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理学代表人物，曹端、薛瑄之后有吴与弼。吴与弼特别强调躬行实践，尤重在已发念头上省察克治。吴与弼的弟子有胡居仁与陈献章。胡居仁主敬之学，是朱熹学说在江西的主要继承者。陈献章江门之学，是朱熹学说向明代心学转折的关节点。
一吴与弼的自治力行
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人。青年时从杨溥学理学，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道，弃举业，专意于五经四书、诸儒语录，躬耕自力，讲学授徒。晚年被荐，招至京师，授谕德，辞未就。曾向英宗上“陈言十事”。归家后仍讲学，终老于乡。有《康斋集》，主要是他的读书札记。
吴与弼之学，着重在已发上省察克治，在哲学形上学方面所造不深。他一生“于作止语默间，孜孜求其合于道”，常于静处痛自惩创。后来的学者说他“刻画过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康斋集提要》），“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明儒学案·师说》）。他的读书札记《日录》中多处自述“梦见孔子”、“梦见朱子”，从中亦可看出他求道之急。
吴与弼之学最显著的方面，在奉行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训条严厉克治自己。吴与弼尝说：
“夜痛自检点且不暇，岂有功夫检点他人？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康斋集》卷十一）吴与弼的读书札记，大多不是对书中义理的融释发挥，而是与自己心中欲念搏斗的实录，如：
病体衰惫，家务相缠，不得专心致志于圣经贤传，中心益以鄙诈而无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暴慢而何以力于行！岁月如流，岂胜痛悼，如何如何。
数日家务相因，忧亲不置，书程间断，胸次鄙吝，甚可愧耻。吾之所以不能如圣贤，而未免动摇于区区利害之间者，查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康斋集》卷十一）
可以说，吴与弼的学问方向，就在于检点自己，在省察克治中逐渐变化气质。所以，吴与弼之学不是“上达”，而是“下学”；是修养功夫论的，不是本体论的。这里可以看出明代前期儒学的一个特点，这就是特别重视功夫论。宋代理学家多重视本体论，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朱熹、陆九渊、杨简等，皆有关于形上本体的论述，且以本体论为功夫论的根据。明代前期儒者，特别是薛瑄与吴与弼，较少在本体论上阐发，且以此为虚玄。他们认为，本体论前贤已道尽无余蕴，后来的儒者只需遵循前代儒者设定的修养路径去实行即可。躬行践履是明代前期儒者普遍奉行的方向。所以总体上说，宋代理学家多高明卓绝，体系大而内容周备，境界高而功夫切实。明代前期儒者皆规模促迫，无雍容宽余气象。虽然自律甚严，从体验之深切与践履之坚卓说亦多有可观，但理论内容上不深广，缺少知识上的学究天人，专走笃实践履一路。黄宗羲说：“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明儒学案》第109页）是从王学不守故步、勇于自创新格的立场着眼，自有其合理性。
吴与弼也有一些主张读书穷理的议论，如：“读书穷理，从事于敬恕之间，渐进于克己复礼之地。”“观《近思录》，觉得精神收敛，身心检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奋拔向前之意。”（《康斋集》卷十一）读书在朱熹是格物的方式之一，格物是为了明理。而吴与弼的读书，更多的是用以对治自己气质中的弱点。读书在吴与弼绝不像朱熹那样，是以书中的义理消去心中鄙吝，而是靠读书来静定心的憧憧往来与向外驰求。他说：
贫困中事物纷至，兼以病疮，不免时有愤躁，徐整衣冠读书，便觉意思通畅。
心是活物，涵养不熟，不免动摇。只常常安顿在书上，庶不为外物所胜。
应事后即须读书，不使此心顷刻走作。（以上见《康斋集》卷十一）
他非常向往古人读书甚乐的境界，如：“南轩读《孟子》甚乐，湛然虚明，平旦之气略无所挠，绿荫清昼，薰风徐来，而山林阒寂，天地自阔，日月自长。邵子所谓‘心静方能知白日，眼明始会识青天’，于斯可验。”（《康斋集》卷十一）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日功课：“今日所当为者，夙兴盥栉，家庙礼毕，正襟端坐，读圣贤书，收敛此心，不为外物所汩。夜倦而寝，此外非所当计。”并且作诗二句置座右以自勉：“澹如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康斋集》卷十一）
