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隶、楷等形体的差别
甲骨文、西周春秋及战国以前的秦国金文都属于一个系统，和《说文》中籀文、篆书是最接近的。我们认识古文字是据篆文以上溯金文和甲骨文，并不感到生疏。其中虽有形体笔画的变化，但变化并不大。如：
篆书
金文
甲骨文
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包括奇字）乃是战国时东方诸国的文字，形体与秦国文字有很多不同，在秦统一六国后都被罢斥，所以有许多字现在不易认识。王国维先生写了一本《说文古籀疏证》，说明籀文、小篆与秦文都很接近，这个结论是很正确的。他指出籀文就是小篆出现以前秦国通行的文字。后在1937年，许连景据此条例作《说文古文疏证》，用铜器解释古文，但发明很少。从前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文是假的，此说已不能成立。
汉字发展到隶书在形体上是最大的改变，很多以前的象形字，现在差不多都走了样子，隶书与我们现在写的楷书已很接近。楷书又称“今隶”，文字发展到隶书等于到了楷书。
从前的人认为隶书是秦统一以后，因为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为适应此需要，于是把篆书简化为隶书。这只是一种事实，即当时官府文书都通用隶书了。文字形体的变迁要各地取得一致，在一个短时期内，绝不可能一下转变。隶书的来源有它长久的历史，我们从容庚《续金文编》中可看到秦朝在度量衡上刻的诏书，形体多在篆隶之间：而西汉的隶书，有许多还是接近篆书。《续金文编》所载的字，是由篆书到隶书中间过渡形态的最好说明。
隶书的形体源远流长，在西周文字中就已有此趋势，如隶书中最显著的波磔，在大盂鼎铭文中已有了。《水经·谷水注》说：“临淄人发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隐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出自古，非始于秦。”西周铜器天尹作元弄钟的铭文与战国时的楚帛书都有与隶书很接近的地方。可能是在秦统一以前，隶书已在东方行用；秦统一后，东方人就用写隶书的方法来写篆书。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隶书多半是东汉刻石上的，很少看到西汉文字。西汉的隶书，与篆书还是比较接近的。
隶书汉代又称“八分”，字方八分，接近楷法，等于现在说“寸楷”，前人认为八分在篆隶之间，这是错的。汉字到“八分”已等于楷书。东晋时钟繇、王羲之在作书的技术上进了一步，写得比较自由活泼，但字的形体并无多大变化。行书、草书是为了连写而简省的，不在我们本课的研究范围之内。
至于秦八体与莽六书中的鸟虫书（容庚有《鸟书考》）、殳书、缪篆，不是文字发展的主流而是旁支，春秋战国时的文字，每因使用的不同而异其形体，这些多种多样的形体，在刻印上沿袭很久，这类文字我们不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故此处不准备多谈。
§§§第二节隶书出于刀笔说
古代的书写工具有两种：一是毛笔，一是刀削。甲骨文中有的牛头刻辞便是先用毛笔写好，然后再刻的。1932年，前中央研究院第七次发掘殷虚时，得到一个陶片，上有墨书的“祀”字，是用毛笔写的，可见商朝人用毛笔是没有问题的。从前的人说蒙恬造笔，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蒙恬充其量不过作了一些改进而已。商朝人虽然用毛笔，但要使所写的文字流传长久还是要用刀刻。现在发现的很多殷虚器物上的花纹，都是刀刻的。商的雕刻很发达，例如画字从周，周即雕刻之意。各方面的情况说明：刀笔是商代人常用的写字工具，直到西汉仍然如此。《汉书》载“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本传），《酷吏传》载“临江王欲得刀笔”，《贾谊传》云：“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刀笔并称，说明在汉代都还用为写字工具。
