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解脱学，归根到底也是以哲学为理论基础的。佛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佛教哲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并与中国固有哲学合流，成为古代传统哲学的一部分。佛教哲学的影响，表现在人生论上，提出人生价值是痛苦，人生本质是空的命题，并以因果报应说为支配人生的铁的法则，成为了对儒、道人生哲学的补充。在心性论上，南北朝尤其是隋唐时代的佛教多讲心性之学，对于人的本性、欲望、烦恼等的性质和转换问题，作了细致的阐发，极大地影响了唐以来中国哲学的方向，也是佛教对古代哲学的最大发展。在宇宙论上，佛教不单提出现象和本质皆空的学说，还着重阐发了以个人的意识和共同的“真心”为本体的学说，丰富了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本体论。在认识论上，佛教以其神秘直觉思维方式、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学说，以及强调主体、自我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学说，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认识论，并在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领域发生了深刻影响。
此外，这里还应当指出佛教对玄学和理学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学说取向的深刻影响。魏晋玄学家探讨有无、言意和动静等问题，各执一端，相持不下。佛教学者僧肇立著，阐述非有非无、不知即知、动静相即的观点，客观上对玄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总结，把玄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东晋以来，张湛《列子注》显然受佛学影响，文中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玄学的显要地位也为佛学所取代。佛教对于理学的影响，是大家公认的，应当说这种影响是全面、深刻的。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隋唐佛教大讲心性之学。大谈修持方法，对儒道造成了强烈的刺激，推动了儒学形态诸方面的变化，第一，促进了儒学要典的确定。一些涉及心性修养问题的典籍，如《孟子》、《大学》和《中庸》，与《论语》相配合，合称《四书》，作为儒家要典，以与佛教相抗衡，并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第二，推动了儒学学术转移。宋明新儒学——理学和以往儒学风格不同，不是侧重社会政治论理、少言性命之学，而是重视修心养性的性命之学。第三，影响理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佛教心性学说着重讲人的本性与欲念对立，本性清净、觉悟，欲念污染、迷惑，应当去掉情欲妄念，恢复本性。这种本性与欲念对立的思维方式为理学家所吸取，转化为天理与人欲对立的概念，“存天理，灭人欲”成为理学家的核心思想。第四，促使理学修养方法的确立。佛教的止观学说，直指本心观念，即观心、禅定的方法，也为理学家所效仿，形成了主静、主敬的修养方法。禅宗与理学是唐宋时代儒、道、佛三教融合而成的两大思想文化成果。
（二）佛教与伦理道德
如上所述，佛教伦理道德与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儒家纲常名教存在着严峻的对立。儒家学者从维护儒家礼仪和中国传统习俗的立场出发，指责佛教僧侣的剃发出家、不结婚生子、见人君无跪起之礼、施舍家庭财产等，是不孝、不忠、不仁、不义的表现，佛教对此一直采取调和的立场，以协调两者的关系。中国佛教通过比附融合、撰文论证以及确定有关宗教仪式，突出宣扬忠孝等儒家观念。如宋代名僧契嵩说：“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考论·戒孝章第七》，见《大正藏》，第52卷，661页，日本，东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昭和五十四年（1979）。）把佛教的“五戒”比作儒家的“五常”。契嵩又大力阐扬孝道，称：“夫教，天之经也，也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考论·戒孝章第七》，见《大正藏》，第52卷，600页。）强调孝是天经地义的大道。契嵩还崇扬中庸之道，说：“中庸之道也，静与天地同其理，动与四时合其运。”（同上书，667页。）中庸与天地同理，与四时合运，是宇宙的真理与法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随着因果报应、业报轮回思想的深入人心，为父母追蔫冥福，请诵经作法事的僧侣担当孝道使者的活动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凡此，对于孝道观念的强化，积淀为社会心理，都起了重要作用。
佛教的基本道德标准是去恶从善、慈悲平等、利人利己，这些观念不但充实了中国的伦理道德学说，而且也发挥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近代，佛教伦理道德还曾为一批先住人物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等，作为改造社会道德乃至改造社会的工具，它显示出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不承认的。在当代，佛教的大乘戒行、无我利人的精神、去恶从善的德行，以及人间净土的行愿等，都是能与现实社会相协调，并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
（三）佛教与文学
