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
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
官僚之暇，于是乎临之；
四时之隙，于是乎成之。
句内对偶、句与句之间排比者，共八句。因全为对偶、排比句，所以其下引《诗经·大雅·灵台》八句，显得十分协调。然后对此层意思总括一句”夫为台榭，将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匮之也“以收束上文。最后照应开头小引部分，就以上两段总结一句：”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卒章显其志，结尾十分有力。
将全篇结构列表表示，则为：
开头（述客主以首引）第一段对比层一对比层二
第二段
领起
排比6句
收束
领起
四言6句：排比4句，小结2句（讲代价之大）
讲效果之差4句，与上比较
收束
领起
排比8句
引诗8句
收束
结尾（卒章显其志）
全文结构严谨，语言讲究骈联而流畅有气势，与后代之赋不相上下，而简洁深刻则过之。
《国语·楚语》中，如《楚语上》的《申叔时论教》《蔡声子论楚材晋用》《范无宇论城三国》，《楚语下》的《观射父论绝天地通》《蓝尹亹论修德》《王孙圉论楚宝》等，大体皆如此。《王孙圉论楚宝》一篇，其中排比文字更似莫敖子华《对楚威王》。《楚语下》的《观射父论祀》一篇，用昭王与观射父对话的形式，昭王每一问话，都引起观射父一篇议论，文字整饬，又多排比句，从结构形式和语言风格言之，与枚乘《七发》相近。
姚鼐《古文辞类纂·辞赋类》所录先秦辞赋，除《楚辞》中的作品之外，全属议对。将文赋的源头只定在行人辞令上，显然是片面的。而刘师培还只论及行人赋诗，未及辞令；章学诚则是泛及诸子中各种文体。今之学者论文赋的渊源，也大体不出以上两种范围。由此也可以看出以往在赋起源问题研究上的肤浅与陈陈相因。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语》所记全为春秋时人的言语或行事，传说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所编。难道文赋的滥觞始于春秋之时，我们将赋的源头一直要向上延伸到春秋时代吗？我们说，从汉语的语法、词汇的特征和中国美学思想的传统说，可以追溯至春秋时代甚至更早，但这只是就赋在结构和语言上的要素而言，而赋的形成期，我们只上溯至战国中期。《国语》中的很多精彩铺陈，我以为是左丘明及他以后的瞽史和宫廷中以讲诵为职能的瞍矇收集加工传下来的。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礼记·春官·大师》郑玄注引郑司农云：”无目眹谓之瞽，有目眹而无见谓之矇，有目无眸子谓之瞍。“ 眹即目缝，无眹指上下黏合无缝隙。《说文》”瞍“字下段玉裁关于瞽、瞍、矇之义有所辨析，今不具引，总之全为盲人。盲人听力好，记忆力好，故先秦时多从事音乐与讲诵之事。我以为瞽史、瞍矇收集的这些材料代代相传，在讲诵中自然会有所修改润饰，使语言更为生动、有表现力。所以，虽是编成于春秋末年之书，其中也杂有战国时的词语、地名。这就是《左氏春秋》和《国语》二书虽集结、编成于春秋末年，但有的学者也根据其中某些文字确定其最后编订于战国之时的原因。《国语》中这些文字的形成同瞽史瞍矇有很大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国语》中一些篇章的定型也在战国之时。
四
本文第一部分论汉代赋之范本，未提到俗赋。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期以前，论赋者尚不知有俗赋存在。自敦煌佚书中发现唐代的《晏子赋》《燕子赋》《韩朋赋》，这类作品才显现于世。因其带有一定的故事性，用对话体，语言通俗，一般为整齐的四言句，押大体相近的韵，风格诙谐，而篇题标明为”赋“，故学者们或称之为”小品赋“，或称为”白话赋“，或称为”民间赋“，后称之为俗赋。最初人们以为这只是唐代民间所流传。1935年，容肇祖发表《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提到”汉宣帝时（前93-前49）王褒的《僮约》，便是类似这种体裁“［16］。其后又先后有学者提到曹植的《鹞雀赋》、左思的《白发赋》等亦属俗赋。这样，唐代以前俗赋的存在线索便约略可见。也有人提到王褒的《青须髯奴辞》和束皙的《饼赋》，但这两篇缺乏情节性，也不是用对话体，同典型的俗赋有一定差距。另外，《僮约》等尚不名为”赋“，可靠的源头只追溯到三国时代曹植的《鹞雀赋》。1993年，在东海县尹湾6号西汉晚期的墓中发现了一批简牍，其中有一篇《神乌傅（赋）》。全赋六百馀字，对话体，语言口语化，基本上为四言，大部分句子押韵，与敦煌发现的《燕子赋》相类，也是用了拟人的手法，将寓言故事用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俗赋产生的时代便正式追溯至西汉末期。
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敦煌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了一批散残木简，其中一枚残简上所记，正为韩朋的故事。《敦煌汉简》对该简的释文如下：
书，而召榦傰问之。榦傰对曰：”臣取妇二日三夜，去之来游，三年不归，妇［17］
