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中，他以皇帝次子、秦王的身份最终继承皇位，是最受争议的问题。那么，他的赫赫战功是否就能作为他继承皇位的理由？当时有多少人支持他取代太子成为唐高祖李渊的接班人？他是为国为民，还是利欲熏心？
实力对比：处于下风的秦王
据史家分析，在李世民功劳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太子李建成的地位时，李世民是否可以取代太子的问题已经成为当时朝廷中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了。
朝臣的态度
当时的朝廷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太子建成，以裴寂为首，而封德彝则看风使舵，表面上亲近李世民，暗里却帮助李建成。这一件事封德彝在世之时李世民一直不知，还以为这家伙挺支持他呢。直到他死后数年，真相才被揭露出来。
另一派支持李世民，有萧瑀和陈叔达。李世民后来写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感谢萧瑀在自己处于逆境时明确地表示对自己的支持。而陈叔达则曾劝止李渊向李世民采取降罪贬责的行动。这些基本都不成问题。
成问题的却是在裴寂身上。一直以来，据我看过的史家评论，几乎无一不认为裴寂是“太子派”的。赵克尧、许道勋说：“裴寂作为武德年间的主要执政大臣，公开袒护太子。”但我通看史书，找来找去，怎么都找不到哪怕是一条证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裴寂是支持李建成的。
这就奇怪了，裴寂只要流露出半分表示支持李建成的态度，李世民的史官必定会大加渲染，以此来攻击他，而决不会为他掩饰。可事实上却没有！
李渊曾因李世民的手下只听李世民一人指挥，竟可置他这个皇帝的圣旨于不顾而向裴寂发牢骚，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这里可见李渊是喜爱那个“昔日子”的。）
裴寂若有半点袒护李建成之心，此时李渊正在火头上，他若从旁挑拨几句，说说李世民的坏话，是会非常有效的。但史书竟没有记载他有这种反应，这就更有力地证明了裴寂根本不是“太子派”。当然，他也不是“秦王派”，而是中立的。而中立恐怕是当时大多数朝臣的立场，像李靖和徐世勣不也是这样吗？
当然，李世民与裴寂之间确实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这矛盾有其发展的过程。首先，早在进攻长安的路上，李世民与裴寂之间就已经常常在战略抉择上发生冲突。在霍邑之战中，裴寂主张回兵救太原，而李世民主张继续攻打霍邑，二人的意见尖锐对立。在河东之战中，裴寂主张先攻下河东再打长安，李世民却主张绕过河东先打长安，又是针锋相对的见解。
但应该指出，这种冲突纯粹是一种军事思想上的相左。当时二人都是尽忠于李渊，只是军事修养不同，所以所献谋略有异，而非二人之间有什么私人的恩怨。到攻占长安后，李渊将兵权全部委于李世民，尤其裴寂在度索原之败后再也没有过问过军事上的事情，二人之间就不再存在冲突的条件了。
但二人的矛盾并未因此消除，反而因刘文静事件而上升为怀恨于心的私怨。前已述之，刘文静被杀的实质是李渊压制李世民的权力和声望增长过快的反映，但这是李渊的用心，而非裴寂的用心。裴寂劝唆李渊杀刘文静是出于私怨，仅仅针对于刘文静，而与李世民无关。但这一私心被李渊利用去对付李世民，所以李世民因此而迁怒裴寂，也是人之常情。但并不能因此就说裴寂支持李建成。
到李世民继位后，他大举清洗政敌，首当其冲的被打击者正是裴寂。贞观三年，李世民借沙门法雅妖言案打击裴寂，将他免官削邑，后又为刘文静平反，这正反映了李世民痛恨裴寂是出于痛惜刘文静被杀，而非他曾袒护太子建成。
而李世民责备他的过失时，也只是说他武德年间处政不当，并没有说到他帮助李建成，这更进一步证明了裴寂的中立立场。否则助逆是一大罪证，没有理由不借此斥责。正因为裴寂确实在这一问题上不曾走错半步，李世民才没有以此治他的罪。
在这一点上，胡如雷的意见较为准确，他说：“他（裴寂）仅仅是李渊的心腹，并不是建成、元吉的死党。”
后宫的态度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权的过程中，宫中妃嫔的态度与作用又如何？
据史书所载，李建成“内结妃御以自固”，而李世民却“参请妃嫒，素所不行”，所以妃嫔都在李渊面前讲李建成好话而讲李世民坏话，使李渊日益疏远李世民。
这一记载，现今史家都已批为是史臣的歪曲。首先，遍查新旧唐书，除了张婕妤、尹德妃被记载直接参与两兄弟争权外，并无其他妃嫔被卷入其中。所以符合上述记载的顶多只是张、尹二妃。
其次，史书说李建成、李元吉结交妃嫔之余甚至与张、尹二人有淫乱之事，此说就明显属于诬蔑，后面谈及玄武门事变时还会再详细分析，此处暂且不表。
再次，李世民是否真如史书所载从不讨好妃嫔呢？据史所载，李建成曾对李元吉说：“秦王（李世民）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可见李世民也有用金银收买内宫的举动。而他的妻子长孙氏更是出面活动，“孝事高祖（李渊），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颇似如今那些助夫选举拉票的第N夫人。
