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秦王政强硬要求,韩国送韩非到秦国。秦王政钦佩韩非的学术,可是并不相信韩非的忠诚。李斯和姚贾主张杀韩非,秦王政从其议。
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韩非自尽于狱中。
公元前230年———幽王八年,秦灭韩,虏韩王安。是年,华阳太后去世。
秦军连年攻赵国,虽不无所获,但一再为赵将李牧所败。李牧用兵,奇正相济。曾大破匈奴十余万骑,使匈奴不敢窥塞,以功为大将军。领兵御秦,屡战屡捷,以功封武安君。公元前229年———幽王九年,秦人重赂赵王迁宠臣郭开,令其诬李牧谋反,赵王迁信以为真,李牧竟被捕杀。其明年,秦灭赵,虏赵王迁。赵王迁子嘉奔代,为代王。
《战国策·中山策》云:“赵,天下善为音,佳丽人之所出也。”
既灭赵,秦王政大喜。
秦灭赵之年———即公元前228年,幽王去世,无子。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
哀王立仅两月余,为其庶兄负刍之党所杀,负刍自立为王。
公元前226年———负刍二年,秦将王贲引兵攻楚,取十余城。
同年,秦军攻克燕下都,燕王喜迁都辽东。
公元前225年———负刍三年,秦灭魏,降魏王假。
三晋俱亡,楚国失去了正面和侧翼的屏蔽,不得不竭其全力与秦人苦斗了。
灭楚,要比灭韩、赵、魏难得多,这是秦王政也明白的。秦国有一位年轻的将领李信,上年攻燕时,曾率数千兵穷追并捕获燕太子丹,颇为秦王政所爱重。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记,灭魏后,秦王政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答道:“不过用二十万人。”秦王政用同样的话问王翦,王翦答道:
“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于是,命李信、蒙武将兵二十万击楚。王翦以病求辞,返里养老。李信所部攻平舆(在今河南平舆北),蒙武所部攻寝(在今河南沈丘东南),俱获胜,乃引兵西行,相约会于城父(别称父城,在今河南宝丰东),未至。楚军尾随李信所部三日三夜,李信不知。楚军突袭李信所部,大胜,冲破秦军两座营垒,杀死秦军七名都尉,秦军败走。楚军士气大振,继续西进。
秦王政闻报,急不可耐,亲自赶到王翦的家乡,向王翦道歉,并说:“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说:“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所谓六十万人,实即当时秦国所能征发的甲士总数。要把全国的军队交给一位将军指挥,这对国君来说,是让别人把自己的命根攥在手心里,弄不好,等于倒持泰阿。可供秦王政选择的方案太少了!要么不用王翦,从而使秦军遭受更大的损失;要么用王翦,从而冒弑篡的风险。时间紧迫,秦王政不能再犹豫了,当即准王翦所请。公元前224年———负刍四年,王翦、蒙武将秦军六十万人攻楚。
这是一支空前庞大的军队,但要击灭楚国还未必就够用。楚国也征发了所能征发的全部甲士,派到西线去抵御秦军。王翦的战略是避锐击怠,以求稳妥。最初,秦军坚壁固守,不为楚军挑战所动。王翦让士兵吃好,喝好,适当洗沐,充分休息,有时与士兵一起进食,对士兵关怀备至。过了一些日子,王翦听说士兵爱做“投石、超距”之类游戏,表明他们精力充沛、斗志旺盛,认为可以相机出战了。
楚军可能发生了给养困难,向东转移。王翦命令精锐部队迅即追击,其余部队全线跟进。秦军击败楚军,占领了北起陈郢、南至平舆的许多城邑。秦王政大喜,巡游至陈郢。大将军项燕与昌文君率楚军主力转战淮北,心劳力绌。秦军大破楚军于蕲(在今安徽宿州东南),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这时,负刍及其臣僚坐困淮南,不知所措。
公元前223年———负刍五年,王翦、蒙武麾师南下,攻拔寿郢,席卷淮南,俘获负刍,灭亡了楚国。秦设楚郡领淮水中游故楚地。
其明年,秦平定江南和江东,设长沙郡、九江郡、会稽郡。同年,秦灭燕,虏燕王喜。又灭代,虏代王嘉。
又明年为公元前221年,秦灭齐,虏齐王建。于是,六国尽灭。
战争的暴风骤雨,在九州大地上霎时停息了。秦国的君臣兴高采烈,六国的遗老遗少愤懑、颓唐。民众则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他们瞻前顾后,有希望也有怀疑,有欣慰也有惶恐。
(第五节四海一