裘锡圭先生释“榦傰”为“韩朋”［18］。简上所存虽不足三十字，但可以看出其情节与在莫高窟所发现的《韩朋赋》相合，而且，也是四言句，对话的形式。《韩朋赋》说韩朋婚后出游，“期去三年，六秋不归”，“其妻念之，内自发心，忽自执笔，逐（遂）自造书”。“韩朋得书，意感心悲，不食三日，亦不觉饥。韩朋意欲还家，事无因缘。怀书不谨，遗失殿前，宋王得之，甚爱其言。”简文开头的“书”字，即指“怀书不谨”的“书”，在简文中，相当于赋中“宋王得之”的那个“之”。看来，虽然文字、情节上有所变化，但基本内容一致，形式也完全一样。马湾出土汉简中的纪年简，最早的是宣帝本始三年（前71），最晚的是新莽始建国地皇三年（22）。由此可以断定，西汉中期至晚期，确实已有俗赋存在。容肇祖先生的推断完全被证实。
地下出土新的材料，揭示出完全被掩埋、忘却的历史，是学者们求之不得的意外收获，十分难得。但是，对材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即使地下出土了有意义的材料，但如果未能被认识，就同没有发现它一样。就如数字卦，宋代在湖北孝感出土的一件周初铜器铭文之末就有，但人们一直未能认识；1950年在殷墟出土的一个骨片上，1956年在长安发现的两件卜骨上也都有，但学者们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到1978年在周原又出土了有这类怪字的甲骨，才引起学者们的讨论，张政烺先生第一个指出它是数字卦，从而在对《周易》的认识上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对俗赋的认识与此相似。英国人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中获得一枚木简，1931年，张凤编《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发表了此简，裘锡圭先生的释文如下：
“……尉君子？”田章对曰：“臣闻之，天之高万万九千里，地之广亦与之等。风发溪谷，雨起江海，震［19］……”
这同《晏子赋》中的内容十分相似。下面摘录《晏子赋》中的文字以作比较：
王乃问晏子曰：“汝知天地之纲纪，阴阳之本姓（性），何者为公？何者为母？……风从何处出？雨从何处来？……天地相去几千万里？何者是君子？何者是小人？”晏子对王曰：“九九八十一，天地之纲纪；八九七十二，阴阳之本性。……风出高山，雨出江海……天地相去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富贵是君子，贫者是小人……”
容肇祖指出，田章的故事见于敦煌写本句道兴《搜神记》，其故事中有从晏子故事演变而成的内容，“田章”可能就是见于《晏子春秋》的“弦张”的讹传，《晏子赋》与田章简中的情节，应从一个故事模型而出［20］。应该注意的是，《晏子赋》中上引那段文字（包括省去部分），是以“纪”、“母”、“右”、“里”、“来”、“起”、“里”、“子”、“海”为韵，这是汉代以前的古韵。看来，《晏子赋》与田章的故事（或曰《田章赋》）并行流传，它们的母题，产生于西汉以前。
上面提到的西汉时代的两篇故事赋，都是以先秦时的人物为题材的。这引起我们对先秦时代的俗赋的思考与探索。
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载师旷的几篇言论，多句子整饬，讲究对偶、排比，同莫敖子华《对楚威王》一样，具有赋的特征。如《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载“师旷论卫侯”，其开头：“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 ：‘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第一句说明事件，第二句提出问题，十分简洁。“对曰”以下，是师旷之语。第一句是：“或者其君实甚。”与晋侯观点相反，但用了“或者”一词，显得不针锋相对，而有一定弹性。其议论中的排比语如：
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
民奉其君，奉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
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
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
下面一段文字皆两句为一对：
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大体相对的句组如：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
一篇三百来字的东西，有这么多排比句，又用“述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则视之为赋体滥觞，学者们恐不会有多大意见。还有一篇《天下有五墨墨》，其开头云：
晋平公闲居，师旷侍。平公曰：“子生无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师旷对曰 ：“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与一焉。”平公曰：“何谓也？”