吴与弼自觉气质偏于刚忿，所以他多锻炼含容一法。他的读书札记中，警戒刚忿处甚多，如：“一事少含容，盖一事差。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务使此心湛然虚明，则应事可以无失。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不可须臾忽也。”“寄身于从容无竞之境，游心于恬淡不挠之乡，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则庶几其有进乎！”(《康斋集》卷十一）
吴与弼用功数十年，着意克治自己刚忿之病，但觉把捉操持过于严毅，反排遣不下，于是转向未发中的涵养，悟“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处之则顺畅”，故又以读书穷理为涵养，不欲速求效，渐渐能已发未发打成一片。
吴与弼一生清贫，他以张载“富贵贫贱，庸玉汝成”和孟子“动心忍性，增益其不能”之训勉励自己不以贫病为意，札记中此类记载甚多，如：
晴窗亲笔砚，心下清凉之甚，忘却一身如是之窘也。
昨晚以贫病交攻，不得专一于书，未免心中不宁。熟思之，须于此处做功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随分进学方是。不然，则有打不过处也。
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深以为幸，虽贫窭大甚，亦得随分耳。夫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枕上思家计窘甚，不堪其处，反复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盖亦别无巧法，只随分、节用、安贫而已。誓虽寒饿死，不敢易初心也，于是欣然而起。又悟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
贫困中事缠人，虽则如此，然不可不勉，一边处困，一边进学。（以上见《康斋集》卷十一）
吴与弼文集中最多的，就是这类克治己病、安贫乐道的记载。可以看出，吴与弼是一个偏于向内做克治功夫、以清直劲节为特点的学者。时人章衮说：“其《日录》为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说，以成说附己意，泛言广论者比。”（《明儒学案》第16页)《四库提要》评论他“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吴与弼刻苦自立处所在皆是，毋庸赘言，其兼采朱陆处，大概在直接于心地上做功夫，不假手于格物穷理、豁然贯通，近于陆九渊之发明本心；其以读书为变化气质之方，静时涵养，动时省察，则近于朱熹为学之方。但这些地方吴与弼皆未深论。总的说，他更倾向于朱学。
吴与弼之学虽不免拘迫浅近，理论创获甚微，但他的弟子胡居仁余干之学对朱熹学说多有发明，而陈献章则是明代学术转折的关键人物。二人皆受学于吴与弼。黄宗羲说：“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可以说道出了吴与弼的学术地位：他本人的学术虽无甚可观，但作为胡居仁余干之学和陈献章江门之学的渊源，却是明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
二胡居仁的主敬
胡居仁（1434—1484）字叔心，号敬斋，江西余干人。青年时从学吴与弼，绝意科举，筑室梅溪山中，专意著书讲学。游历江浙、福建等地，参学问道。曾应聘主白鹿洞书院。门弟子很多。主要著作有读书札记《居业录》及身后余佑收集编定的诗文集《
胡敬斋集》三卷。
吴与弼之学，专在心念上省察克治，刻刻不忘，勿使稍有走作，其学不免褊狭急迫。胡居仁与吴与弼有两点重要不同：其一，更注重心之未发的涵养；其二，注重对义理的把握。由于这两点不同，胡居仁之学重在以敬涵养心体，同时以义理沃润，诚明两进，敬义夹持。这是典型的朱学门径。他的学术规模总体上说比其师广大。
胡居仁非常赞赏朱熹的主敬穷理，以此为程朱学的基本点和入门功夫，他说：“程朱开圣学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主处。”（《居业录》卷二）在主敬穷理二者中，胡居仁更注重主敬。他认为，主敬是孔子学说的精髓，孟子的“求放心”入门处太高，使学者无下手处。遵循孔子主敬的方法，求放心自然就在其中了。敬字括尽孔孟全部功夫要领。他说：“孔子只教人去忠信笃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养。”（《居业录》卷二）胡居仁推崇周敦颐，认为周敦颐是一代大儒，但认为他“主静”的功夫路向有偏弊。主静说引导学者专意静坐，易流为异学。主静的修养方法偏于静，与孔门健动、生气淋漓的学风不同。且习静是专静气，与以义理涵泳德性不同。故他反对“静”字，易静为敬，敬即程颢的“动亦定，静亦定”。静只定得气，敬则动静兼赅。
