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是具有代表性的楚辞研究专著。此书六卷，附录《余论》二卷、《说韵》一卷。蒋氏曾在自序中自称“独于离骚，功力颇深”，可见他的自负。此书极其重视对屈原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的考证，其结论往往十分准确，也被当代学者广泛印证。蒋氏又长于考订楚辞之地理，绘制了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等五幅地图，也是前无古人的研究成绩。这本书涵盖了文字训诂、义理阐发、考古实证等诸多方面，是清代楚辞研究中最全面的一部。此书曾收入《四库全书》，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点校排印出版。
体现清儒注释之功的注本是戴震的《屈原赋注》。此书精审谨严，对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都有很多精深之见。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有褚斌杰等校点本。在楚辞音韵学方面，朱骏声的《离骚赋补注》、江有诰的《楚辞韵读》、王念孙的《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都很有学术价值。
此外，这一阶段出现了很多大儒的读书札记，其中涉及《楚辞》的部分都很有价值。只是由于其以札记的形式出现，系统性不强，但足以补充前代之漏，具有开启后世之功。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馀编·楚辞》、俞樾的《俞楼杂纂·读楚辞》等，是其中之杰出代表。
西汉至清代，这一时期楚辞研究的特点归结起来有三点：第一，都是以古典学术的方法进行研究，但不出汉、宋之学的两大门径；第二，每个阶段都有极其经典的研究著作问世，成为当代研究的基础；第三，古典研究留下了大量遗产，等待后人来消化。因此，这一时期可以命名为古典时期。
（二）1912—1978年之楚辞研究
其实早在晚清，中国的各种学术研究就进入了新变时期。把上限划在1912年，仅仅是出于叙述的方便。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12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以晚清遗老和虽然生于晚清但成长于民国的一批研究者为主，他们往往既有旧学的功底，又或多或少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研究方法，因此在研究上有了新的面貌，而楚辞研究也就从传统的学术向现代学术进行过渡；1949年至1978年这一阶段，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研究出现了分流，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研究实绩也有所差异。
第一个阶段，首先在楚辞研究上作出成就的是晚清的遗老们，如马其昶和刘师培。前者的《屈辞微》，对前人注解采撷极广，又能抒以己见，为清代研治《楚辞》的后劲。后者的《楚辞考异》则是对楚辞进行详尽的校勘、考证、注释的著作。这一部分研究往往是清代楚辞研究的延续，颇有乾嘉遗风。
不久，稍晚于这批人，即由清末入民国的一批学者真正开创了近代楚辞研究的先河，这批人的代表就是梁启超、廖季平与王国维。如作为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学者的梁启超，分别于1922年和1923年发表《屈原研究》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其中包括《楚辞》之条目），这些著作既承继了旧学的研究方法，也对篇目、作者等进行了考证；同时也开始运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尤其是接受了西方的不少文化观念。如他论屈原之死，说：“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开始讲“个性”等说法，这在当时都是很新颖的观点。
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否定屈原真实存在的观点。20年代，廖季平、卫聚贤等人秉疑古之观点，对楚辞性质、作者归属等问题提出怀疑。廖季平的《楚辞讲义》最早发难，30年代后期何天行著《楚辞新考》则系统地提出屈原否定论。但这些观点很快就遭到驳斥，梁启超、郭沫若、陆侃如、岑仲勉等人纷纷著文反驳。胡适也卷入了屈原否定论的论争，但考察他的观点，并非否定屈原之存在，只是对古典楚辞研究中儒学思想的渗入进行的反驳。尽管这些否定屈原的观点很激进，但这次争论也反映了楚辞学研究的转型态势。
30年代及以后，新一批楚辞的研究者纷纷进入研究成熟期，如闻一多、姜亮夫、于省吾、郭沫若、陆侃如、詹安泰、游国恩、汤炳正、谢无量、郑振铎、马茂元及刘永济，等等。这批人和上一代人往往有着家学渊源，或者是上一代人的学生、徒弟。如汤炳正、徐复、殷孟伦等都参加过章太炎的国学讲习所；许维遹、闻一多都是刘师培的学生；姜亮夫是王国维的学生；陆侃如是胡适的学生；家学则体现在如马其昶其孙马茂元（他同时也参加了国学讲习所）等。同时，这批人又都经历过五四运动，接受了更多的西方思想如人类学、神话学等，有些还有留学经历，如郭沫若留学日本，陆侃如留学法国等。因此，他们是这一时期楚辞研究真正的代表学者。
闻一多主要在楚辞的校补、解诂、疏正方面进行研究，著有《楚辞校补》、《楚辞新义》等，其学术贡献在于把楚辞融入了民俗学、宗教学和神话学等。
游国恩则终身从事楚辞的研究，涉及了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文本与作者，甚至连楚国的民间文学等边缘的方面都有所涉及。这一时期著有20年代的《楚辞概论》、30年代的《读骚论微初集》，都对楚辞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