天有偏覆,地有偏载,古代文明的摇篮不出北半球的中热带到暖温带,大致在北纬15°~45°之间。西方的古代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区域,东方的古代文明中心则不妨说在“海中地”区域。“海中地”,貌似怪诞,其实它正是我们先民的观念。《尚书·益稷》所讲的“外薄四海”的“四海”,就是《礼记·祭义》所讲的东、西、南、北四个海。“四海”真假各半,东边和南边确实有海洋,西边和北边则只有湖泊而没有海洋。古人的地理知识还比较贫乏,在他们的想象中,远方的湖泊变成了海洋。中国的西南边群山纠纷,西边、西北边、北边则除山岭外还有荒原、戈壁、沙漠,它们连同东边、南边的海洋,构成了环抱着中国的天然屏藩。古代的中国处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自成一体。在我们的先民看来,四海之内即普天之下。《论语·颜渊》记孔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地中海文明区是花环式的,‘海中地’文明区是花束式的。……在西方的那个花环上,各朵花总是此枯彼荣,没有一朵花是常开不败的;在东方的那个花束里,各朵花争奇斗艳,而最大最美的总是中间的那朵华夏文明之花。……地中海区没有一个族类主体,任何一个叱咤风云的族类都免不了王气销歇,都免不了从主角降为配角乃至龙套;‘海中地’区则从西周起就以华夏为族类主体,而且华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地中海区易散难聚,“海中地”区则易聚难散。战国时代的七个大国,以及夹在大国之间的鲁、郑、宋、卫等国,都已融合为华夏,只是仍分为若干族系。尽管函谷关以东的各国说秦国如虎似狼,可是它们不再像春秋时代的管仲那样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了。资源分布状况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均衡,使有识者越来越相信统一比分裂好。财力和兵力的不均衡,则使变分裂为统一的愿望可能实现。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与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相比,小祖国观念更淡,大祖国观念更强。由此,客卿更多,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大,而且谁也不会指责他们朝秦暮楚了。
统一是战国时代的逻辑趋向,问题是膺此重任、获此殊荣者为谁了。秦人只完成了一半,他们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取天下;还有一半是楚人完成的,他们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治天下。
削平六国的使命,只能由秦人承担,这是历史的抉择。秦国崇尚一元化和一体化,其战斗力和进取心又最强,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像秦国这样定四海于一尊。诚然,秦国的社会形态不算先进,秦国的政治体制不讲仁爱,秦国的行为方式不重信义,但这些都无关宏旨。秦国朝气勃勃,而六国都暮气沉沉,这才是决定胜负的基本态势。对贪婪、残暴、狡诈做抽象的道德评判是没有意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恶劣品性和社会的进步事业不是不相容的。
秦人的贪婪、残暴、狡诈加速了胜利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都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然而,削平六国只是统一的开端,不是统一的终局。
秦王政“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迷信武力,以为战争的胜利是嬴氏宰制天下的永恒保证,兵器为万物之本,因此,他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收缴兵器:“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不能说秦始皇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他所规划的建设工程异常壮伟,大致有两类:第一类用以缔造统一的国家,如修驰道、筑长城以及推行划一的度、量、衡、轨制和书体等,这些,都显示了华夏民族的整体意识、宽阔胸襟、宏大气魄、刚强意志和创造才能。
第二类用以满足皇家的奢欲,如:“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楚人南公善言阴阳,精通数术,曾经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始皇大概不曾听到过这个如同誓词的预言,即使听说了,恐怕也一定会把它视同痴人说梦的吧?
