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那么戴安娜从一个不谙世故的女人，变成“叛逆王妃”，则是她抗争命运的结果。戴安娜的种种举措，越来越与王室的种种规矩格格不入。以保守闻名的英国王室中，她眼里最为普通正常的行为，也得不到理解。比如，在她的孩子参加体育比赛时，她也会像普通的母亲一样，光着脚冲向终点；她亲自到服装店里为孩子挑选衣服。她让孩子接受一种王室从来没有过的教育方式，目的是想使孩子真正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所有这一切，都与王室的传统和规矩背道而驰。王妃怎么能和普通人一样呢？王室不理解，更不能容忍。王室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叛逆性格突出的王妃，而向往自由的戴安娜，自然也无法接受王室的种种戒条。当这些戒条在戴安娜身上最终失去效用时，她自然会离开对她来说是“冷宫”式的宫廷。这是性格决定命运必然结果。
戴安娜的叛逆性格在宫廷中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服饰。戴安娜早就“破除”了宫廷对于女性成员着装的不成文的规定。她的服饰五颜六色，式样多种多样，从鞋子提包到帽子服装，从头到脚，都独具特色。从服装样式上看，王室的各种规矩已被她彻底抛弃，她不仅有雍容华贵的礼服，也有许多新颖别致的服装，一些王室女性成员不敢或不能问津的性感服装，戴安娜也来者不拒，身着三点式的各种照片已屡见不鲜。戴安娜着装上的开放性，鲜明地表现了她的叛逆性格，这已不是英国王室王妃形象了。尤其是那些大胆、暴露的服装，显然不是英国王室成员所能接受的。在戴安娜的服装中，类似的服装绝不止一件两件。她在以自己的叛逆性格、以叛逆的实际行动向传统发出了挑战，向王室发出了挑战。戴安娜在穿着上展示了自己的柔美，同时也反映了自己的叛逆个性。在选择实现自我和女性天性时，戴安娜把王室的约束置之度外。在权利和义务上，她也是最终选择了自我，叛逆的个性，使她与王室走得越来越远。
美满的婚姻是建立在男女双方性格、感情、兴趣基础上的，戴安娜和查尔斯看似美满的姻缘从根本上潜伏着危机。从兴趣、爱好、修养、知识结构等方面看，两个相差甚远，可谓天壤之别。他们的婚姻从分居开始，已经彻底名存实亡。当两个人的婚外情被媒体曝光后，他们只能选择离婚。1996年2月28日，戴安娜和查尔斯王子正式离婚。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世纪婚礼，以巨大轰动效应的离婚而告终。离婚后的戴安娜依然是那么迷人，魅力不减当年，各种媒体一如既往地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戴安娜离开了宫廷，实现自我价值，可以自由地支配自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中。离婚前，戴安娜不仅是“国际服装大使”，更是一位出名的“亲善大使”，曾在100多家慈善机构兼职，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副会长职务达13年之久。世界上许多地方留下过她的足迹。1989年，戴安娜访问美国期间，在一家医院访问，将一名年仅7岁的艾滋病患者紧紧搂在怀中。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离婚后，她代表国际红十字会来到饱受战争折磨的安哥拉，步行深入到已有7万人死于地雷的地区慰问。戴安娜的这一勇敢行为再次引起轰动，得到了各方面的褒奖。无怪乎诺贝尔委员会提名她为当年度和平奖候选人。以上种种所为哪能是王室王妃所为？类似行动，不胜枚举，如此人称戴安娜是“人民王妃”。从“叛逆王妃”到“人民王妃”，看似简单的称谓变化，实际上揭示了一个内涵非常深刻的问题：人民是人民，王室是王室，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称呼的转变从侧面反应了戴安娜的性格。
