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欧洲绘画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将东方器物作为描绘的对象，即欧画中直接反映东方物品。这些物品多系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盛产，包括瓷器、丝绸、漆器、毡毯、家具、乐器等，中国产品居多，特别是中国瓷器，一直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画坛表现的热点。15—17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画品为安德雷亚·曼泰尼亚的《马哥斯僧朝拜圣婴耶稣》、乔凡尼·贝利尼的《群神宴》、奥西亚斯·贝尔特的《盛在中国碗里的草莓和樱桃等静物》、彼得·盖里茨·凡·鲁斯特拉滕的《银灯和茶具的静物》等。八角形图案或其他对称型图案缀有风格化动植物的近东或南亚地毯，从14世纪中期以后，就出现在欧洲的绘画作品中了。东方的某些文学作品传到欧洲也被视觉艺术化了，这在宗教领域特别突出。11世纪复制的《凯德蒙诗集》中一幅《挪亚方舟》插图就是根据西亚文学中的巴比伦洪水故事的描述创作的。教堂中取材于《旧约全书》的壁画比比皆是，圣马可教堂前廊中若干圆顶的一整套镶嵌画，始作于1220年左右，到13世纪末才最后完成，表现了从创世纪到摩西传“创世说”的全部场景。
在造型艺术方面，炙手可热的中国瓷器曾引导掌握了造瓷术的欧人对中国盘罐杯壶等餐饮具和高颈瓷瓶以及人物塑像的造型式样的广泛模仿，德国的迈森瓷窑、法国的尚蒂伊瓷窑和梅纳西瓷窑、英国的切尔西瓷窑均有一批从形似到神似的华瓷仿品。
在建筑艺术方面，中世纪期间，对西方影响最深的是阿拉伯建筑。阿拉伯建筑风格，如在立方体房屋上覆盖穹隆，形式多样的弓架结构、叠涩拱券，以彩色琉璃砖镶嵌和精工细镂的雕刻装饰以及高耸的尖塔等等，其源流都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西亚和南亚，特别是波斯和印度，有的甚至可以寻根至远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拉伯建筑所体现的是泛亚洲的建筑特色，它的构架、内部装饰和外形在欧洲都留下了仿造的影子。圆弓形结构被西方人称为摩尔式弓架结构而广泛袭用，尖头式弓架结构又成为西方哥特式建筑的典型特征。清真寺的圆顶式外形也被欧洲各地有意识地模仿，在法国、英国、德意志等国都有参照清真寺外形仿造的一些教堂。
另外，中国瓷在建筑业方面的应用，也将欧人的注意力由追求单一的瓷具艺术的器物美转而为复合的装饰艺术的结构美，由器物、器具的局部艺术美升华到建筑装饰和整体艺术美。中国人的瓷饰艺术将西方人引入了又一座新的艺术殿堂，它极大地丰富了欧洲建筑艺术、装饰艺术的内容，为瓷制品在欧洲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促使欧人艺术的审美观念进一步升华。
四、东方地理学在西方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作用
中世纪东方地理学研究在精确制图学方面一直领先于西方。远东的中国，“计里画方”是传统的制图方法，自从魏晋的裴秀提出“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制图六论”以后，就确立了矩形网格的科学制图学，这种网格制图法沿用到元、明时代，并不断西传，不仅为莫斯陶菲、葛兹维尼等阿拉伯学者所应用，使阿拉伯制图学走向网格化，并经由阿拉伯影响西方，而且还通过马可·波罗等人直接传播到西方，马可·波罗曾以网格制图法草绘过一张欧亚大陆轮廓图，这张图随他带回欧洲以后，新的制图方法启发了一批欧洲学者制图的新思路，不久，意大利学者马里努·萨努图在他所著的《十字军战士地理学》的附图中便采用了这种计量定位的便捷方法，与此同时，这种制图法对需要精确定位的欧洲各国实用航海图学的形成，也起了推动作用。13世纪末，在地中海已开始使用罗盘绘制航海图，罗盘的方位线与中国早已使用的针路相似，14世纪欧洲大量出现的实用航海图，是受中国网格地图、航海地图和针路的启发与推动的直接结果。
中世纪的东方，也注重描述性的地理学研究，这与东方频繁的多边和居间商业贸易、朝觐宗教圣地以及由此养成的善于旅行、远游风习有关。特别是阿拉伯人，从9世纪的苏莱曼到13世纪的雅古特，留下了大量的游记，这些描述性地理学珍贵的原始资料对西方人认识东方的区域地理、地形、地貌以及绘制世界全图仍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直到新航路开辟的时代，一些西方人还将各种游记视为绘制地图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1490年发行的马特卢斯世界地图的绘制利用过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述，坎蒂洛地图关于亚洲南部海岸的绘制也是基于阿拉伯航海图和游记提供的素材。