但李世民在后宫活动的效果远远不及李建成却是事实。原因也很简单。其一，李建成久居长安而李世民长期在外征战，则前者与后宫关系熟络些是不足为奇的。
其二，毕竟李建成居于嫡长之位，他继承皇位是合法的，众妃嫔自然认为依附他的胜算比较大，所以与他较为亲近。
其三，恐怕李世民在这软功夫上的确比不上李建成内行。在平定洛阳后，妃嫔们从长安到洛阳来为李渊选宫女，私下里曾向李世民索取贿赂，并为亲属求官。那时李世民大概一来是出于执法严明的习惯，二来可能是在当时还不能认识到后宫的重要性，都拒绝了，结果招来妃嫔们的不满。其中尤以张婕妤求取良田不成而向李渊告李世民的状一事最为突出。上述所说长孙氏为李世民“尽力弥缝”，这缝从何来？只怕就是从这一件事而来吧。
皇帝的态度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争权的过程中，作为皇帝和父亲的李渊态度又怎么样呢？
一般史书记载此类事情都被歪曲了。史书多次说李渊原欲立李世民为太子，有许多大臣也这样请求，但李世民每次都是“固辞”。而后来李渊受李建成等蒙蔽，日益疏远李世民，于是也就不再提立他为太子之事了。
现在的史家当然都知道事实不是这样。事实应该是这样的：首先，李渊作为父亲，他对两个儿子应该并无太大的偏爱，大致上是一视同仁的。
其次，李渊作为皇帝，却是坚决地站在李建成一边的。因为作为皇帝，李渊对于“立嫡以长”的周公之礼是明确支持的，而且这一态度贯彻始终，从未改变。在太原起兵后，他命李建成统率左军，李世民统率右军；入长安后，他让杨侑为傀儡皇帝，自命为唐公时，又立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为秦公；到他称帝开国后，又一如既往地立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为秦王。由此可见，李渊对两兄弟地位的尊卑关系，是从不含糊的。
而在李世民来说，开国之初强敌环伺，新生政权能否生存下去都成问题，根本不可能马上有屈居李建成之下而心生不满的想法。直到他连挫大敌，功高盖世之时，李渊为他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天策上将”的称号，一方面固然是肯定他的功勋，但另一方面也是在作出暗示：你做的官已到此为止，欲再向前进一步就是僭越了。太子之位终究与你无缘。
所以，李渊由始至终都是支持李建成保持太子之位，而不论李世民的功劳再怎么大，也决不容他染指储君之位。
那么，李渊对于李世民表现出欲图取代李建成的野心，又是怎样的态度呢？从他弄出个“天策上将”的封号，可知他虽然决计不同意李世民有这样的野心，但一开始还是尽量满足他的权力欲。因为毕竟李世民有大功于唐政权，李渊还是赏罚分明的。
但李渊这样做不仅未能令李世民心满意足，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勃勃野心。从天策府的官员编制来看，那简直就是个小小的朝廷。李世民设立“文学馆”招贤纳士，实际上是他的政治顾问与决策机构。他与这些人坐而论道，已是一派君臣气象。一旦尝到了那种指点江山的滋味，他还怎么可能甘心于只做一介藩王？
于是，李渊逐渐察觉到他的不安分，猜忌厌恶之心渐生，就出现了前面他向裴寂抱怨李世民“非复昔日子也”的情景。
与此同时，李建成也起了戒惧之心，采取积极行动来遏制李世民，自然使尽手段在李渊面前诋毁他。因此就出现了所谓李渊日益疏远李世民的态度。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杨文干兵变”的事件，更加速了李渊对李世民的疏远。这一事件在两兄弟争位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式的事件，后面将有专门一节对此详加讨论，这里暂不细谈。总而言之，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李渊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对李世民已只是利用而不再有任何信任了。
在此之后，史书上开始频频出现李元吉为李建成谋划直接危害李世民本人生命安全的计策。那么此时李渊的态度又如何呢？此时李渊有否杀李世民之心呢？
《枭雄兴亡录》中谈及玄武门政变时认为，李渊若一早及时下决心诛杀李世民，那么后者根本就没有机会在后来发动玄武门政变。但李渊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同时也不可能完全信任李建成，还需要李世民保持一定的力量来制衡他。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当时统一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但突厥未灭，边患未除，军事上仍十分依赖于李世民，所以李渊不得不加以容忍。
诚然，武德年间具将帅之才者不止李世民一人，如李靖、徐世勣均是可以独立统率大军指挥大战的将才。无奈理由前面已经分析过，李渊不能信任非血亲的将军，不肯将兵权分出去，那就变成除了李世民而别无选择了。