从柔美王妃到叛逆王妃再到人民王妃，戴安娜永远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她自己也左右不了的。美貌的戴安娜还和年轻时候一样，有众多的追求者。但她与异性交往麻烦太多，当戴安娜和亿万富翁的儿子多迪·法耶兹相恋后，一些以搜集花边新闻、名人绯闻的记者们对这对恋人围追堵截，戴安娜几乎是走投无路，插翅难逃。1997年8月31日，为躲避这些记者们的骚扰，戴安娜和多迪的汽车高速行驶，结果发生车祸，戴安娜不幸身亡。
戴安娜由一位天真烂漫的女人成为王室王妃。但叛逆的个性注定她不是王室合格的王妃，而是人民王妃，也是叛逆的个性让她过早地走完了人生之旅。
成大事女人必具：
坚守自己的本色就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
7.才华横溢又个性十足的时装界女皇——夏奈尔
她用大胆和无畏改变了法国，直至欧洲、乃至美洲妇女的穿着习惯，开创了现代服装的新潮流，塑造了20世纪妇女的新形象。
1971年元月的一个星期天，在巴黎豪华的里茨旅馆里，一个年近9旬的老妇在她的房间里静静地逝去。死讯传开后，巴黎轰动了，人们纷纷涌向里茨旅馆，涌向她居住和工作过的康蓬大街，凭吊她、追念她漫长而不平凡的一生。
她不像马尔罗（法国作家、国务活动家，曾任戴高乐政府新闻、文化部长）那样著作、也不像毕加索那样留下了价值连城的美术作品，但是，法国人却把他看作可以和马尔罗、毕加索相提并论的“天才”，因为她通过自己琳琅满目的作品——服装，创造了时髦。她改变了法国，直至欧洲乃至美洲妇女的穿着习惯，开创了现代服装的新潮流，塑造了20世纪妇女的新形象。
她就是法国服装设计大师、被誉为服装界“女皇”的可可·夏奈尔。
在夏奈尔小小的身躯里，隐藏着一颗不安份的心，一颗追求与众不同的心。夏奈尔并非出身名门望族，也没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1883年她出生在奥弗省的小镇索米尔。她可能是个私生女，父亲是个小批发商，母亲生下她不久，父亲就遗弃了母女俩，不久，母亲也弃她而去。夏奈尔成了一个孤儿，进入当地教会办的孤儿院。
夏奈尔在孤儿院呆到16岁，出落成楚楚动人的大姑娘。她耐不住孤儿院寂寞孤苦的生活，翻出院墙偷偷地跑到了离家乡较远的穆兰镇。冷清的小镇上多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有清丽、洒脱的高贵气质，却无依无靠，谋生乏术。
起初，她在镇上当歌手，给镇上的市民、驻防当地的士兵唱些民歌，但唱得蹩脚，充其量不过是个三流歌手。
后来，她转到一家缝纫用品商店当售货员。能剪会裁的夏奈尔，常常在自己的服饰上搞些别出心裁的小革新——或是在袖口镶上点花边，或是把裙子上繁复的褶皱减省几条，她成为小镇上最时髦的姑娘。
她喜欢上服装部的男孩服装专柜，给自己添些男孩子的衣物，穿上后更显得活泼而机灵。她还为自己制作一顶扁平的圆形小帽，大胆地省去了女帽上世代相袭的羽毛饰物。在穆兰小镇，夏奈尔的这些设计如同在乡间土壤上绽开了几朵散发着幽香的野花。
20世纪，夏奈尔来到巴黎，住在玛德琳娜区康蓬大街31号夹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夏奈尔的一生都在这里度过，她的事业也在这条大街上发展。夏奈尔晚年称康蓬大街是一条给她“带来运气”的街。
巴黎的一切都令这位来自小乡镇的姑娘兴奋、激动。她特别感兴趣的是巴黎妇女的穿戴装束。她打量着、琢磨着，渐渐对巴黎女性的服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她问：20世纪的法国妇女，为什么还要守着上个世纪沿袭下来的服装呢？那带着厚厚衬里的裙子多么沉重拖沓；那裹得紧紧的胸衬令人窒息，活像一副枷锁；那珠光宝气的头饰又太繁琐俗气。如此穿戴，体现不了妇女解放的时代精神。她看准了巴黎的服装业，是一个可以任她驰骋想象力、发挥才华的荒野，她完全可以当一名勇敢的拓荒者。
