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世纪8>年代，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曾做过一期先秦史专号，国内先秦史名家几乎悉数撰文。专号第一篇《谈先秦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乃先生所撰。先生云，先秦史研究有三条战线：考古工作者站在第一条战线，古器物和古文字学者站在第二条战线，历史学者则是站在第三条战线。史学工作者必须关注第一条战线和第二条战线，才能取得成绩。先生此文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反响很大，《新华文摘》曾予转载。先生不仅如是倡导，而且身体力行。以下为我亲历之数事。
1984年秋之某日，《光明日报》头版报道称，陕西凤翔发现之秦公一号墓将于近日开棺揭椁。先生放下报纸，随即命人去买火车票，带我等学生数人赶赴西安，次日清晨乘汽车直奔凤翔考古工地。秦公一号墓发掘队队长韩伟先生特许我等进入大墓墓底考察。大墓深度约当于七层楼房。南北墓道之总长达一二百米，为加快发掘进度，墓道只清出几十米，因而斜坡很陡，加之运土车辆反复碾压，坡面又硬又滑，难以行走。我等年轻人也只能小心扶着墓道侧壁，慢慢下行。先生年届古稀，无法随往，便站在墓口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并不断向考古队专家询问。次日，听说凤翔附近发现一批魏晋墓葬，大家决定前去考察，考虑到地点较远，故劝先生在招待所休息，但先生执意与我等同行。我等在田野中往复数小时，回到住地，人人筋疲力尽，而先生依然兴致勃勃。
1987年秋，我陪先生到浙江新昌开会，适逢良渚文化反山、瑶山遗址刚刚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牟永抗先生带去几本照片，在小范围内介绍。会后，先生便带我等前往杭州，到考古所库房参观出土玉器，先生每天戴着手套，手持放大镜，仔细观察每件文物，前后达一周之久，似不知疲倦。我对玉器发生兴趣，正是肇端于此。
1988年，我陪先生到西安开会，闻说三门峡新近发现几座虢国大墓，会后，先生即赶赴洛阳。当地文物部门决定用吉普车送我们去工地。不料，出发时下雨，因路途较远，主人较为犹豫，但先生坚持要去，主人只得应允。我们用整整一天参观大墓发掘现场以及库房文物，深感欣喜。顺便提及，先生看文物非常仔细，口问笔记。
有时没有带纸笔，回到住所后，必定详细追记。先生常云，脑子最靠不住，时间一长就忘，或者弄错，故一定要及时记录。
行文当简洁明快
先生行文简洁，文字凝练而不晦涩，反对枝蔓其辞，言之无物。先生尝言，援庵先生激赏顾亭林的《日知录》、钱竹汀的《十驾斋养新录》，除钦佩其史学卓识外，亦仰慕其惜字如金之文风。顾、钱为文，每每仅几百字一篇，然字字皆实，无虚文浮词。援庵先生不甚喜欢做文学者所写史书，如欧阳修《新唐书》，因其过于讲究辞藻，虚言较多。故援庵先生批改学生作业，非常注意文句之简洁，某生之论文，在一句中出现三个“的”字，援庵先生即在旁批注道：“此处有两个“的”即可。并圈去其中一“的”字。奉生师所言，令我耳目一新，奉为学术旨趣。及至后来看到启功先生书写之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衡。”而知朴实无华乃是援庵先生树立之门风，既涉及文风，亦是做人本色，道理很深。先生修改我等论文，对文句是否简洁、畅达，十分注重，凡有字句芜杂、颠倒重复之处，必加删芟。我细读先生批改之处，发现文句确实碍塞不通，从此，我在修改文章之时，必先暗读一过，对文句做，减法”，凡赘字衍句，务必扫荡殆尽。近年，居然有教授说我所写文字比较，干净”，少有废话，令我欣慰，此为先生教育之结果。
文章不怕放
我上硕士一年级时写成一篇论文，当时年轻，以为有了新见理应尽快发表，以免被别人抢了先，便投给某杂志。编辑看后，允诺刊用。于是我请先生审阅，原以为几天之后即可取回，不料先生收下后不再提及此事，我心生纳闷，又不便催促。大约过了半年，先生才将拙作交我。先生云：，文章写好后，不要急着发表，要放一段时间，想想立论是否稳妥，史料可有缺漏，此时尚有修改之余地。
若是发表后方才发现错误，就会追悔莫及，所以，文章不要怕放。先生又云，援庵先生对此非常强调，常对学生言：
