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段，分述山间朝暮四季的不同景色。“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仁者，山间之朝幕也。野若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这里既写到了清晨飘散开来的淡雾，傍晚聚扰来的烟云，又写了春季发出幽香的野花，夏季苍翠的绿树，还写了秋季洁白的霜色，冬季露出水面的石头。尤其是“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一句，概括了山间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风光，一季一幅画面。“朝而往”以下四句是小结，作者直接抒发了自己被美景陶醉的欢乐心情。“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这是上一段总写“山水之乐”的具体化。一切都那么恬静简朴，淡雅自然。
第三段，写人游琅邪山之乐。这一段写了“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四个场面。第四段承接上文，写宴会散、众人归的情景。“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之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作者巧妙地用禽鸟之乐衬托游人之乐，又以游人之乐衬托太守之乐。这一段写滁人之游，描绘出一幅太平祥和的游乐图，这幅图画中有“负者”、有“行者”、有老人、有小孩，前呼后应，往来不绝，十分热闹。勾勒出了“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的游乐风习画。
但太守之乐与众不同，不是众人所能理解的。但作者并没有袒露胸怀，只含蓄地说：“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醉了，能与民同乐；醒了，能写《醉翁亭记》。同时，此句与醉翁亭的名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前后呼应，并与“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连成一条抒情的线索，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
纵观全篇结构，起、承、转、合之处，无不统摄于作者的主观感受和体验的波澜起伏。围绕一个“乐”字展开，描绘山水，是抒发“得之心”的乐；细写游人络绎之景，是表现人情之乐；铺写酿泉为酒，野肴铺席，觥筹交错的宴会，是表达“宴酣之乐”；描写鸣声婉转，飞荡林间，是显示“禽鸟之乐”，更是为着表现太守自我陶醉的“游而乐”，层层烘托，结构严谨。
《醉翁亭记》的语言也极有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练，音节铿锵，既有图画美，又有音乐美。它虽是散文，但借用了诗的语言表现形式，散中有整，参差多变。他安排了不少对句，使句式整饬工稳，读起来朗朗上口。全文创造性地运用21个“也”字，一贯通篇，毫无重复之感，反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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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弁《曲洧旧闻》卷一：“《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
菱溪石记
菱溪①之石有六，其四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②僵卧于溪侧，以其难徒，故得独存。每岁寒霜落，水涸而石出，溪旁人见其可怪，往往祀以为神。
菱溪，按图与经③皆不载。唐会昌④中，刺史李为《荇溪记》，云水出永阳岭⑤，西经皇道山⑥下。以地求之，今无所谓荇溪者。询于滁州人，曰此溪是也。杨行密⑦有淮南，淮人讳其嫌名，以荇为菱，理或然也。
溪旁若有遗址，云故将刘金⑧之宅，石即刘氏之物也。金，伪吴时贵将，与行密俱起合淝，号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爱赏奇异，为儿女子之好，岂非遭逢乱世，功成志得，骄于富贵之佚欲⑨而然邪？想其陂池台榭、奇木异草与此石称，亦一时之盛哉！今刘氏之后散为编民⑩，尚有居溪旁者。
予感夫人物之废兴，惜其可爱而弃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于白塔{11}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负城而近，以为滁人岁时嬉游之好。
夫物之奇者，弃没于幽远则可惜，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刘金者虽不足道，然亦可谓雄勇之士，其平生志意，岂不伟哉！及其后世，荒堙零落，至于子孙泯没而无闻，况欲长有此石乎？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之土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注】
①菱溪：在安徽滁州东。②偃然：安然。③图与经：指地理、地图类图书。④会昌：唐武宗年号（841—846）。⑤永阳岭：在今安徽来安县北。⑥皇道山：在滁州东北十八里。⑦杨行密：合肥人，字化源，唐昭宗时任淮南节度使，封吴王，占有淮南江东之地。后自立为吴国，为五代十国之一。⑧刘金：杨行密的部将。唐僖宗时与杨行密同在合肥起事，曾为濠、滁二州刺吏。⑨佚欲：淫佚之欲。⑩编民：编入户籍的平民。{11}白塔：指滁州的白塔寺。
这是一篇记事散文，写于庆历六年（1046），当时欧阳修在滁州知府任上。作者在《菱溪石记》中所倾注的思想感情和表现出的创作意图，与《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基本协调一致，是不可分割的的三姊妹篇。本篇借菱溪石的流传经历，借物议理，抒发感慨：“用此可为富贵者之戒。而好奇之士，闻此石者，可以一赏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这里也表明作者写作此文的良苦用心了，即警戒富贵者、好奇者都可对奇物一赏而足，不必占为己有。
