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公司被迫倒闭
1月30日，《台湾新生报》率先发布了太平轮失事的消息。
1月31日，《台湾新生报》对太平轮遇难家属善后会头天下午的活动进行了报道，并发布了“中联公司传将宣告破产”的信息。
2月1日，上海《申报》、《大公报》等对太平轮大海难进行了报道。《申报》披露：“建元轮为益祥公司所属，74名船员仅2人获救。”并刊登了获救者名单。《大公报》称：“被难旅客家属交涉办理善后，中联公司曾被捣毁。”并透露，建元轮“自基隆来沪，装载煤炭、木头及2000多人，为中新纱厂总经理荣鸿元所有”。
2月2日，《大公报》第四版刊登了太平轮失事的详细报道，刊登了遇难者名单，并在社评《海上又出惨剧》中，就事故原因提出三点推断：“1.驾驶人能力；2.太平轮逾龄、救生设备不全；3.轮船超重。”
2月4日，《大公报》再次对太平轮失事原因提出批评：胜利后，轮船大量增加，船员素质低，仅持准考证就可驾船；船公司不注重救生设备，（中联公司所属的）华联轮十个救生艇九个漏水。
2月5日，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广州。
2月7日出版的《台湾新生报》总结了三个原因：首先是太平轮抄小路，走错了航线；然后是太平轮装载了600吨钢材严重超载；最后是两船相撞时船员正在喝酒。
2月10日出版的《轮机月刊》还发表评论，毫不客气地指出：“太平轮连桅杆上的信号灯也未燃点，以至成直角（与建元轮）互撞。一句话，真是太疏忽了。轮船航行时，驾驶台上应有指挥人员（指太平轮），如果他们还在执行职务，无论如何，总不致迎面来了一艘灯火通明的船都看不到。”
2月12日，《中华日报》报道，中联公司对太平轮遇难家属善后会提出的6条要求，答复了3条：登报道歉；家属每人1000万元（金圆券），以利工作；交出账簿。
针对社会上的各种议论和质疑，国民政府也不能无动于衷，交通部责成上海市航政局派出专家，进行了一番调查，得出了三条结论：一是失事原因为碰撞所致；二是责任问题因双方驾驶员均死于海难，一时无法就技术上进行查究；三是善后事宜由太平轮船东——中联公司统一办理。
中联公司是由周曹裔、龚圣治、蔡天铎、马世燧、周庆云等5位宁波籍股东合资组建的股份制企业，1944年3月23日在浙江龙泉县注册成立，1946年5月1日迁址上海四川中路549号。总经理是周曹裔，原来是个茶叶商人，曾担任过杭州巴士的董事长。刚开始，中联公司有两艘商船往返于上海、基隆之间，一艘是澳洲制造的华联轮，另一艘是加拿大制造的安联轮。1948年，这条航线客流大增，中联公司看准商机，经过谈判，以每月7000美元的代价，从太平船坞公司又租赁了太平轮，并于同年7月15日，投入航运。除了9月间，曾北航葫芦岛，一度为辽沈战场上的国军输送补给和撤运伤兵外，其余时间，全部奔波于基沪之间，沉没之前，已开行了34个班次。
太平轮曾在华泰产物保险公司和鸿福产物保险公司投保。沉船事件发生后，这两家保险公司负责人自感到赔偿不起，索性一走了之，逃离上海。因为中联投保的公司恶意潜逃，中联公司必须全部负起赔偿金额。而中联公司的其他股东也是见势不妙，逃之夭夭。公司旗下的华联轮和安联轮，也被政府扣押在高雄港，无法出售、变现。中联公司被迫倒闭。这一下，可苦了大股东、总经理周曹裔。一天晚上，300多支火把包围了周家，愤怒的遗属争先恐后冲进楼房，将屋子内的所有家具统统砸碎，还把公司的大门、办公设备、玻璃窗全部砸毁，以解心中不平之气。好在周家的人提前听到风声，躲了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公司员工也是火上浇油。员工代表周淑孝、杨元臣、孙凯之、施炳南、陈明等，联名向上海市参议会吁请：“在难属悲愤之下虽被毁物殴人受尽折磨，但均副以同情，一本忍辱负重从未有所怨言。嗣后难属百端需索，公司当局委曲求全，有求必应，致将员工薪金一再欠发……如此，公司业务停顿，收入既无，则员工眷口近万之生计将何以维持……”
可是，当时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南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南京、上海等地的国民党部队，军无斗志，各级官员都在考虑着自己的退路，谁还有心思去管什么太平轮大海难的善后事宜市参议会无计可施，只能久拖不决……
5月12日，上海战役拉开帷幕。汤恩伯集团负责守卫上海，8个军24个师20余万人，分别在上海外围和市区设立据点和阵地。一番激战之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两个兵团犹如猛虎下山，一鼓作气，将汤恩伯集团赶到了苏州河以北地区。23日夜里，解放大军发起总攻。各攻击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和宝山、吴淞。为减轻对市区建筑物的破坏，尽量不使用重武器。至27日，完全攻占上海。汤恩伯集团被歼灭15万多人，只有约5万人经吴淞口登舰逃往舟山等地。
改朝换代以后，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太平轮上的罹难者和幸存者，都作为溃逃者，再也不敢有人站出来主张合法权益，太平轮惨案审理不了了之，所有证词、文件，一大半保存在上海档案馆，成为经年往事，渐渐被世人遗忘。