但是，在举目无亲的巴黎，她，一个弱女子，要开拓事业谈何容易。设备、资金都没有着落。不久，一个青年男子闯入她的生活，这是个美国人，名叫亚瑟·卡佩尔。他生性随和，不拘小节，家境富裕。
正是这个表面上漫不经心的异邦人，理解和支持夏奈尔开拓服装业的雄心。1912年，他出资帮助夏奈尔开设了一爿小店——不是服装店，而是帽子店。
她从豪华的拉菲特商店购买一批难看的、滞销的女帽，把帽上的饰物统统撤掉，改制成线条简洁明快的新式帽子。它透着新时代的气息，适应了社会生活大众化的趋势，很快被巴黎妇女所接受，人们称之为“夏奈尔帽”。
夏奈尔戴这种帽子时，总把帽子压得低低的，直到眼角，这种戴法，竟成为巴黎的风尚。
夏奈尔以帽子起家，却不满足于当个制帽商。在服装设计领域，她初试锋芒，设计出一批和巴黎妇女服饰传统风格大异其趣的服装。
她推出的新产品有：纯海军蓝的套装，纯白色的宽松的女式长袖衬衫，线条简洁流畅的紧身连衣裙，她把男式短袖衬衣的袖子加上一条宽宽的花边，使袖子延长到肘部。这些服装，今天看来是十分寻常的，但在当时和那些迭床架屋式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繁复的穿戴习惯相比，是一场了不起的革命。夏奈尔找到了一种属于她自己的设计风格，她带着这种格调清新的服装，去叩击还弥漫着贵族气的巴黎社交界。
夏奈尔在事业上刚刚起步，生活中却遇上了意外的打击。卡佩尔，她事业的支持人，她惟一对之“产生过真正爱情”的人，1919年在地中海边的“蓝色海岸”因车祸而身亡。夏奈尔悲痛万分，要不是这次事故，夏奈尔也许会和他结为终生伴侣。后来，夏奈尔的生活中也曾有过几个男子，但她都没有正式结婚，直到她死，人们还是称她“小姐”，恐怕和这次打击不无关系。
但是，卡佩尔之死并不能把夏奈尔击垮。此时的夏奈尔，已经打下了事业的基础，做好了大发展的准备，就像扬起了风帆的船只，要向大海挺进。
一位记者写道：“离开了男人的夏奈尔，完全可以独创一个‘帝国’，成为‘帝国’的‘女皇’”。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1919年到1939年的20年间，是夏奈尔事业鼎盛时期。她在康蓬大街买下了五幢房子，开设了“夏奈尔服装店”，那是巴黎最令人向往的时装店。
夏奈尔以乔赛织物为基本面料，不断推出服装佳作：有宽大的女套衫，有短短的风雨衣，有阔条法兰绒运动服，有漂亮实用的筒式礼服，卡迪甘绒衫，以及后来投入工业化生产的针织硬挺的外衣。
服装的色调，不是那艳丽的大红大绿色，而是明快的、雅致的黑色和米色。此外，夏奈尔还创造了仿宝石钮扣和大框架太阳镜。
这些服饰，整个地改变了巴黎妇女的形象，使她们显得高雅而又富有朝气，有一种现代的美感，质朴、理性，而又潇洒大方。服装评论家指出，夏奈尔使妇女获得解放和自由的程度，比之那些空头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要深广得多。
夏奈尔的服装风靡巴黎。大街上，到处可见“夏奈尔式”的妇女，她们穿着黑色或米色衣服，宽松长裤，有点男子气，还戴着“夏奈尔帽”。崇拜夏奈尔的妇女见面时总是互相打量着，想从对方身上找到点新奇之处。
夏奈尔开现代妇女服装之先河，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她说，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因为她“具有现代妇女的意识”，“我创造了时髦，是因为我懂得我们的时代”，“我不像从前的那些裁缝师傅，躲在店铺后面闷头缝制，和社会生活隔绝。我喜欢外出，我喜欢运动，我要过一种现代生活，因而我对我所穿、所戴的都有自己的兴趣和选择。”
“夏奈尔热”达到高潮，越来越多的厂商仿照她的服装样式大量生产投放市场。夏奈尔对此很兴奋，她说：“哦，最使我快乐的事莫过于我的作品被模仿。时装要是不能走向街头，还成为什么时装？”
