文”为由攻击彭元瑞所作《乾隆御定石经考文提要》，并令人作《考文提要举正》，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和珅，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乾隆对此并不认同。和珅还是咽不下这口气，竟派人将彭元瑞所改古字全部挖去。清朝的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卷四中对此有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