由于大量甲骨刻辞的发现，可知古代的文字除写在竹木简之上而外，还写在甲骨之上，用这些东西写字，经常都要用刀笔，因而汉字的形体受刀笔的影响是极深刻的。汉字之所以是方块、独体，这与使用刀笔是不可分的。因为用刀笔写字，笔画必须简化，形体与方位必须固定。刀笔刻圆的不容易，所以影响到汉字成为方块字。
中国古代的篆书有两种形体，一种用圆笔，这是受毛笔的影响；一种用方笔，这是受刀笔的影响；但当时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刀笔，我们可用古文字的本身来说明它。如日、月都是圆形，但因刀笔画圆的不容易，故甲骨文的日字被画成有角的四方形（、日），月字（、）最初虽是半圆形，到了汉代也变成有角的（□）。同样的例子，表现于车轮上也很明显。如甲骨文的车字，金文的车字，都把车轮画作方形。又如各字，它的本义是独轮车，下边的口字是车轮，也应作圆形，但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中，也都成为方的。又天字本像人形，人头应是圆的，而甲文则变成了口字作，金文变成一个作，后来变成一横作天。元字像人的侧面（□），结果像头的部分也变成了一横笔。又水的流动本是弯弯曲曲的，甲骨文的水字作，但后来中间的一画也逐渐变直。再如火的形象，本是画半圆形，但甲骨文中间不能画实，故火字作、，后来中间空虚的部分逐渐省掉，左右就变成两点了。这些例子都说明汉字形体受刀笔影响之深，他如毛笔写日字也近于方形，更是最好的例子。
甲骨文对汉字的影响很大，如字，本像两鱼相向形，后渐变为，小篆写作，《说文》说：“，交积材也，象对交之形。”这与原意就相去很远了。这便是使用刀笔使字逐步简化，渐失掉其本来的形体而影响到字的形象。又《说文》云，贞鼎二字不分。在甲骨文中贞字本像鼎形，如何变成贞字呢？初写作，渐变作、等形，这样与贞字的形象（□）便接近了，铜鼎的鼎字便是从金旁从贞。贞字的演变，就是受甲骨刻字的影响。又羊字本像羊头（《说文》云“象四足尾之形，”不是原来形象），但刻甲骨的刀笔只画折，不能画弯，因此就把角外环的羊头画作、，篆书作也是受其影响，刀笔就这样便决定了字的形体。
隶书最初出现时，可能还是用刀笔写的。使用刀笔可能是东方地区普遍的习惯，比如西方仰韶陶器上的花纹与秦的铜器就都不用雕刻。在秦统一文字之后，东方人用刀笔写篆书，这就使篆书的形体发生变化，从婉曲的线条变成平直的线条，从无棱角变成有棱角，从篆书变到隶书是使用刀笔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而这也促进了文字的简化。隶书并不是什么程邈创造的，也不是皇帝所能命令的，它是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中，由人民群众所逐渐创造的。不过由篆到隶的字体变化，在秦时特别显著。
汉晋以前的字体都是端正的，方的。造纸术发明后，刀笔无用，东汉以后，写字全用毛笔，因而在这以后就出现了楷书。
§§§第三节隶楷有较小篆为古者
文字的形体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最古的文字保存原来的形体多，比较可靠，越到后代，变化越复杂，错误与不合条例的也更多。在文字的创造过程中，有时社会经济基础变了，它的形体也跟着改变。如事字，甲骨文作，原像手持打猎所用的长柄网（即“毕”），狩字也从。这是渔猎时代的反映，当时打猎就是人们生活斗争的唯一事情。阶级社会出现以后，事字就是指为统治阶级所使用的人，意义变，形体也在变，田网分叉的地方去掉了而成为 （史）字。统治者所使用的人各有分工，巫是其中的一种，巫是掌握文字记载的，也就是当时的史官，字即指他们。后来出使于外，为统治阶级传达命令的人，要持旌旗出使，在文字中表现为的形象，出使于外也是大事，后来的形体即是由此而来。此外每个写字的人，在写字的过程中都可能有些错误，把错误的写法传给后代，积久之后，也就被认为是正确的了。
《说文》中文字形体的来源是汉以前辗转流传下来的。许慎看到的三仓只有五千来字，现在的《说文》有一万多字，其中的错误部分有的可能是从前积累下来的错误，有的可能是许慎的错误。由于许慎没有看到很多汉以前的古文字，所以《说文》的篆书和解说都有错误，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现在通行的隶、楷是历代人民互相传授下来的。《说文》以前，中国没有标准的字典，在长期的传授中，可信、可靠的部分还是主要的，即使有错误，也不致与原来的形体离开太远，故其中也有《说文》错而它不错的。兹举例如下：