郭沫若对楚辞的研究显得与众不同，他一方面著有学术著作，如30年代写成的《屈原研究》；另一方面又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写了极富文学史意义的话剧《屈原》，在大众之中传播了屈原的精神与人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进入第二阶段。从此，中国大陆的楚辞研究和港澳台地区的楚辞研究渐渐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大陆，“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中的楚辞研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大陆的楚辞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建国之前的许多学者的著作，直到建国之后才出版发行，但其研究方法仍旧延续了建国之前的路数；另一种则是全面采用了阶级分析的路数来研究。
前者，比如刘永济的《屈赋通笺》、《笺屈余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合册出版。再如游国恩的《楚辞论文集》，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卷全录《读骚论微初集》，下卷收录1943年至1953年发表的论文。其他的如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林庚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朱季海的《楚辞解故》，王泗原的《离骚语文疏解》，詹安泰的《离骚注疏》，以及马茂元、陆侃如、文怀沙的楚辞选注本、今译本等，也都陆续得到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展开的又一次关于《离骚》作者的讨论，也可以视作建国之前问题的继续。这就是1951年，朱东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四篇论文，力图证明《离骚》的作者是刘安，郭沫若立刻写了《评离骚的作者》，从正面立论反驳朱东润。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当年评选出的四大文化名人包括了屈原，从而在中国掀起了对楚辞研究的热潮。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楚辞研究论文集》，从建国到当年的楚辞研究成果基本上收录其中。
此时，对楚辞的研究已经越来越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了，在《楚辞研究论文集》中，孙作云还采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思想来研究楚辞。1958年，中国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游国恩、林庚、姜亮夫等人都遭到批判。尽管此后对宋玉的研究一度升温，但等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之后，楚辞研究还没等到“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就偃旗息鼓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屈原进入“四旧”之列，武汉东湖行吟阁中的屈原像被推入水中。楚辞研究成为禁区。直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套《楚辞集注》，屈原仿佛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里。此后随着“评法批儒”的开展，被认为主张法度的屈原被说成是法家反儒的人物，于是有关屈原的一些资料和作品重见天日，但这个时候所有关于屈原的文本都称不上研究，只是政治的工具而已。这种非正常的状况，直到新时期才得到改观。
（三）1978年至今的楚辞研究
中国在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各种学术研究很快复苏，楚辞研究也渐渐进入新的高潮。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的极大拓展，学术观点的激辩交织，老学者宝刀不老，楚辞后学不断涌现等。同时，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西方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也推动了楚辞研究的极大发展。
这一时期楚辞的研究领域得到空前拓宽，这首先是因为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如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利簋铭文；1977年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出的竹简；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编钟、磬、鼓、瑟、琴、笙、箫等器物；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的楚汉窖藏品等，这些出土文献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离骚》作者是刘安”的说法就被出土文献所证伪。
80年代中国出现了“文化热”、“寻根热”，在楚辞研究领域引发了屈原是否仅是一个“巫”的讨论；90年代初期比较文学也开始兴起，屈原也被置于各种比较文学的语境之中；新世纪以来对西方古典学术研究方法的介绍，也催生了对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新方法的尝试，这些学术动向的发生与变化，也成为楚辞研究领域拓宽的原因。
楚辞研究领域的拓宽集中表现在楚辞学科的划分进一步细致精微。早期的楚辞研究往往只涉及几个大的学科，如游国恩在《楚辞概论》中曾将楚辞研究划分为训诂、义理、考据、音韵四类，姜亮夫在《楚辞书目五种》中分为“辑注、考证、音义、论评”四类，这些分类一般仅涉及文献学、文学、小学等大的领域。但新时期以来的楚辞研究的学科建制呈爆炸性增长，各种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如罗漫在《关于楚辞学科建设的思考》中提出了十五种：楚辞考古学、楚辞神话学、楚辞宗教学、楚辞民俗学、楚辞地理学、楚辞辨伪学、楚辞文化学、楚辞作家学、楚辞艺术评论学、楚辞艺术心理学、楚辞译注学、楚辞接受学、楚辞传播学、楚辞博物学和楚辞改编学。
