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救上船后，官兵们先赐饮红药水，后扶至该船机器间，温度高暖，遂将湿衣逐件脱下，已油腻不堪。水兵赐以干燥碎布，依次将身上油渍擦去，换以水兵衬衣裤及毛袜，指地命卧。在休息中，水兵赐以纸烟，少顷又赐饮咖啡，又顷以肉丝伴汤，痛饮四杯，乃觉腹内生热，逐渐遍及全身，半夜寒冻，从此方被驱逐，心情稍爽，长出一口气，默念此一生命或又可保全矣。
顷刻，水兵请赴浴室洗澡，赐以毛巾，引导入浴间，手足尚不能运用自如，水兵又照料扭开莲蓬水管，直浇头上，流至足下，尽情痛浴毕，水兵又照拂将身上擦干，引回机器间，身暖心静，酣入睡乡。被如此热诚搭救招待者，约二三十人。
此船一面救人，一面不断向吴淞口行进。到达吴淞前半小时，水兵唤醒各难友，告知我等脱下衣服已全部洗出，晒在甲板上，请自行认穿。心中默想，天下竟有如此热诚人，岂不怪哉！
及登甲板一望，横绳数条，满晒洗出衣服，惊愉之情，莫可言喻。将衣穿好后，觉袋中原有物件，似均无余，方考虑中，水兵面告袋中对象，均另置一桌上，请自行辨认检收。我仍将原物将原袋，图章、名片、钞票、日记本、身份证等件件俱全，未短一张名片，未短一块钱金元。至此始询知，此船为大英帝国所属之澳国军舰华尔蒙哥号，舰长为冷林顿，全体官兵文化水平极高，皆认定“人生以服务为目的，遇此救生机会，乃所以表现人生效用者”，与我国部分同胞之动辄搜人腰包，乘人之危，害人之命者相较，何啻天渊由此可知，英国以英伦三岛，能称雄于世界者，其事并非偶然也。
……与我同行大小男女十三人，除我之外，均迄无下落。
尘封的证言
绝望之中，总有人命大。
国防部参谋葛克少校是侥幸生还的太平轮遇险者之一，时年34岁，但其妻子和3个孩子全部遇难。最令葛克深恶痛绝的，就是太平轮的延时和超载，如果这两条违规行为有一条得到遏制，太平轮准点起航或体量变轻，它就不会和建元轮相撞，即使撞上了，也不至于下沉得如此之快。作为太平轮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他在1949年2月22日提交了证词：
卅八年元月奉命调赴台湾警备司令部供职，乃于元月廿四日，携眷由京来沪（计同人十三人，连眷属等共廿五人）。
廿五日，购妥中联公司太平轮客票；廿六日乃全部登轮，静候开驶。该轮挂牌原定廿七日下午二时启碇，不悉何故，竟迟至四时廿分始启碇离沪。船则约八小时后（事后始知浙江海面白节山附近）于蒙睡中，船身砰然震动，初以为搁浅，继乃得悉与另一轮船碰撞（后知为建元）。
建元被撞后，立即下沉，太平轮尚以为本身无恙，而船员及茶役等亦请旅客安心，继续行驶，经发现下舱已有浸水进入，余乃接内子及三小儿随众客挤登甲板，本欲攀登救生艇，奈人已挤满，无法插入。是时，余抱长男及次女，余妻抱幼子于怀中，并挽余之右臂，立于烟筒左侧，紧紧拥抱，精神早已慌张失措，一切只有付诸天命。
船首右部已渐下沉，转瞬间砰然一声，忽感一身冷气，知已随旋浪坠下海中，妻、儿业已失散，余连喝水数口，乃努力向上挣扎，得漂浮水面，获一木箱，乃推向灯塔方向划行，奈适退潮之际，不能随心所欲，反越漂越远，而木箱亦因离身不远，遂乃弃箱就板；后又续上二人，三人端坐板上，下半身浸于海中，乃开始漂流茫茫大海上，作生死之挣扎。落水时之恐怖，已使精神受极大打击，而天气寒冷，全身又湿透……
东方渐白，遥见一巨轮向我方驶来，乃勉力嘶喊呼救……
在另外一份材料中，他补充道：
……（我）携了妻儿登上甲板，那时下舱已有水浸入，只见两只救生艇上挤满了人，可是船上并没有一个船员把救生艇解绳入海。我们立在烟筒左侧，船向右边倾倒，不一会工夫我觉得脚下冰冷，怀里的两个孩子，与紧挽着手臂的妻与幼儿不知何时冲散了。我立即把皮鞋脱去，手枪丢掉，抓住水面上一只木箱，是时有风浪，不能随心所欲，木箱亦因进水而下沉，适有一块木板，上面坐有3个人，我即弃箱就木。这样随着海浪漂流，直到天亮7点钟才有一艘外国轮船把我们救起……
后来得知，那艘外轮是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Warramcunga）号。
在上海市档案馆的馆藏中，至今还保存着一封信，是一位名叫周侣云的交通大学肄业女生，作为太平轮海难两位生还女性之一，《轮机月刊》发表了她写给台湾父母的平安信：
亲爱的父、母亲：
此信到时，想你们定已收到电报了，关于我死而复生的消息将怎样使得你们高兴啊！
……“建元”完全沉没后，我们的船已根本无法前进了，后舱已充满了水。功哥（指她的同学叶以功）说：“我们得赶快准备。”于是抢了两件救生衣，他先自己穿好后，我们一起挤上救生小船。我不会穿，于是他给我穿好，他教我要竭力镇定，并教我下水后不要慌而乱跑，用两只脚好好地打水。他自己是会游泳的。船上的人因为慌了，大家都挤在救生船上，船主毫不管事，结果救生船并未放下水，等到船已万分倾斜的时候，救生船还尚未放下水，绳子用刀也割不动。一会儿，我们觉得脚下全是水，忽然水到半身，再忽然船就完全沉下去了。