“文章要多置时日。”文章须三四次改易，我作文章至少七八次易稿。”文章要精炼，不要有废词，要做到一字不可增，一字不可减。
其后我多次替先生誊抄文稿，发现稿纸之样式多很老旧，纸色泛黄，可知存放之时间已相当久。印象最深者，乃是一篇考证《史记·六国年表》之文章，稿纸下缘遭受鼠啮，已成圆弧形，底排某些文字已经不存，至少已存放十几年。可知先生乃是秉承援庵先生之学风！先生所云，乃是学术箴言。如今学风浮躁，我等更应铭记在心，恪守终身。
三，耳提面命
如今大学博士论文之选题，大率有两种情况，一是导师命题，二是学生自选。我属于前者，由奉生师指定，研究主题为《周礼》成书年代问题。
《周礼》一书，治术与学术兼包，对中国政治与学术皆有重要影响，然其成书于何时，学界聚讼两千余年，言人人殊，迄无定谳。研究西周史、春秋史、战国史之学者均从自身之立场出发，从中征引史料，因而此书或用于证明西周史，或用于证明东周史殊为奇怪。若说《周礼》乃西周作品，则断断不可作为战国史料引用；反之，若是成书于战国，岂能用来证明西周制度？先生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及此事，故而希望我就此做系统之研究。
记得我上中学时，曾在无锡崇安寺古旧书店见过线装之《周礼》，翻开一看，满目生僻字，岂是我之学力能及，连忙放回插架，但亦从此引发对《周礼》之好奇心。“文化大革命”甫过，我在无锡古旧书店见到缩印本孙诒让《周礼正义》，两大册，售价仅两元，随即买下。可惜此书小字密行，几不能容针，只可查检，无法阅读，遂又作罢。千万意料之外，因先生命题，我居然与此书结下终生之缘。
接受选题后，内心惶恐无似：此书我从未通读过，如今不仅要诒让乃清代经学殿军，所撰《周礼正义》乃《周礼》研究之集大成者，尤当先读。而此书彼时尚无标点本印行，图书馆虽有藏本，但不能勾画标记于其上，甚觉郁闷。岂知天如人愿，不久，我随先生前往浙江开会，经过绍兴时，我无意中在古旧书店发现一部四部备要本《周礼正义》，全二十八册，令人难以置信者，标价仅为十元，可谓天佑神助！我购下此书，同行之师友无不艳羡。我之博士论文出版时，先生在序言中还提及此事，称我在绍兴见此书后，，狂喜，急购归，从此寝馈其中”，诚非虚言。
因我所得《周礼正义》无标点，故每日功课便是逐页点读，无从偷懒。我根基很浅，读此皇皇巨著，深感力不从心，但已无退路，唯有迎难而上。由于文献古奥，又是点读，故需高度凝聚脑力，稍一走神，则不知所云，唯有返回重来。每日午餐后，头脑如有铁箍，无法放松，难以入睡。等起床号响起，两目惺忪，昏昏沉沉，只得用冷水浸面，刺激神经，以便下午继续攻读。这一工作绵延四五月之久，艰辛之极。期间，先生对我关心备至，时时询问进展情况，并多次对我说，若宿舍内晚上喧闹，可以到他书房看书。
先生云，《周礼》成书年代研究，自来有两途：一是研究其官制体系之年代特点；二是研究其治国思想之年代特点；两者均有可取之处，可择善而从。我最初倾向于前者，拟仿照郭沫若《<周官>质疑》之法。郭氏选取《周礼》中与金文不合之十九项，逐一考证，最后判断其成书年代。我计划将此法推广到《周礼》所有职官(总数约三百六十)，以求在覆盖全书之基础上提出新说。先生表示同附录五《亡尤室问学偶记意。于是，我从天官冢宰入手，逐一收集材料，但很快发现，此书许多职官不见于先秦文献、铜器铭文，无从考证。当时，刘雨、张亚初先生撰《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将《周礼》职官与金文对比，而知仅四分之一职官可证于金文。换言之，有近四分之三之职官于金文无证。事实证明，既有之思路需要调整，遂决定从分析此书之思想构成及其时代特点来推断其成书年代。经过反复思考，大体形成如下之论证思路：
1；《周礼》作者之建国思想由儒、法、阴阳五行三家构成；
2；儒、法融合始于荀子，阴阳、五行融合始于邹衍，四者同时出现于一书始于《吕氏春秋》，故《周礼》成书年代不得早于战国晚期，此为其成书年代之上限；
3；《吕氏春秋》为杂家，虽四家之说见于一书，但尚未融为一体，杂凑痕迹明显。《周礼》之三家思想已融为一炉，其精致之程度非该书可比，其成书年代当更晚；
4；汉初，随着大一统王朝出现，诸家思想走向融合，与《周礼》所见大体相符。鉴于《周礼》中不见文景时盛行之黄老思想，故其成书年代之下限当在文景之前。