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大地扁平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淹没了古代业已存在的大地球形理论。5—6世纪在印度出现的大地球体说，一度支持了阿拉伯人通过翻译大量希腊著作接受古希腊的地圆学说，并将大地球形理论加以发挥，认为世界有一个“顶点”叫“艾林”，与四个方位的基点距离相等。“艾林”理论被介绍到欧洲，曾影响了新航路开辟时代的一批航海家。哥伦布正是从1410年出版的一部拉丁文著作中接受了这套理论，相信大地像一个梨子，给他下决心西行探航印度相当的理论支持。
东方的地理学研究成就也促使了欧人对东方区域地理的正确认识。直到16世纪末，西方仍然没有一幅准确的关于中国的地理概念图，奥德利乌斯于1594年所著的《地理大观》曾收录了一幅展示中国疆域轮廓及山川水系的中国地图，但掺入了许多想象成分，舛误不少。稍晚，布拉厄兄弟编著的《新地图集》中的中国地图，定位不准的错误也还相当明显。17世纪上半期，欧洲两位著名学者和地理学家马尔蒂尼和卜弥格到中国后，在对中国具体考察的同时，吸收了中国区域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借鉴了中国制图学的若干方法，分别完成了《世界新图》、《中华帝国图》、《中国新图》、《中国地图集》的绘制，这是给欧洲以正确的中国概念的地图，有的还标出了分省图以及附文对人文地理和风土人情的介绍，《中国新图》被西方学者誉称为“地理学上的里程碑”，马尔蒂尼被推崇为西方的中国地理学之父。
可以说西方在中世纪向近代转变过程中，地理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融进了许多东方人的意识和智慧、研究成果和方法。
五、东方影响下的西方药物学和医学
西方的药物学、医学和医学思想附随着希腊、罗马文化创造过古典文明的辉煌，随着中世纪文化潮汐的退落而衰萎，沿袭古代希腊和近东地区医院建于寺院周围，唯僧人以慈善之心，尽护理伤病人之责的习惯，中世纪西方医学保留在闭塞的修道院内，修道院医学兴盛于蒙特卡西诺，这里保留着一些重要的古典医学稿本，通过本尼狄克特的教徒们将医学知识传布到西欧各地修道院中。药物学知识仅限于残存书稿的零散介绍和修道院种植园内栽培的药草而已。涂圣油、祈祷、忏悔与诊治、医疗相结合，阻碍了医学科学的顺利发展。
东方医学的西传始成为欧洲医学复兴的动力。中国、印度、波斯等东方国家的传统医学通过阿拉伯这座桥梁对西方施以影响。中世纪早期，沿着丝绸之路，中国的黄连、大黄、肉桂、生姜、土茯苓、沉香、麝香等药材便先后传到了中亚，10世纪，阿拉伯著名的科学家阿维森纳的《医典》载药800多种，其中500余种产于中亚，不少药材原产于中国。这些在异地培植成功的药材，其药用性能为阿拉伯人所掌握，中国医学的医理和诊治方法也逐渐为阿拉伯人重视，并被有效地吸收和应用。《医典》中记录了48种脉象，其中35种与中国王叔和《脉经》中的论述相同。一些疾患表症的描述也与中国医书的记载吻合。因削鼻是印度一种常见的刑罚，故印度的医学长于整形外科，这一医术，也汇集到包容了希腊、波斯医学精髓和中国医学成分的阿拉伯医学中，经过阿拉伯人的临床发挥和系统整理，在融汇若干东方国家医学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阿拉伯医学体系。11世纪末，阿拉伯医学主要经由南部意大利开始明显的影响西欧。随着非洲人君士坦丁等一批阿拉伯学者、医生向意大利内腹的迁徙，大量的阿拉伯医书在蒙特卡西诺等地被译成拉丁文。如阿里·伊本·阿巴斯《皇家医学》的理论部分、《论忧郁症》、《论胃功能紊乱》等。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L. 桑代克指出：“12—13世纪西欧用拉丁文修撰的医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大量引据君士坦丁译本。”可见，西方医学最初试图在集东方医学成就的阿拉伯医学中去寻求复兴之辙。12世纪后期和13世纪后期，并称为阿拉伯医学三大翻译家的另外两位，热拉尔和萨林，又先后将阿拉伯的一些重要医著诸如宰海拉威的《医学宝鉴》、拉齐的《曼苏尔集》和《医学集成》、伊本·西那的《医典》、伊本·兹莱的《养生表》等译成拉丁文。中世纪的欧洲能够认识阿拉伯的医学，主要应归功于这三位翻译家和一位善于汇集阿拉伯医学材料的学者阿诺德。伊本·西那的《医典》被称为“医学圣经”指导西欧医学发展，享誉500年。丹尼尔这样评价善于辑录、汇编阿拉伯医学研究材料的阿诺德：“经过他笔下的阿拉伯著作，引出了几乎欧洲全部的医学文化及其成就。”
在东方国家中，中国的医学文化起步早、根基厚，系统、完备，自成体系，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新航路开辟以前，除了像马可·波罗那样长期留居中国的少数西方行商以外，欧人认识中国医学往往都是通过阿拉伯人间接完成的。其间，难免支离破碎，甚至背离“本经”。
