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騷》的推崇，實際是對以李白為代表的魏晋唐詩楚騷精神的承認，這是崇尚唐詩的江湖詩人的內在詩學精神，與以江西詩派為代表的宋詩精神實有較大差異。當然，林希逸畢竟生活在南宋詩壇江西詩風籠罩的文學傳統中，加上江湖詩人對江西詩法也並非截然排斥，所以他也尊崇杜甫，將李白、杜甫共同推尊為詩歌最高典範。在將李杜推為唐宋詩學最高典範這一點上，林希逸與嚴羽是一致的。這與江西詩學獨尊杜甫的觀點有別。他也喜歡以李杜比擬有成就的詩人：“正字方先生諱翥，字次雲，老艾之友也。真千載豪杰之士，其詩雄放如太白，法度如子美。向有集本，今其家微甚，此本不存。莆人無有記其一聯者，獨後村時相與諷詠之，今取古律絕句錄而傳之，庶使同志友朋知有前輩風度。”［28］在宋詩中則是將陸游、楊萬里比為李杜，作為學習的典範，他說：“前此我朝諸大家數，律之精莫如半山，有楊、劉所不及；古之奧莫如宛陵，有蘇、黃所不及。中興而後，放翁、誠齋兩致意焉。然楊主于興，近李；陸主于雅，近杜。吁！詩于李、杜，聖矣乎！神矣乎！北山趨慕遠而抱負大，吟詠之適，古比律為多，骨氣見于豐，意態寓于約，不肯寄人籬下，操縱自如，譬之老禪不縛律，譬之粹學不逾矩，造之必愈深，積之必愈富，則楊、陸心印，捨我誰屬哉？”［29］“江西詩之冀北也，派家行而誠齋出。後村評中興家數，以放翁比少陵，誠齋比太白，而文公昔嘗病之。豈以其變化如浮雲，激射如飛流，有非繩墨規矩所可限者？然非病誠齋也，病學誠齋者也。”［30］這種對楚騷精神的的推尊，說明林希逸是站在真正的詩人立場來談詩學，與一般理學家從講學傳道的立場來論詩有很大的區別，說明到林希逸的時代，艾軒學派已基本逸出理學範圍而與宋代一般文士之學——如蘇學——無甚差別了。而林希逸對莊學和佛學的公開吸取也脫離理學家反佛的基本學術立場，其以儒解莊，也可以看作是調和儒、道、釋，在這一點上，他比劉克莊這樣的宋代正統文士都走得遠了，以致劉克莊都認為他近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希逸不僅推尊楚騷，對《莊子》也從詩性精神的角度加以發掘，認為莊子的內在神韻和汪洋恣肆的氣勢風格給予了詩人營養。林希逸高度評價莊子文章的文學價值，他說：“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31］“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32］這裏他已把莊子放到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流的地位，看到莊子和蘇軾在文學上的淵源，的確是很有見識。林希逸評價前輩的詩以莊騷李杜比擬：“乃若其詩，則或長或短，可興可觀，是謂學問之鼓吹也。其飄灑即謫仙，其渾重即子美，得遺音于風雅，寄逸思于莊騷，雖元白郊島亦當北面，餘子何數焉。”［33］以莊騷並稱，深得中國詩學的另一精神傳統。李杜所代表的詩學精神，就是中國詩學的風雅和莊騷這兩個傳統，林希逸同時注意到了這兩點，眼光是深刻的。
（二）以禪喻詩，重在悟入
林希逸的《莊子口義》雖然主要是以儒解莊，但實際上佛學的印記也很深，說明林希逸對禪學也很熟悉。在為僧人的詩集作序時，他認為自己以儒家子學禪，與悟上人作詩都非正途：“悟上人，吾鄉儒家子，習氣未忘，酷好詩而喜為文，向為偃溪徑山掌記，謁余西省，嘗以數語贈之。今南歸，寓朋山，所作愈富，又寄以二編，名曰《枯崖》，且援信無言例以求序，曰：信為佛日記室僧，小暇，不入園鋤菜，即下田使牛，有集曰《園夫》，持示徐師川，師川序之，易名《奇葩》。余曰：皮毛剝落，葉盡歸根，是為汝宗本色，貫花散花皆病也。師川此名毋乃病之乎？使悟而遇師川，必曰枯者芽矣。余因自思，少亦喜吟，老無所入，乃獨誦玩味，心珠證道諸歌，人多閱。保寧雪竇諸老頌古，亦時有此作，或者正以逃禪譏之。然則余以書生而喜古尊宿言句，悟以衲子而弄窮秀才生活，恐彼此皆病也。”［34］但若細細品味，分明作者對禪宗的義理、思維方式和語言是津津樂道、非常嫺熟的。林希逸也喜歡引用或模仿禪宗語錄來論詩：“介石向在南山，余嘗一見之，道貌粹然，出語有味，為其鄉人也愛之，為其名輩也敬之。寂久矣，侍者景恢乃以此錄遠求著語，余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橫說竪說，如水漉月，師既如此供通，如此漏逗，我又如何分雪。雖然，師嘗七見浙翁，末後舉黃龍三關因緣，遂得關南一拳打夫鼻孔，有許忉有許作，略生平受用不盡。又欲分付後人，究竟正為誰底，介石耶，浙翁耶，黃龍耶。昔人有云，一字三寫，寫焉烏成馬，何況又有上碑石者，又有下注脚者，莫將黑豆自換眼晴，則木馬嘶風，泥牛入海去也。”［35］其中引用了许多禅宗典故。他也喜歡以禪喻詩，如：“我老學禪無長進，相逢却講少陵宗。”［36］“白醉吟翁頗似痴，當仁一見却無疑。……海山此趣誰能會，也是禪關也是詩。”［37］
“也是禪關也是詩”，學禪貴在悟，學詩亦然。由此，林希逸論詩講禪悟，尤重頓悟，他說：“後山嘗曰：‘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余則曰：學詩如學禪，小悟必小得。仙要積功，禪有頓教。譬之捲簾見道，滅教明心，是所謂一超直入者。固有八十行脚如趙州，白髮再來如五祖，而善財童子，臨濟少年，樓閣一見，虎鬚一捋，直與諸祖齊肩，是豈可以齒論哉？”［38］他還說：“文亦難工矣，雖從前大家數亦未嘗不磨以歲月而後得之，自韓退之有如是者有年之說，至老泉乃曰：‘其始也駭然以驚，其久也豁然以明，及其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製，試出而書之，再三讀之，然後渾渾乎覺其來之易也。此非沉潜之深，悟入之奧，無緣有此語。雖然，不如是而已也。’老泉此書方以請于歐公，故其言有不容盡者。若退之所謂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斯一轉又有黃芽化雲之妙，非傳心得髓者未易知也。”［39］這與嚴羽持論類似，說明宋末江湖詩論非空穴來風，而是有其文化氛圍和思想來源的。包恢作為心學傳人，論詩已講悟，而林希逸則以莊禪思想來論詩，則與嚴羽更近。宋末陸學之後人，艾軒學派之傳人，這些傾向心學的學人與江湖詩人的詩學思想已十分接近。
（三）《擊壤》風雅，超越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