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疼吗？
那是一个5月的下午，几名中国防暴队的队员照常在15号查车点执行任务，此时正是学生放学时间，很多学生经过中国防暴队员的面前，都会打个招呼，或者扮个鬼脸，十分可爱，队员们也还以微笑。
前方忽然传来一阵喧哗，队员们抬头看去，原来是一个大约12岁左右的男学生与另一个7岁左右的男学生发生了争执，不知道怎么话不投机，竟然动起手来。
小男孩年纪小，个子矮，力气也小，自然不是大男孩对手，一下子就被按压在地，大男孩照着小男孩的要害部位就是几拳，还踹了一脚，小男孩疼得在地上翻来滚去，哇哇大叫。
这时，一直站在旁边的小男孩的另两名同学回过神来后，连忙上前拉起坐在地上小男孩，三个人随手在街边抄起几块砖头，三步并做两步，冲到正待扬长而去的大男孩面前，拼尽了吃奶的力量朝着大男孩砸去。
大男孩大惊失色，连忙闪避，前两块砖头险险闪过，其中一块砖头直直砸向大男孩身后的铁皮棚，只听一声巨响，铁皮棚顿时被砸出了一个碗口大的洞。大男孩吓出一身冷汗，就在一恍神的功夫，第三块砖头又迎面而至。大男孩躲闪不及，胸口重重地挨了一下，疼得他以肘护胸，可是还没等他缓过来，紧接着又被一大块石头砸个正着，大男孩双手掩面，应声倒地，捧着血流如注的脸直痛得在地上打滚，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也就算了，但后来居上的三个小男孩似乎还不解恨，一同冲上前来“痛打落水狗”，对倒在地上的大男孩拳打脚踢，一阵疯狂的围攻。
在维和规定中，防暴队本来是不该插手此类事务的，然而紧急时刻，人命关天，中国防暴队的队员们也顾不上会违反什么规定，见状纷纷冲上前去制止，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几个杀红眼的“小暴徒”根本无视旁人的到来，也无畏队员们手中装满子弹的枪，尽管他们被队员们强行制服，拉住胳膊从大男孩身边扯开，依然拼命挣扎着，连蹬再踹，试图向已无反抗之力的大男孩踢上最后几脚。
队员们对受伤的大男孩进行抢救。大男孩支撑不住了，呻吟声开始变得微弱，队员们安慰着他，他却一言不发，他咬着牙，只要仔细看，竟然可以看到他眼睛里射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凶光，看得出，他心底压抑着一股深深的恨意，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爆发出来。
对于许多海地人来说，类似的暴力行为十分普遍，然而这样一次孩子之间的斗殴却让队员们心生深深的寒意，在一个法制不健全，教育亦不健全的国度，加上战火连绵，孩子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熏陶？更令队员们不解的是，眼看就要出人命了，可是那些旁观者却各自忙碌着，完全熟视无睹，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直到队员们把人已经拉开了，才三三两两过来几个人，帮着拦了一辆车———如此而已。
大人们如此漠视生命，孩子们又会对生命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缺失了爱和感恩的社会是否还会有进步和发展，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海地下一代又会是什么样子？尽管我们还没有等待到答案，然而一切已经呼之欲出。
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哀，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不过，在队员们的讲述中，海地的孩子也不仅仅是喜好打架和心怀恶意的，更有许多的孩子，他们与世界上其他孩子一样，充满着童真、无辜和纯洁。
齐勇就一直很难忘记一个海地的孩子。
尽管他已经回国，但是每每谈起那个小女孩，他的眼里总会浮现出一种复杂的光来。有遗憾，也有心疼。
齐勇已经忘记了那一天的具体日期，只记得那个下午他正和队友们在15号点警卫，忽然发现一个小女孩冲他们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临到面前，小女孩冲他们比比划划，一脸痛苦。杨世伟定睛一看，原来小女孩的小腿上受了伤。齐勇连忙叫过队友来一起仔细查看伤口。
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女孩的腿上伤口已经烂掉了，显然由于感染过久，天气又热，才发展成这样。杨世伟取来随身携带的药品，给孩子清理伤口，上药。
清理伤口的过程非常疼，酒精碰到患处的时候，连齐勇的手都忍不住轻轻颤抖。然而女孩竟然非常乖巧，一声都没有哭喊，只是一直死死咬着嘴唇，似乎十分地信任和依赖齐勇，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好。
直到清理完伤口，齐勇又给女孩拿了些吃的，女孩才蹒跚着走开。在那之后，齐勇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他一直都记得女孩的那种求救和信任的眼神，那是一种绝望中寻求希望的光芒。
像这种小孩受伤的事情时有发生，有一次，队员杨世伟遇到两个小孩子打架，互扔石头，造成脑袋流血，杨世伟劝开他们，又给他们细细包扎好伤口，和他们每人都握了握手表示安抚，才让他们离去。
