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克理决定到印度传教，但他以传教士身分申请工作许可证，却一直为东印度公司所拒绝。1793年，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他与另一位传教士汤马土（John Thomas，1806－1870）出发往印度。
威氏在印度的生活极其困苦，在加尔各答几乎饿死，儿子过身，妻子的精神也出现毛病，後来更病逝。他有一段时间得生活在丛林中，也曾在一间靛蓝工厂工作。不过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仍坚持福音使命。他一直致力翻译《圣经》，於1797年完成了孟加拉文(Bengali)的新约，并于1800年出版。他与两浸信会的传教士在（Bengali）的新约，并於1800年出版。他与两位浸信会的传教士在塞兰坡（Serampore）建立了传教基地，其中一位是马士曼（JohnMarshman，1768－1837）。不久，威氏受东印度公司所开设的威廉堡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聘用，出任教职，致力从事语文研究和翻译工作，也积极研究印度文化和生活习俗。他在1818年筹办一所专上学校兼神学院：塞兰坡学院（Serampore College），训练当地同工。
印度是一个方言甚多的国家，由於威氏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在他的督导或参与下，共有三十四种语言的《圣经》翻译出版（六本为新旧约全译本，五本为新约附部分旧约，十八本为新约，五本为福音书）。虽然不少译本被批评为翻译粗糙，但这仍是了不起的成就。他也撰述了几本文法、字典和印度古籍的英译本。
值得一提的是，与威氏同工的马士曼，他於 1799年到达印度，毕生从事《圣经》翻译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他认识了一位出生於澳门的亚美尼亚裔商人拉沙（Johannes Lassar），并从後者身上学习中文；在拉沙的帮助下，这位从未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竟然翻译了第一本改正教的中文《圣经》。新约於1811年译成，而全书则於1822年付梓，称为《马士曼译本》。
1834年6月9日，威氏病逝，享年七十二岁。他自踏足印度开始，毕生没有离开工场，合共有四十一年之久。
随着威廉克理的传教呼声与他所作的典范，加上当时英国及美国已培育出恰当的传教土壤，故向海外传教的异象得到两国教会及信徒强烈的反应。十多年间，海外传教组织纷纷成立。
英国方面，由公理宗的信徒组成的[伦敦传道会] （LondonMissionary Society）於 1795年成立，并派遣马礼逊（RobertMorrison）来华传教。此外，[苏格兰传道会] （The Scottish andGlasgow Missionary Societies）亦於1796年成立。 1799年年圣公会低教派牧师及信徒组成了[教会传道会] （The ChurchMissionary Society），这也不是圣公会的官方组织。1804年，[大英《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成立，致力将《圣经》翻译成各地方言语。1814年，[循道宗传道会]（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这是首个宗派性的差会。嗣後，有更多宗派与超宗派的差会陆续建立。
美国方面，公理宗平信徒自发组成「美国国外布道理事会。（简称[美部会]於1810年成立，这是十九世纪最大的差会。1814年，浸信宗传道会]（The 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for Foreign Missions，後称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亦成立。
欧洲方面，1815年，第一个欧洲差会成立，名为[巴色会]（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由一班在瑞土巴塞尔（又译巴色 ）受改正教影响的信义宗信徒组成，这即是日後的崇真会。
从威廉克理发出向海外传教的呼吁开始，短短二十年间，便已有十个欧美各地的差会成立，可谓蔚然成风。这些新成立的差传机构，纷纷差派传教士到各地传教，建立福音据点。
而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後，有愈来愈多超宗派的传教团体成立。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在1865年成立[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成了日後那些所谓信心差会（FaithMission）的样板典型。它们不设筹款制度，传教士也没有固定薪酬，纯粹凭信心踏入工场。日後，也有不少传教土是不经任何差会差派，带著自己的家财或自筹资助，独自前赴传教的，这些「自给自足。（self－employed）的传教士称为[信心传教士]。
由於十九世纪的英国及二十世纪继起的美国，都是头号的经济强国，工商业发达，足以支持成千上万的传教士到海外工作。加上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由非洲开始，绵延至近东、阿拉伯半岛、印度、东南亚、香港（及中国），都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及与英国有邦交的国家差会实在不愁没有可供开拓的工场。
倘若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海外传教事业的拓荒期，则从 1850到1900年，便是改正教传教运动扩展的黄金时期。
从年份来看，1807年，第一位传教士踏足中国；而在1835年，传教土首次踏足日本。由此可见，在欧美教会觉醒到海外传教的责任後，不到半个世纪，传教土便已来到最偏远的远东地区。粗略地从地理和国家上说，基督教已到达了[地极] ，虽然事实上尚有许多内陆地方和人民未闻福音。
由於欧美的政治和军事势力雄霸全球，亚洲和非洲诸国在自愿或被迫的情况下，都得向传教士大军开放，容让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福音据点。1857年，印度全面开放传道；1860年，中国被迫要全面开放传道。这年因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胁迫满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传教成了中国割让给西方的附带条件之一，中国须全面向列强开放，外国人可以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自由活动。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障下，得以自由进入内地，从事福音和慈惠工作。政治与宗教关系之密切，是很难简单地否定的。
近代传教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将基督教变成普世宗教。在十八世纪以前，基督教虽不至说是欧美白人的宗教（在近东和非洲，尚有一些小教派存在），但却与全球大多数民族无关。惟有在传教士前仆後继的努力下，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基督教才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里奠立根基，并且以一个较多元化的面貌展现於人前。倘若没有传教运动，今日基督教的境况肯定大大不同。
除了扩展基督的国度以外，传教运动对基督教的日後发展最少有两个重要的贡献。
第一个贡献是促进了普世合一运动。一方面由於传教运动是大奋兴运动的直接产物，而後者主要由平信徒带动的超宗派运动，故合一意愿较强；另方面，传教工作显示了各种棘手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是教会过去从未遇上的，故要求不同宗派的参与者通力合作，共同处理。特别在异域的传教工场中，最容易促成宗派间的合作和彼此的合一。传教运动是二十世纪基督教普合一运动的先驱和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第九课所要讲述的课题。
第二个贡献是大幅提升教会中妇女的地位。无可否认，基督教向来都有以男性为中心的倾向，传道同工和管理阶层多由男性担任，许多教会禁止妇女站上讲坛，更遑论按立妇女为牧者了。
可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十九世纪末以後，妇女传教士的人数逐渐超越了男性，并且一直维持领先的地位，直到今日。因为男性传教士大多携同家眷前赴传教工场，却有不少妇女是单身踏上传教之旅的，故连同男性传教士的妻子合计，妇女人数便较男性为多了。传教工场的人力需求紧张，无论男或女，传教士都要担任独当一面的角色，难以期望有同工可与配搭；要是某个福音据点由女传教士负责，那她自然得承担讲道与派餐的工作，不可能每周从别处调遣一位男性同工前来协助。因此，传统教会许多宗教与文化的条条框框，在传教工场上都被打破了。举例而言，英国圣公会近年才通过按立女牧师，但仍遭到不少人反对；但在中国，早於四十年代便已有圣公会女牧师被按立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由传教工场发展出来的教会，妇女地位一般都较在欧美本土教会的为高，她们实际参与教会各方面的工作，并且跻身管理和领导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