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认为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他们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宫廷中有，卿大夫、贵族之家有，民间也应有。他们主要从事讲说讽诵，自然也承担搜集、剪裁、艺术加工的工作。以往讲赋的形成只立足于一些抽象概念的论证上，或只归于行人。行人辞令自然是文赋的上源之一（不是唯一的），但由行人辞令而转变为赋，由一种应用文字而转变为一种文学形式，瞍矇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师旷》书中所收，非必师旷所作，很多恐怕是战国时瞍矇所收集，有些就是他们创作或改编的。此后以赋诵为职能的瞍矇将师旷看作他们的代表人物或始祖，因而将其书托名为“师旷”。卢文晖先生所辑，仅为文献中说明出于《师旷》或以师旷为人物者。恐怕书中也有不以师旷为故事中人物的篇章，只是今日已无法判断，难以从有关文献中辑出。这类作品，在刘向所辑《说苑》中有不少。比如《善说》篇的《雍门子周论以琴悲》不但语言整饬，而且善于描写，声情并茂，其文字之美，不亚于《七发》。《说苑》虽为刘向所编，但多依此前所流传之旧籍重编，同以上各篇比较，可以视为先秦时代所传，即使个别文字有所改易，但基本结构、情节、主要段落应不失其旧。这个雍门子周我以为也是瞍矇类以音乐和讲诵为职业的人。《国语·楚语下》“周而不淑”，韦注：“周，审也。”“周言弃德”一句韦注同。又《小学蒐佚》：“周览历视，周遍览观也。”则“周”有审视和遍览之义。瞽盲瞍矇等艺人之名，多取自于目的名称，如左丘明、左史倚相等。“子周”是字，字与名也往往有相关、相反的关系。由其字及其弹琴为职能这两点，可知为瞍矇类盲人。总之瞍矇在赋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五
俗赋除了具有一般赋的共同特征之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具有故事性，二是风格诙谐。除了瞍矇之外，先秦时代的俳优对赋的发展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也是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未能注意到的。
俳优在赋的发展上的贡献，主要在俗赋的收集、整理、改编、传播上。由敦煌发现的《晏子赋》和汉简《田章》片断看，有关晏子的故事和俗赋是产生得很早的。《晏子春秋》一书，收入《诸子集成》中，《新编诸子集成》也列入，其实是不妥当的。它实际上是一部传说故事集，也有些俗赋类的东西。《晏子春秋》所收，有些来自晏婴以后至战国时的文献如《左氏春秋》《墨子》《孟子》《庄子》等书，有些来自有关晏婴的民间传说。其中有的篇章以“晏子之时”开头，显然为追述的语气。还有些是有关其他人的传说，而附会到晏婴身上去。如《杂上》的《晏子饮景公酒》，实由《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所载陈公子完与齐桓公饮酒的故事而来。另外，也还有编者未收入的有关晏子的传说在民间流传，更可见关于晏子的故事并非一人所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居延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枚汉代木简，其中可辨认的文字是：
也，外不在诸侯。不则贪也。晏子慨然而太息，其心甚忧，笑而应之曰：“固也，夫齐与鲁，连竟（境）同土，齐不有鲁，恐为之下，往世不”［26］
上下有缺文。看其文字，应与《晏子春秋》中所收文字同类，但不见于《晏子春秋》一书，则《晏子春秋》中未收入而流传在民间的这类传说故事尚有。
《晏子春秋》一书的编订者，是战国中期的齐人淳于髡。从《孟子》《战国策》《史记》等书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淳于髡的思想与晏婴一致。《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其谏说，慕晏子之为人”，又与晏子一样皆为临淄一带人，是同乡［27］，又 “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完世家》），有搜集整理有关晏婴文献与传说资料的条件。同时《史记·滑稽列传》载其“长不满七尺”（按1周尺相当于今231厘米），同晏子“长不满六尺”相似，也都以身矮而闻于世，因而从心理上也有一种认同感［28］。淳于髡虽然也算稷下学士（《史记·田完世家》载齐威王所喜“文学游说之士”中有淳于髡，《说苑·尊贤》称之为“博士淳于髡”），但其“滑稽多辩”，齐威王、宣王实际上都将其以倡优蓄之。他也用这种身份，在逗笑性质的言辞中，婉转谏说，因而即使未被采纳，也不至获罪，同楚优孟、秦优旃以及西汉时东方朔的情形相似。《晏子春秋》的篇章或为对话体，或以问对的形式引起议论，从文赋的结构方式上说，前者为“《七发》式”，后者为“《子虚》《上林》式”。而其中不少篇章又句子齐整，多排比，尤多四言，语言口语化，复述不避重，风格又诙谐，带有民间文学的特色。虽然不押韵，也不是完全整齐的四言句，但从结构、风格来看，《晏子春秋》已具备俗赋的多种特征。