史书上说，每逢有变民作乱或外敌入侵，李渊都派李世民去平定，胜利回来后却猜忌更甚。这一记述是合乎情理的。李世民打一次胜仗，功劳就大一点儿，野心就跟着膨胀，李渊自然是更加猜忌了。
李世民自己显然也很清楚这一点，知道自己对李渊来说，那最后一点儿利用价值就在于军功，因此他牢牢抓住每一个领军出战的机会，使自己在备受倾轧时始终没被李建成和李元吉彻底打垮。
史书上记载过这么一件事：突厥连年入侵令李渊十分头痛。有人提出一个荒唐的建议，说突厥所好者不过是美女玉帛，如果放火焚毁长安，将首都迁去一个偏僻穷困的地方，突厥见来攻打也无利可图，自然就不再来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都附和此说，李渊一时糊涂竟也以为是一条妙计。而其他大臣虽知不妥，却不敢反对，以免公然与太子作对。只有李世民反对，称中国边境受蛮族侵犯，那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岂能因为害怕他们的入侵就放弃长安？他表示愿假数年之期，平定突厥，将颉利可汗捉到宫门前来请罪。
李建成就讥笑他夸下如此海口，与汉代那个曾夸口可率十万大军横扫匈奴却事实上大败的樊哙的口吻一样。李世民反驳说樊哙只是个跳梁小丑，何足道哉，并保证十年之内必能扫平漠北。最后李渊还是明辨是非，终于放弃了迁都的打算。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的态度是正确的。李建成、李元吉为了打击政敌，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是自私短视的做法。由此也可见李渊这时头脑仍然十分清醒，他虽偏袒李建成，但还是能听取李世民的意见，并非昏庸糊涂。
李世民的措辞诚然冠冕堂皇，但其中也包含着私心动机。只要坚持对突厥作战，他就能继续将兵权控制在手中，就能在政治斗争中占有筹码。若李渊接受了绥靖的政策，他可就没有了带兵上阵的机会，失去了利用价值，就将面临灭顶之灾了。
但到了玄武门政变前夕，李元吉曾在李渊面前公开谈论诛杀李世民的计划，怂恿李渊下旨降罪于李世民，革除他的亲王头衔。李渊此时竟同意了。他这样做，虽然不是直接下旨杀李世民，但他没有理由不了解，此时李建成、李元吉对李世民已经是恨之入骨，一旦他王位被削，一时三刻之间可能就会被二人加害，那么他就可算是间接参与了杀害李世民的行动。可见他那时已经同意杀李世民。后来虽经陈叔达劝谏而止，但并未对李元吉的建议加以斥责。
正是这种默许的态度，使李建成、李元吉摸清了他心中的底数，于是此后接连对李世民的手下文臣武将予以打击铲除。李渊在整个过程中都始终不加阻止，显然他已下了决心纵容李元吉诛杀李世民。这跟他曾动念废李世民的王位的做法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遥罢了。
为什么李渊完全走向了李世民的对立面，默许杀害他呢？只因玄武门政变前夕，政治斗争的形势已极其严峻，他从前曾竭力要平衡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的关系，这一努力终于因“杨文干事件”而告失败。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仍采取这种一碗水端平的法子，但随着两兄弟明争暗斗的白热化和公开化，钩心斗角已发展到你死我活，不置对方于死地决不罢休的境地。平衡之法已经失效，余下的唯一出路只有牺牲其中一方，即支持另一方迅速扑灭对方，以结束这场斗争。
而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李渊最终选择了牺牲李世民。若说在此之前他还想依赖李世民打突厥，那么到了这最后关头，真所谓是“火烧眉毛，且顾眼下”了，以后靠谁去对付突厥那是以后的事情，尽可慢慢另想法子。当前急务是要马上消除内争的祸患，以保政权的稳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统一国家的战事虽然已基本结束，但从史书的记载可知，那时新生的唐政权其实还相当脆弱，不时有地方性的起义和骚动。而唐军能一一加以镇压，很大程度上需依赖于中央政府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可是，外部的动乱可以派李世民去平定，内部的动乱却如何平定？那恰恰是李世民自己挑起来的。
所以，内部稳定成了头等要紧的大事，哪怕是牺牲李世民，在李渊看来也是值得的。尤其是“杨文干事件”中，李世民使用到挑拔异姓起兵的方法来打击李建成，更是犯了李渊的大忌。这么从内部来扰乱秩序，搞不好会连他自己这皇位也给弄丢的。因此，此事若从纯粹的道德角度，是难以理解的。
至于为什么不是牺牲李建成，而是牺牲李世民，那就更不必说了。李建成早居太子之位，又并未犯大过，没有理由为了满足李世民的野心或雄心而牺牲他。自古以来，太子的人选一旦确立，就绝少改变，这是为了政治架构的稳定。李渊维护李建成的地位只是遵从常理来处置此事，并不能说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