其实，这样的做法对于中国队员来说，往往也带着隐性的危险。海地为乙肝、疟疾、伤寒、登革热、艾滋病的高发地区，艾滋病毒感染率为5.6%，如果被包扎的对象自身患有艾滋，队员在包扎过程中自己不小心也划破手指，就非常有可能感染上病毒。
但是，善良的队员们在看到受伤的孩子时，都常常会忘记了该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第一时间给孩子找药，清理伤口。“看到他们受伤，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受伤一样，除了心疼，别的什么都想不到。”
一个中午，马青山正在执勤，忽然一个大约十来岁的海地小孩冲他走过来，站在他的面前。这个孩子很安静，没有像其他的孩子那样拍肚皮要吃的，也不过来缠着防暴队员。杨世伟不由得生出了一丝好奇。
忽然，孩子开始对着队员们跳起舞来，队员们惊讶地看着孩子，海地人人皆会跳舞，人人皆爱跳舞，但是此刻孩子认真的表演还是看得出，他似乎特别的卖力，无需音乐，动作也显得格外的潇洒好看。
一段舞蹈跳罢，孩子冲队员们笑笑，忽然又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来。队员们这下全都被他吸引了，只见孩子嘴唇不动，表情不停地变幻，十分滑稽可爱，不知道从身体哪个部分，竟然不断地发出惟妙惟肖的鸟鸣来，听上去声情并茂———原来，他是在向队员们表演口技。
这个小小年纪技艺惊人的孩子惹来了许多围观的群众，人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几百人之众。等到口技结束，周围也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在为孩子精彩的表演而喝彩，队员们也忍不住啧啧赞叹。
马青山走上前去，问孩子奉献了这样一场精彩的表演，是有什么事吗？孩子有些羞赧。通过翻译，他告诉马青山，他非常喜欢中国，想要学一些中国话。
看着孩子渴望的目光，马青山和队友们终于同意了。
孩子表现得几乎有些欣喜若狂，于是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几乎每天都过来。在马青山他们执勤的间隙，学一些中国话和中国歌曲，还学中国的军礼怎么敬。孩子学得十分用心，每天都有很大的进步。马青山他们也非常喜欢这个孩子，每天都给他一些吃的，和他相处得非常愉快。
在孩子学了几周中国话后，忽然有一天，他用磕磕绊绊的中国话向马青山他们说出了一句：“我想和你们回中国读书。”
队员们都很吃惊，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显然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于是他们只好暂时安抚孩子说：“你要是表现好我们就带你去！”
孩子听了这话更加开心，于是，他学习得更加刻苦用功。某个下午，他来“上课”的时候甚至带来了一袋面包。队员们都震惊了，因为他们知道，一袋面包在一个贫困的海地家庭意味着什么，而这个孩子愿意带来与他们一起分享，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和情感。
他们婉言谢绝了这袋面包，尽管没有点破什么，孩子有些失望，他似乎从队员们的欲言又止中看出了些答案。贫困中的童心是脆弱而敏感的，队员们不知道该向他如何解释，好在他也并未追问些什么。
孩子只是呆呆地抱着那袋面包站了很久。然后，忽然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转过身去，没有像往常那样用中国话跟队员们说“再见”，只是默默地走开了。
马青山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天孩子的背影，远方夕阳中，那个瘦小的黑色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仿佛包含着无数的失落和悲伤，甚至带着一种深深的绝望。
从那以后，马青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孩子。直到后来回忆起来，他还唏嘘不已：“如果他可以读上书，可以在学校里学到中国话，如果他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许我们就不会这么遗憾。”
说起海地的孩子，肖建军也有他记忆里的故事。
那是一个被夕阳染红的黄昏，肖建军和队友们在德尔玛斯大街执勤。下午5时-6时是德尔玛斯大街人流高峰时段，学校放学，工厂下班，德尔玛斯大街一时出现少有的繁荣景象。
在一个路口处，防暴队员的车遇到红灯，停了下来。这时，肖建军注意到在他们车的右前方有一位大约六岁的小男孩，他的手里拿着一块比他身体还要大的毛巾，在快速地擦着一辆紫色的尼桑的士头。
很显然，这是海地很常见的“孩子擦车族”。在海地，很多家庭实在太过穷困，孩子没钱读书，连饭都吃不起了，就让孩子们出门找些事做。能在海地开得起汽车的人基本都是生活有保障的“富人群体”，因此许多头脑灵活的孩子就选择去擦车，来换取一些钱。海地经济状况不佳，擦一台车也只收费两古德，但很多车主一般都还是不愿花这个钱，擦车生意萧条，擦车工一天下来难得擦上几台车。有时候车主不想给钱，甚至只是扔来一小块面包，当做工钱，孩子们也会欢天喜地，面包和钱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样的，只要可以充温饱就已经满足了。