5；《周礼》乃理想国蓝图，但其中确有利用先秦材料者。譬之今有陕西老农利用若干捡来之秦砖汉瓦、两周木料，建成一畜厩，其中虽有旧材料，但其建筑风格与年代只能归诸当代。本文重点，乃是确定《周礼》成书年代，而非具体职官之来历。
先生对我提交之论文新大纲表示赞同。由于思路改变，耗去时间不少。校方规定，三年之内必须完成论文答辩。为争取时间，我每写出一章，即送先生批阅，自己接着往下写。新一章写完后再与先生手中之前一章交换。每次交换，先生都会详细谈该章存在之问题，有些问题相当重要，如我主要依据孙诒让《周礼正义》立说，先生认为有失偏颇，因为贾公彦《周礼疏》乃唐人《九经疏》之最优者，学者早有定论，故论文必须顾及。先生之点拨，使我得以避免某些重大疏漏。接着，我先根据先生意见修改前一章，然后再写更下一章。如此往复，直至初稿全部完成。记忆犹新者1988年12月31日，我如期完成全稿，交先生总审。
先生批阅论文相当仔细，无论是论点阐发、史料征引，还是文句修饰，都严格把关。若论述太烦琐，先生会大段删除，或者干脆将这一部分稿纸裁去，而将修改的文字写于另纸，然后粘贴在一起。有时粘贴之稿纸太长，先生便将长出之部分向上折叠。故论文送去时，稿纸很整齐，取回时已是长短不齐，其中浸透先生心血。
论文之关键引文，先生往往会查检原书，并且发现一些错误，甚至有将篇名写错者。那是写作时自以为记忆确切，未去核对，一经先生指出，惭愧无似！如此不仅避免了某些，硬伤”，亦使我日后更加谨慎。当时，计算机尚未普及，论文字数再多也完全靠手抄，抄得多了，字迹就潦草，以致难以辨认，凡遇此类情况，先生并不直接批评我，而是在草字旁边写出正楷。先生之一丝不苟，令我惭愧无似，此后，我抄写文稿，字数再多，亦能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在我撰写论文期间，先生每每与我谈及外校寄给他评审之博士论文，好在何处，差在哪里，一一分析，让我少走弯路。先生对论文之要求非常严格，或近乎苛刻，某校有一博士论文请先生评阅，先生提出七条批评意见，认为尚未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建议暂时不组织答辩。先生曾将这些意见一一说与我听。先生之认真，乃是出于学术良心，并无恶意，而对方导师却不领会，此后之论文评阅便不再邀请先生，先生亦不介意。另有一事，予我印象极深，某日，我到先生处有事，先生举起案头一本书对我说：
“你的论文若写成这样，我就不让你答辩！”我接过书一看，作者是一位颇负盛名之学界名流！我当时内心之戒惧，读者当不难想见，故不敢稍有懈怠之心。
1989年春，我之博士论文即将提交答辩。当时校方之论文审查程序非常严格，评阅专家必须在十五至二十位之间，因而本学科之重要专家几无遗漏。一个月后，评阅意见全部寄回，均同意答辩，随后拟定答辩委员会名单。先生认为，论文答辩旨在听取专家意见，故要尽可能邀请与论文主题关系最密切之专家。记得有人建议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某著名学者担任答辩委员，先生当即拒绝：“这位先生参加论文答辩会，从来不提意见，只说好话，请他来答辩，意义何在1”最后拟定杨向奎、张政烺、李学勤、刘家和、郑昌淦、牟钟鉴、李民七位先生为答辩委员，杨向奎先生为主席。答辩委员会中，有三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之著名学者，即使是历史所博士论文答辩，他们亦很少同时出场。由于先生之力，三位先生同时前来，使答辩会大为增色。答辩申请书送到系里时，时任系学位委员会主席的何兹全先生在批复栏中写道：，答辩委员会阵容强大。”
1989年4月4日上午，论文答辩会如期在校内专家楼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郑昌淦先生首先发言，说《周礼》很重要，亦很难研究，如今看到此篇论文，非常欣喜，希望日后有更多青年后进来研究《周礼》！答辩委员会主席杨向奎先生是研究先秦礼学之名家，对《周礼》用力尤深，出于对后学之提携，对我鼓励有加，其他答辩委员亦复如此，答辩全票通过。当时博士生数量较少，故每当有人通过论文答辩，《师大周报》均予报道，报道稿一般由系里提供。我的答辩通过后，先生很是兴奋，亲笔撰写答辩报道稿，送交《师大周报》发表，这使我非常感动，深感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