以下“师旷曰”，即全文主体部分，分为五段，语言整饬，多排比句，又多为四言，论述也甚精彩。然后说：“国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以收束上文。接着说：“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国家哉？”照应开头，总结全文，意味深长。
根据对以上两篇的分析，联系本文上一部分所论《国语》中的几篇看，先秦时的赋诵文学的发展，同瞍矇的艺术活动有很大的关系，瞍矇赋诵的活动推动了行人辞令和议对向赋的转变。
下面着重谈谈瞍矇同俗赋的关系。
《逸周书》中有一篇《太子晋》，吕思勉《经子解题》言其“颇类小说家言”，胡念贻《〈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一文认为其属于小说［21］，卢文晖辑入《师旷——古本小说辑佚》之中［22］。其实，把它看作先秦时的俗赋，更为恰当。因为它并没有什么动人的情节，其精彩处就在师旷与太子晋的对话上。开头说：“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三穷，逡巡而退”，归告公，劝公归还所取周声就、复与之田，若不，恐如此聪慧的太子“及有天下，将以为诛”。师旷不信，愿“往与之言”。下面说：
师旷见太子，称曰：“吾闻王子之语高于泰山。夜寝不寐，昼居不安。不远长道，而求一言。”
由此引起对话，也均以四字句为主，并且大多押韵［2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篇语言的两个特点：一通俗，二诙谐。如“师旷见太子，称曰”，“王子应之曰”，“师旷告善，又称曰”，“王子应之曰”等，不似先秦诸子、史传的据上下文省略有关成分以求简洁，在当时应属口语。其诙谐如：
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很有些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所以谢墉的《校定逸周书序》中说：“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一文认为《太子晋》是“文赋的同一类型”［24］，刘光明《〈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则断定“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战国时的民间赋”［25］。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这实际上是一篇先秦时代的俗赋。伏俊琏的《俗赋研究》就将它纳入先秦俗赋之中，是正确的。卢文晖辑入《师旷》中的还有两篇，也应是俗赋。一篇是见之于《说苑·建本》的《炳烛》（卢文晖题《师旷论学》），篇幅稍短，而双方相互对话，稍有点情节，语言也较诙谐，伏俊琏即确定其为俗赋。
《说苑·正谏》还有一篇《五指之隐》，全文如下：
晋平公好乐，多其赋敛，不治城郭，曰：“敢有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见门大夫曰：“臣闻主君好乐，故以乐见。”门大夫入言曰 ：“晋人咎犯也，欲以乐见。”平公曰：“内之。”止坐殿上，则出钟、磬、竽、瑟。坐有顷，平公曰：“客子为乐。”咎犯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平公召隐士十二人。咎犯曰：“隐臣（按当作”瞑臣“。古无自称”隐臣“者。”瞑臣“为瞽史与瞍、矇在君前自称，见《太子晋》）窃愿昧死御。”平公曰：“诺。”咎犯申其左臂而诎五指，平公问于隐官曰：“占之为何？”隐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归之。”咎犯则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画，不峻城阙；二也，柱梁衣绣，士民无褐；三也，侏儒有馀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饥色，而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达。”平公曰：“善。”乃屏钟鼓，除竽瑟，遂与咎犯参治国。
此篇应该看作是俗赋的滥觞，伏俊琏《俗赋研究》即定之为俗赋。向宗鲁《说苑校证》云：
咎犯与晋平公不同时，《困学纪闻》十以此为缪，卢氏谓此又一人，亦无确据。予谓《后汉书·宦者传》吕强上疏云：“师旷谏晋平公曰：‘梁柱衣绣，民无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厩马秣粟，民有饥色，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畅。’”似即用此文，则“咎犯”乃“师旷”之讹，汉人所见本，固未误也（李注引《说苑》，已同今本）。
其说是也。卢文晖辑《师旷》失收之，应补入。《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有《师旷》六篇，注：“其言浅薄。”小说家多记街谈巷议、愉悦人心的故事，属文学类，与着重思想学术的诸子本不同科，言语的通俗，事理的浅易，是其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