夏奈尔的事业在扩大，她越来越富有。但是她的工作却一刻也没有懈怠过。
女作家吉罗这样描写她的工作状态：在夏奈尔看来，懒惰和懈怠是不能容忍的罪恶，就这点而言，她不像20世纪的妇女，倒像19世纪的大企业家。她对自己、对下属都是严厉的，不留情的。在她看来，她的下属，除了以她自己的名字为字号的商店外，不应该有其它的考虑、其它的利益。她简直是当代最独裁、然而也是最富有独创精神的企业家。
夏奈尔成名之后，对巴黎的文化界和社交界越来越感兴趣。她建立了一个模特儿之屋，那里集中了来自巴黎资产阶级家庭的妙龄女郎；她设立了一个文化沙龙，那里汇集着巴黎的名士，对经常光顾沙龙的青年作家，她按月发给津贴，她还出资对俄罗斯的芭蕾舞进行革新。夏奈尔成为社交场合的中心人物。
夏奈尔以其风采和魅力，把那个时代最漂亮、最风流、最富有的男子吸引到她的身边。迪米特里·波罗维茨大公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表兄，他向夏奈尔捧出一颗炽热的心，但夏奈尔没有做大公夫人；英国威斯敏斯特公爵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美男子，他给夏奈尔写了一封封的情书，遣人一次次送去贵重礼物，夏奈尔也没有接受他的爱情，她说：“世上已有三个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了，却只有一个可可·夏奈尔。”在她看来，在自己创建的服装帝国里工作，比当公爵夫人更有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夏奈尔关闭了她的服装店，结束了事业上的鼎盛时期。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六七年间，夏奈尔的好友以及昔日的恋人相继辞世，她没有老伴，没有儿女，感到孤寂。
这一时期，世界服装经历了一个大发展，设计新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夏奈尔孤傲的心上隐隐地有几分不安：难道她真的落伍了？
1953年自尊自信的夏奈尔向舆论界宣布：她要举办一个作品展览，她要重振夏奈尔服装店。
舆论界为之哗然：“她已经71岁了，还要复出？”“一个7旬老妇再度投入竞争，无异走上拳击台，把自己置于死地。”
夏奈尔在人们的纷纷议论中打回服装界。然而，今非昔比，巴黎人的口味变了，夏奈尔虽然推出了一些以粗花呢为面料的、色调明快的新款式服装，但没有获得她预想中的成功，批评界还不时对她的设计进行挑剔。
有趣的是，当巴黎人的兴趣转向大西洋彼岸时，美国人却疯狂地爱上了夏奈尔的服装。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美国评论界为她的作品喝彩，美国购物者大批涌到巴黎购买“夏奈尔装”。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和好莱坞的女影星，都以穿“夏奈尔装”为荣，全美妇女群起效仿。纽约的歌剧院根据夏奈尔的生平事迹编了一出轻歌剧。
这一切，使夏奈尔在受到巴黎冷落之后重新感到温暖，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她说：“我死去过，而在纽约的舞台上，我又复活了。”
夏奈尔活到88岁。至死，她还是美丽安详的。美国一名时装记者采访了8旬高龄的夏奈尔之后写道：“你不觉得你面对一位老人，她的风采完全把你吸引住了。”
夏奈尔去世后，安葬在日内瓦湖畔的洛桑，这位现代妇女服装园地的拓荒者，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在她的墓地里，常年放置着艳丽的鲜花。
成大事女人必具：
个性无论怎么吸引人，必须以才华陪衬，这样的女人才会真正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