起先，我的手还和我功哥牵在一起，但是一阵海水涌上来，大家失去知觉，我只觉得身体往下沉，水从耳边滑过，还可以听见水从耳边滑过的呼呼声音，好像身体被夹在什么东西里，水不断往嘴、鼻、耳里进入肚子，我一时想着什么都完了。但是我感觉得在海水里淹死太难受了，我觉得这样死太不值得，我宁愿死在炮火里或实验室里，我还想到你们将如何发急。奇怪得很，我淹在水里，脑筋一直很清楚，很镇静，心里一直镇定，以为不会死，简直像做梦。我心里一直在想：我真的就死了吗真的就死了吗总之，我是不死。
我忽然想起功哥教我怎样浮出海面，我真的用两脚不断好好地划水。说也奇怪，人便真的渐渐向上腾了。浮出了海面，我便想我是得救了。抓住一块木板，但是木板太轻又沉下去了；又抓了些死尸，还是不行。结果不知怎的，被冲进一个大方木块，有四五个人坐在上面哼，我抓住一个铁柄子，但是力气又用尽了，而且棉袍子浸在水里太重，无论如何爬不上去。我拼命向那几个人呼救，他们毫不理睬，一来他们的力气也用尽了，二来方木块上人坐多了，容易下沉。我叫了好久以后，才有一个人肯拉我一把，总算爬上去了。
原来这块木就是浮筒，不容易沉。这时，我才开始觉得冷，浑身打抖。直挨到翌晨七时许，才有一艘英舰来救……
下午两点钟，到了吴淞口，上了自己的船，然后到了外滩，棉袍等依旧很湿，他们把浴衣送给我了。船到码头时，看到功哥的父亲走来，他要哭了，但我有什么办法安慰他呢我们两只船上那么多人，仅卅八人获救，四个人被救上来时已经冻死了。不过，我听说一部分人被救上另一只船，开往香港去，还有些人被冲上附近的小岛去。
叶舅把我送到交大就回去了。现在我眼睛一闭上，就觉得身体漂浮在水里，渐渐往下沉，往下沉，我想一定是上天不允许我去台湾的……
上天不允许去往台湾的，还有中国人自己的东方铁达尼号。
遗憾的是，当人们走进上海市档案馆，翻阅这些证言时，它们的身上落满了灰尘，归档之后，60年来，从来就没有启封过。
阴差阳错未登船
台北地方法院的《诉讼书》悲愤地指出：
当船将沉未沉时，船员均争先抢救生圈图逃，一部分旅客纷纷挤进救生艇，然以船长、船员均已逃散，致救生艇无人放下（见生还旅客周卫蕾女士致父母函）。其余大部旅客唯有跃入海内，靠衣箱、木板等之浮力冒险求生，在茫茫大海中与波涛挣扎延至七小时之后，始得英舰自动往救，生还者亦仅三十七人，其余则全遭灭顶。
据灯塔方面记录，数百旅客在海中呼救之声，曾延续至数小时之后，造成惨绝人寰空前未有大悲剧。查出事地点距离上海不远。该公司在出事后，苟稍具责任感，于接获呼救之无线电报，若能立即派快轮赶往救援，三小时即可到达，则大部分旅客必可获救。乃该公司违背义务，置若罔闻见死不救人心毒辣，以至如此，殊堪浩叹。
而原告等竟因之或全家罹难孑然一身，或兄弟云亡痛失鹡鸰，或妻孥伤命仅存鳏夫老幼孤寡号寒哭饥，所有资产贵重财物，均漂没在汪洋大海之中，此真人间之惨事而为举世所同悲也者。
一千多个鲜活的生命，犹如遭遇倒春寒的花朵，凋谢在寒冷的舟山海域，惨绝人寰。
太平轮海难曝光后，很多人哭天喊地，因为他们的亲人上了罹难者名单；有些人破涕为笑，因为他们的亲人侥幸生还；还有不少人在不停地祷告，念叨着“南无阿弥陀佛”——
年轻时的梁肃戎，曾是一位抗日英雄。他生于辽宁省松辽平原的昌图县，并在那儿度过他的童年。那是一个蒙汉杂居的地方。广阔、富饶的科尔沁大草原，土地肥沃，风吹草低见牛羊，风景如画。
可是，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了东北大好河山。亡国之痛激发了梁肃戎强烈的爱国心，特殊的生活环境使他养成了不屈不挠、不羁不束、不惧挑战的性格。青年时代，他虽然接受的是日本的殖民教育，但梁肃戎却立志于抗日救国。19岁时，他秘密加入国民党，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1941年，他从长春法政大学毕业，又被送到日本，受训半年；回国以后，他担任了长春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这个身份，给他所从事的地下抗日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条件。
1944年，地下组织被日寇侦破，梁肃戎锒铛入狱。在狱中，他经受了酷刑的考验，宁死不屈，决不出卖同志，表现了东北硬汉的骨气，被日本判了12年徒刑，直到抗战胜利才获得自由。
