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留珠
中国悠久丰富连绵不断的历史，对世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中国历史上，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两汉，及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的唐代，因其国力强盛，影响巨大，尤其令国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被赞誉为“汉唐雄风”，称颂曰“汉唐气象”。唯此，汉唐历史较之中国其他时期的历史，更具有特殊的魅力。
汉唐历史的魅力，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辉煌的文化成就
汉唐时期，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均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是汉唐历史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令人神往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文化成就的许多领域都处于当时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从而使汉、唐成为其所处时代最耀眼的文明中心。试看如下事例：
西汉时广泛使用的铁犁壁，较欧洲要早1000多年。
西汉已经出现了金属组织相当良好的高碳钢和锻铁制作的兵器，以及彻底柔化处理的铁素体基体的黑心可锻铸铁，而欧洲直到18世纪才使用这种技术。
《淮南子》、《汉书？五行志》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比欧洲要早900多年。
东汉冶炼已经使用水排——即水力鼓风炉，而这种技术西方在12世纪才开始应用。
两汉算学最优秀的成果《九章算术》，在数学史上首次记载了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印度人到了7世纪以后，欧洲人到了16世纪以后，才开始有较明确的负数概念。
唐一行和尚所发现的恒星位移现象，比英国天文学家提出的恒星自行观点早将近1000年；他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也较外国人早近一个世纪。
从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代星图（约公元940年前后），绘有1350多颗星，而西方在1608年发明望远镜之前的星图最多只有1022颗星。
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首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比欧洲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早800多年。书中所载用白锡、银箔、水银合成银膏作为牙科补充剂，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汞合金补牙的记录，先西方1000多年。
药王孙思邈有关脚气病治疗和预防的论述，亦较欧洲早1000多年。
这里，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实例，那就是上海博物馆珍藏的一面西汉铜镜，当一束光线照到镜面，反射后投到墙面的光亮区，竟将镜背面铸的“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及花纹也都透在亮区之中，清晰可见，显现了当时物理学和冶金铸造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
上述之外，最能反映汉唐文化成就领先水平的，当然莫过于纸、雕版印刷和火药的发明了。纸最早出现于西汉，这不仅有文献记载，而且已为20世纪多次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东汉蔡伦进一步改造造纸技术，生产出物美价廉的“蔡侯纸”，使纸的使用更加普及，并形成一套相对定型的造纸工艺。目前关于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尽管尚有争议，但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雕版印刷物为唐代作品却毋庸置疑。唐文宗大和年间（公元827—835年），四川及江淮一带民间已有板印的日历在市场上出售，这表明唐后期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火药（指黑色火药）问世于唐末，是人们在炼制丹药时无意配制出来的。唐初孙思邈《丹经内伏硫磺法》一书所记的硫磺伏火法，实际就是早期的火药配方。中唐的炼丹书《真元妙道要略》明确记载，以硝石、雄黄（三硫化二砷）、硫磺和蜜相合点燃，会引发强烈的火焰。这被公认为第一个原初火药配方单。自唐末到宋初，这种能引起火焰的药方，从术士之手传到兵器家之手，并被应用于实践，而“火药”的名字亦被广泛认知。显而易见，纸、雕版印刷和火药，是汉唐时期的重大发明，其对世界文明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自不待言。
城市的繁荣与交通的发达，是汉唐文化成就的又一重要方面。西汉京都长安，规模超过古罗马城三倍以上，常住人口文献记载为24万，学者据考古资料推测认为不少于50万。“其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途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廛里端直，甍宇齐平。”（萧统编：《文选》卷二《西京赋》，长沙，岳麓书社，2002。）东汉京师洛阳，同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其内则含德、章台，天禄、宣明，温饬、迎春，寿安、永宁。”（《文选》卷三《东京赋》。）唐都长安规模更为宏大，面积达84平方公里，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城划分作108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其常住人口，当如唐诗所言“长安城中百万家”，不低于100万。现今的法国首都巴黎，英国首都伦敦，那时还只是一些小镇。汉唐的交通，陆路均以首都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延伸，四通八达；水路除内河航运外，海运亦占重要的地位。