戎字最早作，表示战时一手持戈，一手持盾的戎士，后来盾形简化变成一直一横（十），许慎认为十是甲字，就把戎字写作从甲的形，我们现在写的戎字从十，比篆书从甲的要古些。
甲字甲骨文作十，只有上甲的甲加囗作田，表示列在宗庙里。后来十字（数目）与甲字渐不能分，后人就采上甲的甲作甲字，但这与田字又不易分别，于是最初便把甲写作，《说文》甲作，十字不出头，是错的。但我们现在写甲字，十字是出了头的，比篆书古。又如卓字，石鼓文作，篆书作，今楷书下边并不从甲，也比篆书古。
丞字甲骨文作，像以两手救人于坑中之形。石鼓文丞字作，把坑变成山。《说文》说：“丞，翊也。从、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意。”许慎不知丞原是拯救之意。今楷书丞字下面是一横，比从山的篆书古。
敖字金文作、、等形，左边偏旁与老字同，像人及其头发之形。《说文》说敖字从出从方，今楷书敖字偏旁不从出也不从方，未把它像《说文》那样加以分割，这比篆书古。
边字金文作、等形，《说文》作，下边变成，今楷书从方，纠正了《说文》的错误。
应对的对字，《说文》云：“，应无方也。从口从寸。对或从士，汉文帝以为责对而为言多非诚对，故去其口以从士也。”其实口字是后来加的。甲骨文对字作，金文作、、等形，并不从口，今楷书不从口是对的。
在俗书中也有保存古代意义的，如《字汇》中有泪（□）字，这即是古代的，经书有时写成洎（通暨），把目讹变为自，不知这乃是眼泪，并非鼻涕。又《诗经》中“涕泗旁沱”的“泗”字，也应是泪字之误，从四是讲不通的。
从上述诸例看，可知隶书、楷书有的比《说文》还古，更接近原来的形体。
§§§第四节形近与讹误亦为文字孳乳的一例
汉字一直在创造过程中，作一次字典是前一阶段的结束，经过一次整理，以前的字就定形化了，但以后还是要继续发展。有许多新造的字符合文字的条例，这是必要的，但识字和用字的人不一定有字典，即使有字典，在古代也只是靠传抄，因而认错字或写错字是学者经师所不能免的。他们的错误往往为后代所承用而认为是正确的，这也是文字增多的一个途径，要把这个途径算在造字条例之外那也是不对的，因为实际上有此现象存在。以下就此稍加说明。
弹弓是黄河流域特有的武器，殷虚有泥弹丸发现（北方部族没有弹丸，《魏书》序记载力徵皇帝自晋归用弹弓打下了飞鸟之后，北魏人认为他用空弓就把鸟雀打下来了，感到奇怪）。甲骨文弹字作，《说文》古文弹字作，又或从弓从丸作，其实弹与丸古本是一字，后分化为二字，又加弓旁，不知它原来就像弓形和弹形。
羊字甲骨文作，像羊头形，或作，是画出羊的眼，《说文》把眼形讹成一笔作，说是“象四足尾之形”，这是把字形认错了。《说文》的牛字作，就并不像四足。善字也是像羊头形，隶书作，篆书在羊字下加二言字作，二言字可能也由眼形而误。羊字演变出、二字是由于字形的讹误，也因畜牧社会中以羊为膳的原故。
古代叔与本来也是一字。《诗经》中“子之不淑”的“不淑”，《左传》作“不”，是善的意思。字甲骨文作，从矢、像人弋射之形，后分化出叔伯的叔字与字，更后又孳生出吊孝的吊字。
若字甲骨文作，像人坐而理发之形。《说文》说“，择菜也”，这是错的。《说文》又以从三个又的为若木之若，但桑字从三又，与若字根本无关，乃是像三树枝。金文若字有作的，《说文》的 与都是因与此形近而讹变出来的。
家字从豕，为什么读ｊｉā的音呢？因公猪读，甲骨文作，像猪有势之形，后来丢掉了下边的一点，另外又造出字。家字应有势，在琢字中还可看到。琢是去的意思，即琢去其势之意。
写错了的字，积久就成了正体，历来这种现象是很多的。我们在前文中曾根据原始的字形检查出泪与洎、溺与尿都是由一个字变成了许多字形。“文”字金文或写作，与宁字形近，在《尚书》中“文王”就变成了“宁王”。字本作，像车之形，因金文中此字的写法上部与户字形近，后遂变成从户的字。
也有一些字我们虽知其形体错误，但却一直沿袭下来。如射字甲骨文作，金文作，像张弓注矢之形，后变成从身从寸（射）或从身从矢（□）。
又如溲字的意义是小便，因古写的形体与便字相近，后来遂称大小溲为大小便，这里文字形体的改变影响到语言。
古代的字因形近与讹误而相沿至今的很多，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