(第六节伟业和暴政的顶峰
秦朝给民众带来了和平,可是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宁。
先前,在连年征战中,秦人的损失总能从胜利中得到数以倍计的补偿。征战越频繁,王室和贵族的财富越丰厚。平民可望因军功而受爵禄,奴隶和刑徒可望因军功而得自由。如今时势大变,岭外和塞上虽尚有战火的微烬,九州之内已无烽烟。可是,无休止的徭役和戍役代替了无休止的兵役,民众求休养生息而不可得。先前淹没在族系矛盾中的阶级矛盾,如今水落而石出。先前由六国分担的忧患,如今由秦朝独揽。于是,秦朝就像传说中的某种虫豸,在不知不觉中自食其尾,终至于自食其身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大宴群臣。博士淳于越请封皇室子弟和文武功臣以为藩辅,秦始皇命丞相议其可否。李斯以为淳于越所言大谬,断不可从,并且主张厉行思想统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李斯上书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其明年,以神仙之术说秦始皇的燕客卢生和韩客侯生等,因其言不验,惧罪亡匿,咸阳诸生则对秦政的苛虐颇有微辞。事发,秦始皇命御史案问,坑杀诸生460余人。这,就是后人非议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长子扶苏进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秦始皇震怒,命扶苏去上郡,监蒙恬军以御匈奴而筑长城,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令必行,禁必止,诚如侯生和卢生所云,“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由此,他喜欢极端化、绝对化的政策,急辔数策,严刑峻法。秦人文化素质太低,理论修养太差,他们以为暴力既可以取天下,也可以治天下。除了对死神的畏惧之外,秦始皇全无忌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些至理箴言,他全不明了。李斯穷毕生之力所研习的帝王之术,也只是取天下而不是治天下。但他毕竟从道家的故乡来,懂得物极则衰,对自己的前途不无忧虑。《史记·李斯列传》记:“斯长男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历岁首十月,再次南游楚地。经云梦时,遥想九疑,望祀虞舜。沿长江而下浮,近丹阳(或作“丹杨”,在今安徽当涂东北)而登岸。渡浙江(今钱塘江),至会稽,祭大禹。李斯奉制为文刻石,有句云:“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脩长。……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无非粉饰太平的谀辞,加上企求永安的祷辞。秦朝的伟业和暴政都达到了顶峰,焉知反叛的因素正在潜滋暗长,这个顶峰是行将喷发的火山,冷峻的平静掩藏着炽灼的骚动。
秦始皇一行浩浩荡荡渡浙江时,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有正在吴中避难的项梁和项羽。项梁为已故楚大将军项燕之子,项羽为项梁之侄。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见到秦始皇,不禁脱口便说:
“彼可取而代也。”沛县(今名仍旧)的刘邦为亭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送役徒到骊山去,役徒相继逃亡,刘邦担心到骊山时会跑得一个不剩,干脆把役徒放走,自己也逃亡了。秦始皇一行北渡长江,前往琅邪时,刘邦正躲在芒、砀两山之间(在今河南永城东北)。一旦政局动荡,岂但项梁、项羽和刘邦,举兵反秦者将不可胜数。是年夏,秦始皇在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西南)西渡黄河时病倒。复前行,病情迅速恶化。自忖将死,乃作玺书命扶苏自上郡回咸阳会葬。不久,秦始皇病死在赵国的沙丘宫(在今河北平乡西南)。李斯决定秘其事,不发丧。秦始皇赐扶苏玺书尚在中车府令赵高处,未送出。赵高与李斯合谋,立从行的秦始皇少子胡亥,另作玺书赐扶苏与蒙恬俱死。到咸阳后,发丧。胡亥立为秦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春,杀公子12人,公主10人,相连坐者无算。人必自败而后人败之,帝国也如此。
(第七节陈胜、吴广首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夏,楚人陈胜、吴广聚众起义。陈胜,字涉,阳城(在今河南方城东)人;吴广,字叔,阳夏(即今河南太康)人。他们都是贫民,应征为卒,将远戍渔阳。同行戍卒共约九百人,陈胜和吴广都是屯长。因雨滞留蕲县(在今安徽宿州南)大泽乡,误了限期,于法当斩。陈胜、吴广击杀领队的两名县尉,即以九百人反。《史记·陈涉世家》记陈胜、吴广密谋:
“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倡),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天下苦秦久矣”,这是起义发生的大背景。至于失期当斩,则是起义发生的小背景。诈称项燕,是要利用民众有好感的楚贵族。诈称扶苏,是要利用民众有好感的秦皇族。
这样,便于组成多阶级、多族系的统一阵线。号曰“大楚”,是为了激发楚人的复仇意识。事先行卜,是楚俗。请神鬼、狐祥相助,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合情合理的。
同行的戍卒赞成起义,于是,他们举行盟誓和祭祀,假托扶苏、项燕,以“张楚”(意即复兴楚国)为天下倡。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除了从两名县尉那里夺来的佩剑,他们没有任何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