文学与史学，是汉唐众多精神文化成果中最具代表性者。赋和乐府诗，为两汉文学的主要方面。后者系官设乐府采集的各地民歌，其语言朴实，形象鲜明，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民众呼声，是汉文学中的瑰宝。唐之文学空前繁荣，尤以诗歌最光彩夺目。仅清人所编《全唐诗》，即收录了2300多位诗人的48900多首诗作。其他如古文运动及传奇、变文等，也都在古代文学史上谱写了重要的篇章。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开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东汉班固的《汉书》，则是纪传体断代史的鼻祖。自唐开始设立史馆，以后官修正史成为一种制度沿袭下来。在二十四史中，唐代修撰者即多达八部。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之所以高度发达，为世所仅有，汉唐史学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良好的国家管理体制
汉唐时期的国家管理，相对良好，故而不断出现所谓的“治世”、“升平”、“中兴”等。如两汉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际，号次升平”；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这也是汉唐历史之所以具有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家知道，“汉承秦制”。汉帝国基本继承了秦代所确立的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为主要内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并有所调整与完善。而这一国家管理体制，基本上与以小农为主体的古代社会相适应，能够较为有效地保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繁荣。西汉初，社会残破，经济凋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但经过汉政权五六十年的运作治理，当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汉书？食货志》称：“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一史实雄辩表明，当时政治体制下的国家管理，是卓有成效的。唐时，国家管理体制又有重要的发展变化：即中央政府由汉时的三公九卿制演变为新的三省六部制。这种新体制满足了两方面的需要：一是强化皇权的需要，二是封建国家日益细密繁忙的政务需要。它较为彻底地改变了旧体制下宫官府官不分的弊端，使中央官府的科层结构更加明晰，大大增强了政府职能。历史证明，唐实行的三省六部制，与我国封建时代后期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所以此制为唐以后历代所沿用，垂千余年而弗改。
综观汉唐管理体制下的吏治，是颇值得称道的。所谓“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汉书》卷九〇《酷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并非全是溢美之辞。当时官吏任职流动的速率很大。如西汉丞相平均任期为4.55年，与现代任期制常见的4—5年基本相同。东汉的三公，平均任期只有2.43年，变动速度更快。现代一些发达国家，有意识通过各种方式造成公职人员的频繁流动，以求提高人员的素质，增加公务员队伍的活力，使行政机构保持良好的办事效率。其实，我国早在汉唐时期，便有了这方面的实践。再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汉唐各级官府工作速度极快。据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一则居延汉简材料（74.E.P.F22：162—165）可知，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五月二日光武帝下诏大赦，八月初远离国都洛阳数千里的边郡居延地区便已按照规定把有关事务处理完毕，并具文呈报朝廷。这样的速度，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快的。何况当时东汉尚未完全实现统一，仍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这里还需要特别说一下作为汉唐国家管理体制重要内容之一的人才选拔制度的问题。因为任何一种体制，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的操作运用，方可发挥其功能。所以关于人员的选用，就不能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汉唐人才的选用虽然是多渠道的，但其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并具有进步性的途径，当为汉之察举和唐之科举。从根本上讲，察举与科举，都是分科选拔人才的制度。但前者的关键在考察后的举荐，而后者的关键在考试，即“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毋庸讳言，察举制和科举制，在实行过程中，都存在许多弊病，有的还相当严重。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两种制度，汉唐统治者选拔了相当可观的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对于巩固和发展帝国的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进取开放的时代风貌汉唐
时期，人们普遍具有的进取开放精神风貌，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也是汉唐历史魅力之所在。西汉的开国之君刘邦年轻时在咸阳看见秦始皇后，即当场大发感慨：“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有是君必有是民。翻开两汉的史册，诸如“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汉书》卷六四上《主父偃传》；《后汉书》卷二七《赵典列传》、卷三四《梁统列传》、卷六六《陈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一类大言大志的记录，几乎随处可见。两汉涌现的一批立功边疆异域的志士仁人，他们的行为亦典型展现了时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如张骞的“凿空”西域，班超、班勇父子经营西域等，皆其适例。