西欧人获得系统的中草药知识和较完整的中国医学理论是与中国直接通商后到中国学得的。利玛窦在中国期间经过长期的观察认为中医医术甚佳，可惜只在日记中留下只言片语赞许，而没有周详的评述。1618年由葡萄牙来华的邓玉函曾收集考察过大量中草药并作过详实记录。稍晚来华的卜弥格编著了《医钥》、《中国医法大全》等书，详细介绍了中医诊病的切、望等法（脉学、舌诊等），灸治法，还附有经络、脏腑的版图173幅，列举中药289种。欧人对中国医学的系统了解和全面认识，并饶有兴趣地进行研究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此书先后以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出版，流传甚广。尔后，中医药和中医学的专著陆续出版。根据马堪温教授统计，17世纪西方共出版中医学通论1种、脉学医书3种、药物学书籍1种、针灸治疗5种，共计10种有关著作。欧人在中医药物学方面认识的飞跃是李时珍《本草纲目》问世以后，《本草纲目》在动植物分类学上早于西方一个半世纪，是16世纪以前中国药物学和医学的总成，同时涉及古代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1590年行刊以来，在国内翻刻30余次，欧人所知的有1596年、1609年等版本，这些翻刻版自1647年被译成拉丁文以后，又相继被译成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洞开了欧洲药物学研究者的视野，同时为世界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关东方的详实资料，达尔文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在其著作中提到和引用中国医药学和植物学方面达104处之多，直接支持了他的进化论的立论。
如果说汇集东方医学成就的阿拉伯医学成功地启动了西方中世纪医学的复兴，并完成了向近代医学的转变，那么，中国医学不仅丰富了人类的医学思想，充实了世界医学和药物学的内容，为近代欧洲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人类的植物学、动物学、博物学、分类学等近代科学以及生物进化、人类起源重大科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石。
六、东方器物、物类的西传及其影响
自上古以来，东方器物就不断地西传欧洲。15—16世纪，西欧国家出现了一批与东方联系密切的中心城市，东方的器物和各类物品主要通过馈赠、贸易、殖民掠夺等多种形式经由这些中心城市传播于西欧各国。由此形成东方的器物文化对整个西欧的辐射。葡萄牙的里斯本是西欧航海家、商人和水手云集之地，这里是东方航运的起点，与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直接通航，接受东方物品得天独厚；西班牙则通过在菲律宾建立基地的方式将东方器物远运西属美洲再辗转运往伊比利亚半岛，马德里虽不是海港城市，却因是西班牙的经济文化中心而留下很深的东方文化印迹。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先后创造了尼德兰历史上接受东方文化的辉煌，曾使德意志伟大的艺术家奥尔布雷克特·杜赖等人慕名游访。法国的巴黎、马赛，英国的伦敦，亦是东方商品的主要市场，相对而言，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之前，伦敦始终不及欧洲大陆诸城市对东方问题敏感和活跃。在德意志，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两个著名的文化中心，路德派的萨克森人最初通过香料商人们认识亚洲，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人则通过耶稣会会士和商人们保持着与亚洲的联系。由拜占庭、大马士革、雅法、贝鲁特的欧亚传统贸易通道与北到威尼斯，南到巴勒莫的所有意大利东方港口均有联系，特别是威尼斯、拉文纳、安科纳和巴勒莫与东方的接触更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东方器物文化的影响也相对大得多。
来自东方的各种物类所涉及的区域包括西亚、中亚、非洲沿岸、南亚、东南亚、东亚、大洋洲等若干国家和地区，器物和物类可大致分为四类。
（一）生活类用品
包括家具、纺织品和用品。家具有中、日、印等国木制床、桌、椅、凳、屏风、箱盒等各类漆具、竹制器具、藤制器具。纺织类用品有锦缎、塔夫绸、卷曲黑纱、宽幅白布、上浆白布、宽幅棕布、白色和棕色横帆、雨篷、华盖、床罩、毡毯、刺绣品、极乐鸟羽衣及东方鸟类羽毛制品、印度丝巾、白绞丝、生丝等，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丝绸，被称为“富有流质感的纺织品”。用品又分为奢侈用品和一般用品，前者有金银器具、精瓷、琥珀、碧玉、玛瑙、光玉髓、毛粪石、珍珠及各种珠宝玉器，后者有陶瓷器皿、角质器具、搔痒的小骨器、剃刀、小刀、匕首、梳子、棕榈叶扇、赌板、染料，树胶、松香、乌木、象牙等东方质料制作的十字架、念珠和猴牙项链等。
（二）艺术和文化类用品
主要有质料不同的各种塑像和雕塑品、中国画、印度画、镶嵌画、刺绣画、各类东方书籍、地图、棋类、中国乐器、日本乐器、东方铸币、面具、宣纸及一般植物纤维纸、墨水等。
（三）兵器及军用器具
主要有刀剑、弓弩、盔甲、铠甲、鱼皮盾、作战护手等。
（四）各类动植物及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