相应于此的，是楚辞研究学术机构和研究队伍的扩大。1982年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文联等单位发起，于端午节在屈原故里秭归举办了第一次屈原学术讨论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楚辞研讨会，有来自18个省的120多位专家参加。1984年端午节，由四川师范大学在成都组织了屈原学术讨论会。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次学术讨论会在江陵举行，推举姜亮夫为名誉会长、四川师范大学汤炳正为会长。1986年在浙江富阳、1988年在湖南汨罗、1990年在贵阳等地先后召开了年会。1998年在深圳召开了20世纪最后一届年会，这年汤炳正先生去世，会长由北京大学褚斌杰先生担任。2006年，褚斌杰先生去世。
研究队伍方面，这一时期，老一辈学者继续着他们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显出炉火纯青之质。如游国恩的《楚辞注疏长编》之《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姜亮夫的《楚辞通故》、《楚辞今绎讲录》，林庚的《天问论笺》，马茂元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陈子展的《楚辞直解》等。这一时期，老一辈学者的经典研究著作也纷纷再版或者修订。进入新世纪，这一批学者基本上先后谢世。
汤炳正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著名楚辞专家，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楚辞今注》（合著）、《楚辞欣赏》（主编）、《楚辞讲座》等。汤先生在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端正学风、培育学术新人与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楚辞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同时，新一代的学者也逐渐成长，80年代尚属于中青年学者，现在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研究带头人的学者可以视作第一批，此后又有更年轻的学者跟进，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景观，研究成果也举不胜举。如赵逵夫的《屈原和他的时代》，郭杰的《屈原论稿》，李大明的《楚辞文献学史论考》，李诚的《楚辞文心管窥》，毛庆的《屈骚艺术新研》，方铭、李炳海研究楚辞的一系列论文，萧兵的《楚辞与神话》、《楚辞新探》，何光岳的《楚渊源史》，张正明的《楚文化史》，潘啸龙的《屈原与楚辞研究》，周建忠的《楚辞考论》，周建忠、汤漳平的《楚辞学通典》，黄震云的《楚辞通论》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黄灵庚出版《楚辞异文辩证》、《楚辞章句疏证》二书，在楚辞文献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由于楚辞研究的蓬勃发展，不少学者开始撰写楚辞学史。如易重廉的《中国楚辞学史》，丁冰的《楚辞学史纲》，李大明的《汉楚辞学史》，李中华、朱炳祥的《楚辞学史》，周建忠的《当代楚辞研究论纲》等。
自从1949年以来，大陆与港澳台的楚辞研究就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即便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而交流日渐频繁的情况下，港澳台的楚辞研究仍然有着独特的风貌，如饶宗颐、台静农、吴天任、傅锡壬、杨胤宗等都有着极好的研究成果。港澳台的楚辞研究以台湾地区高等院校为主力军，近年佛光大学的陈炜舜教授出版的《楚辞练要》、东海大学的吴福助教授出版的《楚辞注绎》，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黄耀堃教授的《楚辞讲义》等，都是质量颇高、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四）海外楚辞之研究
海外楚辞之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到现在也已经成为海外汉学的重镇。马茂元主编的《楚辞资料海外编》，是80年代搜罗海外汉学研究最好的一部书，此后，王丽娜、张啸虎等学者也在不断地介绍海外楚辞学的情况。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东亚的楚辞研究比欧美要盛，东亚中又以日本、韩国为盛。
先看日本。楚辞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有记载的传入时间是日本的太平二年，即公元730年。《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日本的古代书籍都能找到楚辞的痕迹。随着楚辞的传入，日本也出现了楚辞的注本，日本人叫做“和训本”。较早的有秦鼎的《楚辞灯校读》、龟井昭阳的《楚辞玦》。进入20世纪，最早的著作是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这部书体制宏大，是日本楚辞学研究进入实质阶段的标志。此后，楚辞的译著研究都多了起来，主要注本有浅见斋的《楚辞师说》、冈田正之的《楚辞》、桥本循的《译注楚辞》、青木正儿的《新释楚辞》等，尤以青木正儿之作为佳；研究著作则有桥川时雄的《楚辞》、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星川清孝的《楚辞之研究》、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目加田诚的《屈原》等。此外，在文献考证方面还有赤冢忠的《殷代的祭河及其起源》、林己奈夫的《中国古代的神巫》、花房卓尔的《中国对谏争及谏争论的发展》、冈奇敬的《楚辞世界的再现——长沙马王堆发现古汉墓》等论著问世。
由于受中国二三十年代屈原否定论的影响，也由于日本人对实证的过分执著，楚辞学史上第二次屈原否定论就是60年代从日本兴起的。主要持论者包括铃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等。但这次言论同样遭到中日学界的广泛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