和宗教与艺术的关系一样，宗教与文学也有不解之缘。自由无羁、丰富热烈、奇诡神异的联想、想象和意象都是宗教和文学不可或缺的内在机制。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全面的、长期的，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巨大推动和变化。佛教典籍中如《维摩经》、《法华经》、《楞严经》和《百喻经》等，本身也是瑰丽多彩的文学作品，向为文人所喜爱。又如《本生经》是叙述佛陀生前的传记文学，《佛所行赞》是长篇叙事诗。这些佛典的译出，不但创造了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而且为中国文学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的方法。佛教典籍促进了中国晋、唐小说的创作，并为后来的古典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等的创作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佛教的俗讲、变文，也直接推动了后来的平话、宝卷、弹词、鼓词、戏曲等通俗文学艺术的形成。佛教禅宗词录也对后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发生影响。佛教不但对我国古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如佛教的“言语道断”说、“顿悟”说、“妙悟说”、“现量说”和“境界”说，以及“以禅喻诗”用禅宗的一套禅理来论述诗的创作、欣赏和评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可以说，没有佛教的影响，中国汉代以后的古代文学将是另一番面貌。
（四）佛教与语言
印度声明学（训诂和词汇学）影响汉语体系的发展，因明学（认识论和逻辑学）则影响到逻辑思维的发展。佛教文化是汉语文化源之一，它推动了汉语语言方法论的变化。汉字是以音节为单位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南朝时人在佛教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推动了音韵学的前进和律体诗的产生。在注音方式上，东汉以来盛行将直音改用反切，这也可能与受梵文拼音的影响有关。至于在唐末僧人守温制定三十个字母的基础上，在宋代形成了“三十六个字母”——汉语语音的36个声母，以及分析汉语发音原理及发音方法的学科“音韵学”，更是梵语语音体系汉语化的产物。还有佛教音义之书，由于保存了大量久已失传的古代字韵和其他文史典籍，又为古籍的辑佚、校勘、训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语法学方面，佛教对汉语的句法结构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如佛教著作判断句用“是”来承接主宾语，句末不再用“矣”、“焉”、“也”、“耳”等语气词。佛教还为中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了新的词汇。佛教成语占中国汉语外来成语的9/10。而且许多佛教用语逐渐演化成日常用语，如世界、实际、方便、平等、知识、相对、绝对等。至于出现姓氏、人名、地名的佛教化，更反映出佛教对汉民族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深入渗透。
（五）佛教与艺术
这是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最密切的领域之一。宗教与艺术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是相似、相近和相通的。宗教需要通过自身的审美潜在力的艺术展示来显现自身的存在，佛教也需要艺术，没有艺术活动它就不能存在。汉魏以来，佛教在建筑、美术和音乐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中国艺术大放异彩，进入崭新的阶段。佛教建筑主要是寺塔，这是随佛教的传入而发展起来的。最古老的石窟寺，其中举世闻名的如敦煌、云冈、龙门三大石窟，都是根据印度佛教造型艺术，糅合中国民族形式建造的。又以今天汉族地区124座全国佛教重点寺院来说，如洛阳白马寺、登封少林寺、南岳福严寺、广州光孝寺、韶关南华寺、苏州寒山寺、扬州大明寺、泉州开元寺等，都是建筑各有特色的有上千年历史的名刹古寺，五台山的南禅寺、佛光寺是至今保存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寺院，寺内彩塑精美绝伦。中国的佛塔的建筑大约起源于三国时代，除了印度式的，多为中国式样，采取中国原有阁楼形式，建成可供凭眺的楼阁式建筑。藏传佛教的寺庙，一般都有庞大的建筑群，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艺术的特色和汉藏文化事例的风格。佛教美术主要是绘画、雕塑，也是随佛教的传入而发展为具有中国民族的风格和特色。早在梁代，以善画佛像名世的张僧繇，是佛画中国化的开创者和推动者，创立了笔法简练的“张家样”，在南北朝后期影响很大，北齐佛书家曹仲达创立了“曹家样”，其特点是衣服紧窄，与印度笈多王朝的雕刻风格相近。唐代吴道子创立的“吴家样”，其特点是衣带宽博，飘飘欲仙，突出了浓重的中国风格。佛教的壁画也很著名，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都保存有壁画，敦煌570个洞窟中至今保存的壁画近6万平方米，这些作品色彩艳丽，辉煌灿烂，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佛教音乐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方面。佛教认为，音乐有“供养”、“颂佛”作用，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都要用音乐——声乐和器乐。佛教音乐传入中国内地称为呗。由于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约在三国时佛教音乐就“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经文，形成了中国佛教音乐。中国地域辽阔，佛教音乐在创作过程中，由于各地方言、地方民间音乐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独特风格。唐代进入鼎盛时期，佛教音乐家辈出，在创作、演唱、演奏上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佛教音乐对中国民间说唱音乐、音韵学、乐律、音阶、音型、音调和字谱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六）佛教与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