叶伦明劫后余生，回到了上海鸭绿江路老家，与老父亲相依为命。他对乘船远行产生了恐惧之感，就写信到台北，向妻子倾诉思念之情，可是，所有信件都被原封退回。再后来，两岸呈敌对状态，他与妻子失去了联系，皮毛生意做不成了，好在他手巧，又肯吃苦，就靠缝被单、蚊帐、衣服等小买卖，勉强糊口。虽然生活很清贫，但因为身处社会最底层，意外地躲避了历次政治运动。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台湾女子旧事重提
春去秋来，斗转星移。2009年10月，台湾出版的《太平轮1949》一书，再次唤醒了人们对于那次大海难的记忆。
时隔60年，张典婉为什么要打捞这一陈年旧事呢
细究起来，张典婉与太平轮，既有关系，又好像关系并不是很大。
说到有关系，只是因为，在沉船一个月之前，她的继母司马秀媛就是挤上太平轮，一路颠簸来到台湾的。
司马秀媛，是一位上海富裕糖商的女儿。据说是宋朝大文人司马光的后代。1948年12月，由于战局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迅速演变，她也不得不加入到逃亡台湾的行列，拎了一个随身箱、抱着两条狗上了船。箱子里装的是一些细软：几件上好的丝绒旗袍，父亲留下的怀表，母亲赠送的几件首饰，一些绣花的桌巾，几只精致的咖啡杯，一打结婚时打造的银器……
来到台湾以后，司马秀媛入乡随俗，跟着丈夫来到偏僻的苗栗客家庄，褪去上海大小姐的光环，在荒芜的果园里从头学起：种树、剪枝、施肥、锄草、摘果实……她还主动地把身份证户籍栏改成了“台湾苗栗”，成了一位台湾地道的客家妇女、乡间农妇。
但是，有些东西可以改变，而骨子里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比如说，上海小姐的生活方式：她喜欢穿旗袍，坚持自己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时，没有现成的过滤纸，她就用白纱布代替。她把那两条宠物狗称作“太平狗”，整天形影不离；她还坚持与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组织聚会活动，一帮老太太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着《夜上海》……
太平轮挂在她的口中，成了她的口头禅。
在乡下简陋的厨房里，每当司马秀媛摆好刀叉，总会喃喃自语“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并把渡海的经过重复一遍，末尾，总是以侥幸的口吻补充一句：“太平轮沉没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
小时候，张典婉总是对继母的唠叨不理解，私下里嘀咕“不知道她为什么老是讲这个”。成人以后，2000年10月，张典婉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才猛然醒悟。
在一个上锁的书柜里，她翻出继母用布袋包着的三根金条、一张上海身份证、一份上海地契、一个老式的“一二○”照相机，还有一本记事本：记满了刚到台湾的通讯录，娟秀的字体细心记下身在上海的每位朋友的联络方式，而这些电话号码都是1949年之前的，永远也拨不通了……
是啊，“从上海到台湾，终老于客家村落，母亲在人生的下半场丝毫没有忘情上海旧事，但她却最终都没有再回去看上海一眼，从登上太平轮的那一刻起，母亲就永别了上海。”张典婉跪在继母遗像前号啕大哭，“所有的感觉瞬间都涌上来，我决定要写家族史，写客家父亲和上海母亲的故事，故事里有一艘太平轮。”
从此，张典婉的命运开始与太平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张典婉毕业于台北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今世新大学），曾是《台湾日报》的记者和台湾广播文学频道主持人。职业的敏感，使她意识到太平轮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不应该被集体遗忘。于是，她开始了艰辛的探索之旅。由于时间不饶人，五十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幸存者、知情者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硕果仅存的几个人，又云散四方，难觅踪影。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张典婉从当时的《中央日报》、《新生报》刊载大量的寻人启事着手，遍访幸存者和遗属，陆续完成了对大约一百多人的采访，这些人，有的是生还者，有的是见证人，更多的则是罹难者的后代。在此基础上，她与团队一起，摄制、完成了两集电视纪录片《寻找太平轮》，在凤凰卫视播出后，引发了观众的浓厚兴趣，并获得了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两岸新闻报道奖。