如《谏上》的《景公不恤天灾》《景公从畋》，《谏下》的《景公猎逢蛇虎》，《问上》的《景公问忠臣之事君》《景公问忠臣之行》，《杂上》的《景公惭刖跪之辱》《景公夜从晏子饮》，《外篇上》的《景公至自田》《齐有彗星》《景公有疾》，《外篇下》的《仲尼见景公欲封之》《景公问天下极大极细》等。有的实际上是同一故事的不同传本，情节、内容、意旨与书中他篇相同，唯文字或人名或个别细节稍有差异。据吴则虞先生《晏子春秋集释》所附《晏子春秋重言重意篇目表》统计，《晏子春秋》各篇中，有48篇另有异本，其中有3篇以上歧异传本者就有10篇，而与《景公坐路寝》篇重言重意的篇目达4篇，计本篇在内，传本达5篇之多。由此可见，关于晏子的故事，讲述人很多，因而形成多种传本，淳于髡将其收集起来，未作剔除整理，并为一书。“春秋”一词本来就是历史书或讲历史故事的底本的意思，后人看《晏子春秋》为子书，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从讲诵文学的角度去研究《晏子春秋》，可能更适合一些。当然，我们通过《晏子春秋》可以更多地了解晏子的思想与行事，了解春秋末及战国时人们对他的看法，看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者的愿望。因为它收录有不少关于晏婴的史料和传说，并且也主要是以晏婴的时代为背景的。上举《晏子春秋》中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也被刘向编于《说苑》之中。刘向《说苑序奏》中言其“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复令以类相从”，则其中所收，不一定来自《晏子春秋》，也可能有另外的传本，即刘向在《说苑序奏》中提到的“民间书”。
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晏子春秋》中的一些不同传本有逐步使语言趋于齐整的倾向，反映出了其文学作品由一般的故事向俗赋发展的轨迹。如《景公坐路寝》收入《外篇上》，应该是产生时间较迟或编者认为不够雅训者，而其中四言排比句式就比较多，而见于《谏下》的《景公登路台望国而叹》，见于《问上》的《景公问莒鲁孰先亡》，见于《问下》的《晋叔向问齐国若何》及同样见于《外篇上》的《景公问后世孰将践有齐国》，基本上是由同一传说所衍生，却是一般散文的风格。同样，见于《外篇上》的《景公有疾》排比句多，且多四言句，而收入《谏上》的《景公病久不愈》虽为前者的异本，行文却比较随意。这里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瞍矇等赋诵艺人在其传播故事的过程中，不断对它们进行加工，除了在内容、思想方面根据时代、环境会稍有变化之外，从形式上说，就是语言越来越整齐、合于口诵的节奏，使之具有更好的听觉效果。下面摘录《景公有疾》篇“对曰”以下一段文字：
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
其中的“若”为提起语，“是以”为连接语。这些词在诵读中稍有停顿，不影响给听者的四字节奏的感觉。在稍作收束之后接着说：
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纵，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
“其”字以下领起18个四言句。接着两个排比句：
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
然后作以收束。下面一段晏子的对话中，同样是连续的四言句：
山林之木，衡候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
除末尾的收束句之外，26个四言句中，夹有两个对偶句。这在汉代的文赋中，也应属句子整饬的一类。
《晏子春秋》中有的篇章在结构、构思上大部分同《师旷》中的《太子晋》《炳烛》《天下有五墨墨》结构相似。有的同《五指之隐》相似。如《景公猎逢蛇虎》：
景公出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归，召晏子而问之曰：“今日寡人出猎，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殆所谓不祥也？”晏子对曰：“国有三不祥，是不与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谓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见虎，虎之室也；下泽见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见之，曷为不祥也？”
《谏上》的《晏公所爱马暴死》和《外篇》的《景公好弋》，其结构与此相似。其中所列举的一、二、三条的议对方式也是民间文学的一种模式，或者说是当时瞍矇、倡优敷演故事与俗赋的一种模式。
《晏子春秋》中还有的篇章同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相似。如《外篇·景公问天下有极大极细》：