肖建军那天是第一次注意到这样的小孩，其实他来到海地的时间已经四个多月了，但是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族群，似乎从来没有特别地留意过，不是因为心不在焉，而是因为他们实在太不起眼了。这帮小擦车工大都年纪太小，个头也就很矮，如果在国内是根本不允许有这样的童工出现在城市的角落的。由于他们的渺小和“神出鬼没”，所以如果你不经意看的话，根本难以发现其实遍及海地各个大小路口的他们，就像一群忙碌的蚂蚁，尽管整日为食物而奔波，却永远引不起旁人的一丝关注。
小男孩的个头实在太矮，碰到车子稍高的地方只能一跳一跳地挥舞着抹布，努力地够着高处，试图擦到每一个死角，看上去十分费力。尽管如此，他动作还是十分灵活，那块大抹布在他的小手中也似乎格外听话，有节奏地上下擦拭着，很显然，他已经非常有经验了。他一边擦拭，一边跟着向前移动的的士头车不断改变他的擦车方式。
当他擦到的士头的尾部，接近肖建军他们的车头时，还不忘和队员们打招呼，询问他们是否也需要其服务。那个一边手上不停地干活，围着车子快速转动的瘦小身躯，回头回脑的笑着的样子，在旁人看起来有一种格外心酸的滑稽。
小男孩用了不到两分钟时间，已将这台尼桑的士头擦拭完毕，路口红灯此时也恰好变为黄灯。小男孩满面笑容地走向司机的位置，他脏兮兮的小手已经伸了出来，准备向车主收取他的工钱时，让人不忍看到的一幕发生了：车主没有摇下车窗付钱，任凭小男孩在外面敲着车窗，他的眼睛甚至都没有瞟一下小男孩，脖子梗着一动不动，随着车子启动，使劲将油门一踩，狠心地将小男孩抛在了身后。
淡淡的汽车青色尾烟在小男孩的身边缓缓飘散，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立刻反应过来，抓着抹布拔腿就追，一边追还一边大喊着什么，稚嫩的童声撕心裂肺，还带着浓重的哭腔。
身边车流如织，孩子却仿佛没有感觉到丝毫危险，他瘦小的身影在无数飞驰的汽车旁边狂奔，脚下扬起隐约的灰土，如同一条滚滚长河里一朵无助的微弱浪花。
可是孩子那两条骨瘦如柴的小腿根本无法和四个轮子的汽车相抗衡，跑了一段路，小男孩终于再也跑不动了，他气喘吁吁地在路边站定，两手扶着膝盖，一脸的愤怒与不甘，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衣服已经被汗湿透了。
他的目光始终死死地盯着车子远去的影子，直到再也看不见了，他才抬起胳膊，似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拼命地，近似恶狠狠地擦拭着眼角。虽然看不清楚他的表情，可是毫无疑问，孩子哭了。
肖建军始终都记得这个孩子。他记得他滑稽的擦车姿态，记得他追车的奋力奔跑，还记得他擦拭眼泪的伤心……记得为了执行任务，车子渐渐开远的时候，自己还忍不住频频回首，看着那个孤单伫立在路边的小小身影，仿佛已经风化成石。
在后来执勤的日子里，他常常喜欢找这样的孩子来擦车———哪怕当时车子已经足够干净。他也喜欢在孩子忙碌过后，多塞给他们一些钱，看着他们雀跃着离开，每当那个时候，肖建军就会默默地问着自己：那个午后追车的孩子，他现在还好吗？
护卫高考
海地，每年七月，是高考的时间。
对于许多中国的高考考生来说，高考那几天尽管压力沉重，但是也是人生中最幸福满足的几天。
父母会在这几天给自己做最好吃的饭菜，所有的事情都有求必应，恨不得“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吓到”。出了门，公交车免费坐，万一快要迟到了，警察会开动警车送自己去考场。考试期间窗外所有的施工设备都会停止，安全措施更是不用提，到处戒备森严，就连小偷也不会在那几天去觊觎学生们的钱包———那可是人家的一辈子，做这样缺德的事是会遭报应的。总之，无论是心情、安全、还是一切措施，都是在为考生们服务的。
海地的高考却是大相径庭，尽管这也是许多学生重视的考试，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几天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不同。每天吃的是同样的食物，喝的是同样的水，只是在出门考试的时候，妈妈也许会找出家里一件相对比较像样的衣服给自己穿上。安全更是没有什么保障，武装分子不会因为高考就停止骚乱，流弹也不会因为高考就不会长了眼睛，不往考生身上飞。参加一次高考所要承受的不止是沉重的考试压力，更有精神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
由于高考期间常有多件治安案件发生，为了保证考试的正常进行，中国防暴队在首都太子港的30所学校进行了武装巡逻和定点驻守。并且根据联海团要求，中国防暴队在执行佩森威尔和夸德布格两个地区24小时武装巡逻勤务的同时，派出一个分队的警力为海地全国升学考试期间佩森威尔地区22个考点提供巡逻保卫和处突待命，以不变应万变。高考这个名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防暴队任何队员都不敢对这个重大任务掉以轻心。
7月2日的中午，队员们正在休息。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雨，一直淅淅沥沥，似焦躁又似平静，透着淡淡的凉意，若有若无。
14∶03分，“嘟，嘟———”，刺耳的紧急集合哨声猛地在营区响起。
“有情况！”所有队员从睡梦中惊醒，猛地从床上跳起来，短短地两分钟内迅速穿好防弹衣，防刺靴，集合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