随后，她又补充、完善，创作了《太平轮一九四九》，并于2009年10月在台湾出版；2011年6月，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简体增订版，受到大陆读者的好评。长城网读书频道评论道：“当年泰坦尼克号由于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演绎得举世皆知，而太平轮和它引发的生离死别却渐渐被人遗忘。时隔60年，台湾资深媒体人张典婉，通过多年采访太平轮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结合大量珍贵历史资料和照片，写成了这部《太平轮一九四九》，向我们讲述了太平轮的生离死别，再现了父辈集体流亡的辛酸往事。本书填补了历史来不及陈述的一段空白。期望炎黄子孙记取历史教训，抛弃对抗与猜忌，朝着和解共生迈进。”
而岳麓书社编辑向敬之则认为：“她要用镜头、用文字、用散失在沿海各地档案馆的卷宗、证词、诉讼书、报道及回忆文章，打捞那艘60多年前的失事沉船，打捞渐渐遗失在人们记忆里的中国故事，让时代重新审视那一段苦痛的历史、那一千多个无辜的生命，以及那价值无法估量的风云见证。也许她无意于去评说历史的谁是谁非，也不去谴责执事者的玩忽职守，更不会嘲笑那群为了逃命而不怕冒险的死难者，而是让我们惊醒，两岸同根同脉同血缘，缘何在团圆路上，总是那般的艰难、那般的痛苦、那般的茫然和无助。”
老伤口还在流血
李浩民是谁恐怕就是研究民国史的专家，也未必说得清楚。但是，提到他的儿子李昌钰，即使是一般的读者都知道。
李浩民是个大商人，据说，在老家江苏如皋，一半的田产都是他的；而且，他还做石油等生意，用腰缠万贯来形容他的财富，似乎小看了他。在自传中，李昌钰描述说，家中常有食客上百人进进出出。太平轮失事后，母亲李王岸佛曾专门雇了一架飞机，前往出事水域上空反复搜寻，但“仅见黑色燃油漂浮水面，其他毫无漂流物或遇难乘客踪迹可寻”。
李浩民遇难，犹如大厦断了顶梁柱，声名显赫的如皋李氏随即坍塌，食客们“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李王岸佛身旁仅留下了12个孩子，4个刚成年，8个还未成年，李昌钰最小。为了张罗儿女的学费、生活费，年过半百的李王氏被迫放下身段，脱掉凌罗绸缎，换上粗布衣服，到处奔波，从太阳露头到星星满天，独自抚养儿女。在李昌钰的记忆中，为了省钱，全家兄弟姐妹都是在一张圆桌子上做功课，时间一到，一起关灯，绝不浪费一度电。从记事起，李昌钰很久都没有穿过新鞋子，后来，母亲省吃俭用，给他买了一双新鞋，小昌钰珍惜得不得了。为了保护它，上学时，他几乎是一路提着鞋子走路，到了校门口，才把鞋子穿在脚上，走进教室。高考时，他的学习好，本来考上了海洋大学，却发现中央警官学校在招生，学费全免，每个月还发津贴，而且毕业后工作有保障。为了减轻母亲的辛劳，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又报考了中央警官学校，成为该校第一批对外招生的24名学员之一。回首往事，李昌钰的内心依然充满了遗憾：“如果不是‘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就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否则，他极有可能根据爱好，成为一名银行家或经济学者。
澳门文化艺术协会会长黄似兰，已是古稀之年，但1947年底，母亲陆淑影送她上船赴台之前，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她还记得真真切切：“囡囡，冷噢！绒线裤子弗好脱！”那一年，她才7岁。
刚到台湾，黄似兰与阿姨、姨丈住在信义路一带，念东门国小，开心地等着母亲陆淑影从上海来团聚；她记忆中的母亲，曾经是青年军一员，当年的她年轻漂亮，精明能干，是东南贸易公司负责人，也是上海市议员，全家住在上海富人社区马当路。即使很忙，女儿睡觉前，她一定会弹着钢琴陪伴她入眠。黄似兰记得，身上的毛衣都是母亲亲手织的。白天她常打扮成小公主，美丽的蓬蓬裙、卷卷的长发、甜美的笑容里，都是母亲的爱心！在母亲工作的地方，大家都抢着抱她、哄她，买糖给她吃。
太平轮出事的那天，姨丈到基隆等船；下午回来后，期待中的母亲并没有出现，姨丈只说：“你妈妈的船，被风浪漂到菲律宾了。”她没说话，空气似乎结了冰霜。不久，她被带到一间庙里，去寻找母亲与继父的牌位。“好多层牌位，我们一层一层地找。”
没娘的孩子像根草。失去母亲的庇护，似乎是一夜之间，黄似兰就由小公主变成了台北灰姑娘：洗尿片、做家事、睡走廊、挨巴掌、罚下跪……
“大人们考虑到我父母留在上海的遗产，由于我才有继承权，大人们哄着骗着把我从台北弄回了大陆。我回去遗产没拿到，人又出不来……我被人歧视，被人遗忘，被人轻薄，被人打骂，被人把头按在地上磕碰，被人忽然地从梦中掀起被子打翻在地上拳脚相向。”有一幕情景，黄似兰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怀：有一次，全家正在吃饭，姨丈毫无来由，上来就是一巴掌，打得她把口中的饭喷了一地。“把饭吞回去！”姨丈恶狠狠地命令道。小似兰满眼热泪，望着地上的饭粒，连哭都不敢哭出声来。
不久，亲戚们为了争夺黄似兰母亲的遗产，决定将她接回大陆。而后，财产被别人霸占。舅舅在广东山区的火车站，谋得一个站务员工作，月薪29元人民币，就带着她与外公外婆一起迁居上任。舅舅在山区的小火车站卖票、看铁路信号灯，她则负责到江边挑水煮饭，到小山冈捡柴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