景公问晏子曰：“天下有极大乎？”晏子对曰：“有。北溟有鹏，足游云，背凌苍天，尾偃天间，跃啄北海，颈尾咳（阂）于天地，然而漻漻乎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极细者乎？”晏子对曰：“有。东海有虫，巢于蚊睫，再乳再飞，而蚊不为惊。臣婴不知其名，而东海渔者命曰焦冥。”
以往有的学者以为《大言赋》《小言赋》浅薄鄙俚，不似宋玉之作，算是说中了一部分事实。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云：
《大言》《小言》，枚皋滑稽之流耳。
可谓独具只眼。宋玉的这两篇赋实受当时流行的俗赋的影响。可见文人创作俗赋及俗赋的以“赋”命名是始于宋玉的。淳于髡是稷下学士，也是文人，但他的成绩主要在收集与传播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出宋玉的思想作风与文风同屈原不同。俗赋流行于倡优瞍矇及民间艺人中，同文人之作无论在构思上还是语言上都有一定距离。但文人作品常由民间文学形式中汲取营养，以达到艺术上的创新，这已是古代文学创作的规律之一。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晏子春秋》中的某些篇章同敦煌《晏子赋》之间的关系。《晏子赋》中还包含了《晏子春秋·杂下》的《晏子使楚》一篇的内容，也证明了这一点。《晏子赋》同先秦所传《晏子春秋》有关篇间有源流关系，这个事实不仅对研究俗赋的发展史，而且对研究整个讲诵文学、口传文学都有很大的意义。近人罗焌《诸子学述》第一章云：
《晏子春秋》一书，所载行事及谏诤之言，大抵淳于髡、优孟、优旃之流，故当时称不为天下之辩士。……清儒子马骕著《绎史》，多采《晏子春秋》，则谓其“以谑对谑；于《谏景公饮酒七日七夜章》，则评曰‘谈言解纷，滑稽之所以雄也’。……今以诸子十家衡之，当属俳优小说一流（俳优即古之稗官）。非晏子为小说家也，辑是书者小说家数也”［29］。
真是精辟之论！可惜七十多年以来，无人注意。淳于髡是先秦时代卓越的小说、故事、俗赋的作者与编者，在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
关于赋同俳优的关系，冯沅君曾提出过很有价值的看法。冯沅君有《古优解》与《汉赋与古优》两文，提出：“汉赋乃是‘优语’的支流，经过天才作家发扬光大过的支流。”［30］任二北《优语录》在录自《史记·滑稽列传》的楚优孟谏庄王条下，引《汉书·扬雄传》“雄以为同者，将以风之……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然后按云：“赋出于俳词，此条可证。”［31］明确说赋出于俳词。任先生虽未详作论证，但所提出看法也是灼见真知，可惜也未引起很多学者的注意，唯曹明纲《赋学概论》一书提及之［32］。关于任氏的观点，我要补充的是：从赋的发展来说，俳优主要在俗赋的形成与发展上起了推动的作用，是俗赋的搜集、润色、创作与传播者。如果说到文赋，则起于行人辞令与议对，而瞍朦在其收集、润饰、传播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先秦时的俳优同瞽史、瞍矇一样，是专业的文艺人才，是专业的故事、小说、辞赋的传播者、收集者、改编者与创作者。春秋时代，各国宫廷中就有俳优侏儒，主要用来娱乐君王、贵族，接待宾客。《国语·晋语》中的优施和《左传》中提到的优狡，《史记·滑稽列传》中提到的优孟、优旃、淳于髡，《史记·孔子世家》中提到夹谷之会上齐国的优倡侏儒皆是，中原各国及齐、鲁、秦、楚皆有之。战国之时不仅宫廷中有，一些贵族和大官僚之家也养有俳优。故《韩非子·难三》云：“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孟尝君也“倡优侏儒处俞”（《说苑·善说》）。《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列“杂赋”名目，有些显然是民间口诵文学的题材，则当时民间也应有以诵说故事、俗赋为职业的瞍矇盲瞽，且这支队伍人数不少。以前学术界认为先秦时代没有专业作家，是不确切的。
瞽史讲述历史故事，产生了中国的“荷马史诗”《左氏春秋》；瞍矇讲诵古代嘉言善语和通俗故事，推动了俗赋和文赋戏剧的形成；俳优善于利用诙谐的故事和表演劝谏或愉悦人君，促进了俗赋与小说戏剧的发展。《师旷》和《晏子春秋》便是分别包含了瞍矇与俳优讲诵作品的文献，刘向《说苑》中也有不少作品是他们收集和传播下来的。
过去追溯赋的起源问题，或据一些概念加以推衍，或只从楚辞入手论述之，皆未能揭示出赋真正孕育、形成、发展的过程。其实文赋孕育形成过程同骚赋并不完全一样，俗赋的形成与发展更是另辟蹊径，论辞赋之起源，尚不能完全解释文赋、俗赋形成的原因与过程。今加论述，也算是揭示出作为先秦纯文学体裁之一的赋的真正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使我们对先秦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由以上的考述可知，先秦时代，骚赋、文赋、诗体赋、俗赋都已产生，也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作，并且形成了传播、讲诵、改编文赋、俗赋的队伍。先秦时代赋的作者不仅仅是屈原、宋玉、唐勒、景瑳、庄辛，还有两支虽不算庞大，但代代相传、人数众多的队伍，即瞍矇与俳优，他们共同造就了先秦赋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