开篇交代了奇石的来历和菱溪的历史沿革。菱溪石原为五代十国时吴王杨行密部下武将刘金宅园奇物。对大石没有多少刻画，却着重描写了石的来历和菱溪的变革，六块石头本是刘氏苑囿中宝物，如今四块已经早被人取走，下落不明，剩余的两块则散落两处。这样写目的在于引出后文的议论，表达自己对人事兴衰无常的感慨。
末段笔锋一转，由叙事而转向议论。议论由怪石生发，先感叹物之神奇，“弃没于幽远则可惜，置之耳目则爱者不免取之而去”，这是就奇物的一般规律而言的。接着由一般又转向具体，议论到刘金这位雄勇之土，当年其园囿虽为一时之盛，花木奇石据为己有，但日后又如何呢？他的子孙能长久占有怪石吗？这种发问是振聋发聩的，成为后世富贵者的鉴戒。
此文叙事简单，议论自然，且颇多转折，议论、叙事结合得天衣无缝，是欧阳修记事类散文的传世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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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之：“行文委曲幽妙。零零碎碎作文，欧阳公独长。”（《宋大家欧阳文忠公文钞》卷四）
相州昼锦堂①记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②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③。一旦高车驷马，旗旄④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⑤，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惟大丞相卫国公⑥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士。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⑦，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⑧，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⑨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⑩，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11}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12}也，于是乎书。
尚书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记。
【注】
①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昼锦堂：地名，现在还保存于河南安阳。②易：轻视。③季子：指战国纵横家苏秦。买臣：朱买臣，西汉人，先贫后贵。妻改嫁，望复婚，被拒。④旄：竿顶用旄牛尾作为装饰的旗。⑤骈：并列。咨嗟：赞叹。⑥卫国公：指韩琦，北宋大臣，执政多年，并曾与范仲淹帅兵同抗西夏，世称“韩范”。⑦牙：牙旗。大纛（dào道）：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⑧桓圭：玉器名，古代三公所执玉圭。衮冕（gǔnmiǎn免）：帝王和三公礼服。⑨昼锦：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韩琦以宰相回乡任官，极感荣耀，故名。⑩绅：官服上的大带。笏（hù户）：大臣上朝时所执的手板，以便记事。{11}彝鼎：古代祭器，可刻铭文。{12}道：说，讲述。
《汉书·项籍传》曰：“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后人便以“昼锦”表示贵显还乡。宋代三朝元老韩琦在相州做官时，在州署后院修建了一座堂舍，名曰“昼锦堂”。韩琦所取之义与贵显还乡相反，用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本文作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欧阳修在《相州昼锦堂记》中除了褒扬韩琦贵而不骄的大节之外，更重要的是勉励和警醒韩琦永远谦虚谨慎，保持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
文章开头记述当时人们对荣华富贵的看法，通常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衣锦而荣者，尽显荣耀之光。接下来便通过举苏秦、朱买臣等人的例子，印证开头的结论，可谓是“今昔之所同也”。
后文重点突出韩琦不以荣华富贵为荣，反以为戒的高风亮节。“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说明朱琦无论是身世还是贡献，都已经具备荣归故里的条件，但是一句“非也”，讲韩琦与世俗之士的作为划分开来。韩琦追求的是“不足为公荣”“不足为公贵”，接连两个“不足”，衬托出韩琦与众不同的胸怀和品质，这种品质同时与上文的苏秦、朱买臣形成鲜明对比，增强了艺术效果。文至“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韩琦的庄严风姿已然跃然纸上，欧阳修对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本篇构思巧妙，名为《相州昼锦堂记》，但是关于昼锦堂的建筑规模、色彩、风格，甚至是周遭景色都只字未提。但却句句不离“昼锦堂”，围绕这个主题行文，高度赞扬韩琦不炫耀富贵的高风亮节。这种思想不但在当时，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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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以永叔之藻采，著魏公（卫公）之光烈，正所谓天下莫大之文章。”
伐树记