唐时则进一步将此进取性具体化为一种积极入世的参与精神。不少人怀纵横之志，以将相自许；一些人则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日为苍生忙，忘己爱苍生。特别当国家危难之际，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每每又同爱国献身精神相结合，呈现出舍身报国的威武雄壮场面。唐人的不少诗句都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形，如李白：“安得倚长剑，跨海斩长鲸”，“过言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杜甫：“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刘长卿：“报恩看铁剑，衔命出金闺”，“赴敌甘负戈，论兵勇投笔”；李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等等。此辈的行为和精神风貌，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显现出该时代历史独特的魅力。
汉和唐均有博大包容的气度，体现了一种开放的胸怀。当时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路，与亚非众多国家乃至欧洲建立了联系，促进了汉唐王朝同世界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唐代还大量接纳各国留学生，允许外来宗教的传播，更显泱泱大国风范。特别是在对外关系及民族关系的处理上，汉唐都相当的宽容。汉武帝有一个大臣金日，是匈奴人，武帝临终，还托孤于他，足见信任。唐代大臣中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士，极其常见。如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中，仅突厥族就达100多人。不少外国留学生仕于长安，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唐太宗甚至公开表示，对于夷狄，“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正是如此博大包容的开放气度，方使唐社会“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3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汉唐时代的开放精神，在妇女身上体现得极为突出。汉世女子少节烈观，婚外性关系普遍；寡妇再嫁及男子娶再嫁之妇都是极平常的事，乃至贵为皇帝、太子亦不讳忌。唐代女子更是开放自由。所谓“女笄上车，夫人不保其贞污”（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别令狐拾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洪迈：《容斋三笔》卷六《白公夜闻歌者》，北京，中华书局，2005。）。尤其政治上，妇女参政之事屡屡出现，并最终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从而创中国女权之最。
四、俊杰辈出，英才荟萃
汉唐时期，杰出人物辈出，形成一种英才荟萃的局面。这同样是该时期历史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从来也不否认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尤其那些掌权的杰出人物，更是如此。考察汉唐，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居最高统治地位的“明君”和居宰辅地位的“贤臣”比较多。这里，不妨以西汉为例来看看具体的情况。西汉王朝共12位最高统治者（含吕后），自高帝至宣帝，连续八代基本上都可算是明君。其明君数量之多，当政时间之长，在历史上均属罕见。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西汉共有45人担任过丞相（大司徒），其中50%以上的人，史传所载事略都颇有政绩，可称作贤臣。其贤臣比例之高，也是少见的。唐代的情况与西汉类似。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玄宗等，应该说都属明君之列。即或是安史之乱以后，唐国势日渐衰微之时，也曾出现号称“中兴”的宪宗以及颇有作为的武宗。唐实行多相制，宰相数量甚多，其中虽不乏平庸乃至奸佞之辈，但贤相、名相还是占有相当的比例。像房玄龄、杜如晦、马周、姚崇、宋璟等，都是其代表性人物。前三位对于著名的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后两位则是开元盛世的柱石之臣。唐后期亦出现有一代中兴名相裴度。上述这种明君贤臣的领导格局，令汉唐政治相对较为清明，经济政策相对较为符合实际，文化政策相对较为宽松，不封闭，不闭塞，从而给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促其能出现一种大繁荣、大昌盛的局面。
汉唐时期，除了皇帝、宰执层次较多杰出人物外，其他方面的杰出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可谓之群星璀璨。因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列举。
从时间上看，汉唐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今天，我们追忆这段极富魅力的历史，并不是要发古之幽思，而是要为现实及未来寻找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坐标，激发我们的历史辉煌感，获得前进动力。在炎黄子孙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上，“重振汉唐雄风”这个令中华民族倍感鼓舞的口号，应该说是合宜的，但它绝不是要再现一个历史上的汉唐，而是超越汉唐，更上一个新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