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国民党长春市党部书记长及四平市党部书记长，后来，又担任辽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处长。辽沈战役，解放军获得完胜，梁肃戎化装南逃，辗转到了上海，购买了太平轮船票，准备逃往台湾。可是，不巧的是，动身之日，她的二女儿出生不久，患了肺炎，高烧不退。如果登船，船上医疗条件很差，又要经受风浪颠簸，对于婴儿来说，肯定是凶多吉少。因此，他只好忍痛割爱，退掉船票，择日另行登船。与他同行的二十多名东北籍立法委员，都不愿意丢下他一家，就决定与梁家共进退，一起退了船票。结果，这些人全部幸免于难，皆大欢喜。
与此类似的，还有台湾学者型作家郑培凯。当年，父母四处托人，想买飞机票去台湾，根本就买不到。谢天谢地，好人帮忙，才抢到了一张太平轮的船票，可是，襁褓中的郑培凯吐奶不止，母亲大伤脑筋，要是在船上颠簸两三天，儿子哪里受得了上船之前，恰好有人退机票，他们买到了，然后，就把太平轮的船票出让了，母子俩都捡了一条命。
上海盐业公司奉命迁到台湾，该公司的员工李祚芳、郑林英夫妇，一个30岁，另一个32岁；前者毕业于南京晓庄师范，后者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两个人都是正当年。因为工作太忙，他们就把女儿李梦华寄养在老家常州，请老人代为照看。登船前几天，他们给常州挂电话，请亲戚将女儿送到上海，一起赴台。可是，南下的火车趟趟客满，怎么挤也挤不上去。李祚芳、郑林英夫妇无可奈何，带着遗憾与工友们一起登上了太平轮。太平轮沉没了，夫妻俩双双遇难，3岁的李梦华捡了一条命，却成了孤儿。
孙立人是安徽庐江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西点军校。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战役，战功卓著；1942年4月，他率领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开赴缅甸，狠狠打击日寇，被国际舆论誉为“东方的隆美尔”，深受蒋介石的器重；1948年8月，蒋介石将新一军军长及长春警备司令孙立人调离东北战场，任命他为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
当时，孙立人堂妹孙敬婉已托人买到了这趟船票，前往十六铺码头时，碰巧遇到了孙立人的副官潘申庆。潘副官盛情邀请她与自己一起，搭乘军舰去台湾。她本来要婉言谢绝，但到了十六铺码头，看见黑压压的登船人群，觉得自己身为一名小姐，与众人前心贴后背地挤在一起，不太合适，这才改变了主意。她一伸手，就退掉了船票，随潘副官上了军舰，一念之间，躲过了灭顶之灾。
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为临济宗第48代传人，1995年，他获得全印度佛教大会颁发佛宝奖；2002年，又荣获“十大杰出教育事业家奖”。
1927年，星云大师生于江苏江都，俗名李国深。1940年，在南京栖霞山寺剃度出家，佛名释星云；后来，在栖霞律学院、焦山佛学院等处参研佛法；1949年，战事风云突变，一群僧侣受乐观长老号召，纷纷组成僧侣救护队，救护伤亡，为众生服务。当时大师志同道合的伙伴，也是好同学的智勇法师，发起组织600人的僧侣救护队到台湾，奔走了两个月，决定由智勇留守神州，星云则负责领导僧侣救护队赴台湾。完全没有时间知会家人，只能先去一趟栖霞山，向师父志开上人告假。一听到徒弟的志向，师父满心欢喜。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师父亲自办了一桌上堂斋为爱徒饯行，师徒二人对着一桌菜肴，却无心举箸，彼此相望默然，热泪盈眶。拜别师父，听说春节前上海最后一班轮船将要开往台湾，他连夜赶路，到了常州天宁寺禅堂，在黑暗中摇醒熟睡的僧侣，邀集志同者前往台湾。后来，他回忆说：
记得刚要来台湾的时候，正逢国共战争风云紧急，许多人举家南逃，甚至因向往台湾而离乡背井，漂洋渡海。当时太平轮数千人的死难，轰动一时，我因为时间匆促，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而幸免一劫。如果快了一时，沉没海峡的冤魂或许也有我的一份。
想到因为没有赶上的“因缘”，让我与死神擦身而过，在庆幸之余，经常觉得人生在顺、逆“因缘”之中流转不停，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我南北流亡，东西漂泊。
一些人据此广为演绎，说星云大师是在关键时刻，得到了佛祖的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