署之东园，久茀不治①。修至始辟之，粪瘠溉枯，为蔬圃十数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阳既浮，萌者将动。园之守启曰：“园有樗②焉，其根壮而叶大。根壮则梗地脉，耗阳气，而新植者不得滋；叶大则阴翳蒙碍，而新植者不得畅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肿，疏轻而不坚，不足养，是宜伐。”因尽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广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华，将待其实，若独不能损数畦之广为杏地耶？”因勿伐。
既而悟且叹曰：“吁！庄周之说曰：樗、栎③以不材终其天年，桂、漆④以有用而见伤夭。今樗诚不材矣，然一旦悉剪弃；杏之体最坚密美泽可用，反见存。岂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耶？”
他日，客有过修者。仆夫曳薪过堂下，因指而语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耶？夫以无用处无用，庄周之贵也；以无用而贼⑤有用，乌能免哉？彼杏之有华实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盖有利之者在死，势不得以生也。与乎杏实异矣。今樗之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其见伐诚宜尔。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又异矣。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客既去，修善其言而记之。
【注】
①署：此指西京河南府衙门，时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居洛阳。茀（fú扶）：杂草丛生。②樗（chū出）：又称臭椿。③栎（lì立）：落叶乔木，即橡树，通常称柞树。④桂、漆：桂树、漆树。⑤贼：戕害，迫害。
本文作于仁宗天圣九年（1031），当时作者在西京留守推官任上。他就衙门周围的环境美化与两位园丁的对话，引出庄周之才与不才的观点和回答，表达了自己的感慨。
文章开始是记叙部分，“署之东园，久茀不治”，由此记述了两件小事。其一是欧阳修使人“辟之，粪瘠溉枯，为蔬圃十数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园之守”认为樗树“根壮而叶大”，“梗地脉，耗阳气”，“阴翳蒙碍”，使新栽的竹木“不得滋”，“不得畅以茂”，于是满园的樗树很快便成了一堆堆烧材。其二是看守菜园的园丁又提出要砍掉“圃之南”的杏树，欧阳修却以“今杏方春且华，将待其实”而制止了他。
这本来是两件不显眼的小事，但由于它们触发了作者的思考，要被当做砍伐的树自然是不成材并且有害于庄稼蔬菜生长的，这就跟庄子奢谈的“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矛盾了，于是便引出了下文中的“悟且叹”和“指而语客以所疑”——“岂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邪”。
最后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澄清了第二段提出的质疑，指出：“凡物之幸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即一切物类的遭遇，都是由其所处的环境决定的，环境适合其生就能生，环境不适合其生就不生。生或不生与有用与无用没有本质联系。从而跳出了庄子的“以无用处无用”这一虚无遁世的思想圈子，否定了其“才者死不才者生”的消极人生观和价值观；展示了欧阳修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一方面也表现了作者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
后人评论
当代有人评此文：“寓题篇中，出其不意，情深韵长，耐人寻味。”
岘山亭记
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①。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方晋与吴以兵争，常倚荆州以为重，而二子相继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②。至于风流馀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功③，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
传言叔子尝登兹山，慨然语其属④，以谓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因自顾而悲伤。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山故有亭，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屡废而复兴者，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宁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⑤来守襄阳。明年，因亭之旧，广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壮，又大其后轩，使与亭相称。君知名当世，所至有声⑥，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后轩为光禄堂。又欲纪其事于石，以与叔子、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君皆不能止也，乃来以记属于余。
余谓君如慕叔子之风⑦，而袭其遗迹，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书也。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⑧，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写《离骚》之极目者，宜其览者自得之。至于亭屡废兴，或自有记，或不必究其详者，皆不复道⑨。
熙宁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欧阳修记。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