胡居仁继承了朱熹“静时涵养，动时省察”的修养方法，认为静与动是体用关系，静是未发，是体；动是已发，是用，体用一源。他说：“静者体，动者用；静者主，动者客，故曰主静，体立而用行也。”(《居业录》卷三）他认为敬包动与静、养性与修心，敬则心不纷乱躁妄，能宰制动静。胡居仁非常注意辨别静与敬，他所认为的静是未发，即“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但虽静不废操存，敬贯乎动静。
在主敬与存理的关系上，胡居仁主张敬义夹持。他继承了程颐、朱熹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主张二者交养互发。敬贯一切时，未致知前先须存养，此存养是为了廓清心中我执我见，更好地认识事物之理。在认识事物之理后，也还需要以敬涵养，此时涵养重在以理润心，养成某种精神境界。所以主敬贯一切时：“致知之功有时，存养之功不息。”(《居业录》卷二）
此外，胡居仁认为，以义理浸润心，可以使心常愉悦。孟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正是此意。他认为，主敬是对自己的约束，但如果这种约束是在某种信念的驱使下、某种道理的说服下，就会产生心灵的愉悦。这种愉悦是道德感和美感合一的。他说：“人虽持敬，亦要义理来浸灌，方得此心悦怿，不然，只是硬持守。”（《居业录》卷二）这种愉悦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使人把道德行为作为一种享受去追求更高的境界；另一方面，由道德行为带来的高尚感、尊严感能使道德行为成为自愿的活动、审美的活动，不拘迂刻板。道德行为本身是律己的，有时甚至会产生痛苦，但它作为理性对感性的战胜，作为理智对道德行为的意义的觉解，亦会产生美感。胡居仁不同于吴与弼，吴与弼之所得，“多自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吴与弼不大讲穷理，没有穷理的集义便是“硬持守”。胡居仁则以敬恕为主导，以义理为培养，敬义夹持，比吴与弼呈现出更多优游从容、渐进于道的气象。
这里我们接触到了宋儒中程颐、朱熹学派与明代前期宗程朱者的一个不同。程朱非常重视格物穷理，把它作为提高道德境界的必经之途，故主张在下学中求上达，在事物之理上求天理，在“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上求“上下与天地同流”。道德增进同探求事物中的道理不可分。明代前期儒者更多地着眼于道德之高严：道德并非必然与知识相关，道德境界是意志锻炼的成就，必须在严酷的道德抉择、善恶斗争中培养起来。他们认为可以不经由格物致知而直接走诚意正心的途径。他们多缺少优游的气象而显得褊狭急迫。从方孝孺、曹端，尤其是吴与弼的学术面貌上可以看出这个特点。胡居仁虽也持身“严毅清苦，左绳右矩”，属修养途径上的敬畏派，但他自觉地用程朱以义理涵养德性的方法纠正吴与弼的褊狭急迫，故其所得较之乃师为广大宽余。
胡居仁的主敬，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敬的一个作用就是使心精明，所谓精明指心专主于一，避免纷杂昏乱，他说：“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则精明，二三则昏乱矣。”（《居业录》卷一）胡居仁反对静坐中观喜怒哀乐气象。他认为，既是未发，就不可观看，可体验到的皆是已发；在已发上看出未发，由已发之和推未发之中。静时只可涵养。他主张用朱熹“静时涵养，动时省察”的方法，动静皆用一敬字照临。他虽反对静坐中观未发气象，但也反对静时不着功夫，认为静时无功夫则流于佛老。涵养即静时功夫。他反对以《易传》“天下何思何虑”为借口，放弃静中功夫。他认为“内直外必方”，天下无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胡居仁之直内方外，指内以涵养性情，外以整饬体貌。他说：
容貌辞气上做功夫，便是实学。端庄整肃，严威俨恪，是敬之入头处。（以上见《居业录》卷二）
其心肃然，天理即在。（《居业录》卷三）
敬的这方面的内容也是继承了程颐、朱熹。朱熹强调道德修养必须从整肃外貌开始，一个人的外貌气质，是他内心修养的表现。同时通过整肃体貌动作，也可使内心恭敬，不敢生忽慢之心。故朱熹有“正衣冠，尊瞻视为先”之训，制定了“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
一系列规矩范式。胡居仁的敬包括端庄整齐，他认为所谓圣贤，即内怀戒慎恐惧之心，外有庄敬整肃之貌。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虽器物之微，区别精审，没齿不乱”(《明儒学案》第29页）。持敬不可谓不严。主敬是胡居仁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他自名书房曰敬斋，已经表明了他的功夫路向。他的主敬，主要吸收了程颢的“动亦定，静亦定”，朱熹的诚敬存心之说。朱熹所谓敬，内容十分丰富，其大要在敬畏、收敛、专一、随事检点、内心常惺惺、庄敬整齐等方面。胡居仁论敬，内容超出朱熹者不多，不过随自己的体验而有不同侧重和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