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古代三千余年福祸倚伏的政局，臣弑其君者虽不可胜数，亲子杀亲父而篡位的事却殊属罕见，商臣逼杀成王是情节尤为恶劣的一例。极度的贪婪和残忍在楚国的历史上写下了至可厌恶的一页，芈姓的贵族面临着始料所不及的严峻考验。事发之后，楚国的霸气为之大减，政局却尚称安稳。对君父，商臣尽可不择手段；对贵族，穆王就不能不心怀顾忌了。楚国的旧贵，如斗氏和成氏，那是连颇有才略的成王也驾驭不了的。还有氏和屈氏，也都族大根深。
纵使穆王愚钝而乖戾，他那老奸巨猾的太师潘崇却深通人情世故。只要潘崇心里明白，对潘崇言听计从的穆王是不敢事事胡作非为的。
穆王在位十二年，全无善政、宏图可言。对他来说，最大的成就乃是得以善终，也许，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了。
穆王死，其子庄王立，楚国的形势更使贵族中的有识之士为之忧心如焚。然而，曾几何时，楚人便惊喜地发现———邻国则惊恐地发现有其父未必有其子，犬父所生的竟然是虎子，时势比家庭对人更有决定作用。
（第一节转祸为福的庄王
穆王在楚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平淡的几页，它像风暴来临之前的沉闷，令人不安。
公元前623年———穆王三年，楚灭江。江是一个小国，其故址在今河南息县西。公族嬴姓，与秦人为同族。江人国灭祀绝，远在关中的秦穆公为之举哀。当时秦、晋正在交战，楚乃乘机灭江。同年，郑公子士到楚国聘问，其母为江国公族女子。穆王唯恐公子士为害于楚，竟秘密派人在叶县的客舍中毒杀了他。
其明年，鄀国因朝秦暮楚，被秦人击破，南迁到楚国腹地，其新址在今湖北钟祥西北。楚国在鄀国故址商密设县，谓之“上鄀”，鄀国新址则为“下鄀”。同年，楚灭六。六，故址在今安徽六安北。公族偃姓，相传是夏人皋陶的后裔。
又明年，秦穆公去世。
公元前618年———穆王八年，春，楚伐郑，动机是趁晋灵公年少，对中原诸侯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背晋从楚。楚师俘获郑大夫三人，郑向楚请和。夏，楚侵陈，取其边邑壶丘(在今河南新蔡东南)，唯一的理由是陈从晋。秋，又伐陈，楚师被陈师击败，公子茷被陈师俘获。陈以小胜大，惧祸及身，向楚请和。
公元前617年———穆王九年，工尹子西和大夫子家(斗仲归)谋叛，事泄，两人都被捕杀。
是年冬，穆王与郑穆公、陈共公在息县会盟。随即同赴厥貉(在今河南项城)，与蔡庄侯、麇子会合，商议伐宋。宋昭公大惧，亲自到厥貉慰劳楚师，表示输心从楚。于是，伐宋之议打消。陈共公、蔡庄侯因故先行回国，麇子则擅自逃会回国了。宋昭公请楚穆王和郑穆公到孟诸围猎。孟诸在今河南商丘东北，是一处天然的名胜。围猎必须布军阵、行军令，犹如作战。楚穆王居中路，郑穆公以贵客居尊位为左翼(“左盂”)，宋昭公以主人居卑位为右翼(“右盂”)。楚息公子朱和王孙子舟(申舟、文无畏)为左司马，楚期思公为右司马。左司马行令执法，吩咐诸军要带取火用的燧，一早就驾好车。宋昭公违令，子舟责打了宋昭公的御者，并让他在军前示众。宋人因此衔恨，慑于楚国的兵威，暂且隐忍不发。
其明年，为了惩罚逃厥貉之会的麇子，楚两度伐麇，曾推进到麇都锡穴(在今湖北郧县)附近，但战果甚微。
又明年，令尹成大心去世，成嘉继为令尹。成嘉伐群舒，俘获舒子平。舒有几个方国，因而号为“群舒”。当时，晋正与秦交战，齐、鲁、宋、卫诸国正在与狄交战，都不遑南顾，因而楚师在淮南可以从容来去。
公元前614年，穆王死。子熊旅继立，是为庄王。
穆王对太子的教育似乎并不重视，为太子遴选的两位师傅都是不受宠信的政客。其一是子仪(斗克)，原为申公，在成王三十七年被秦师俘获。八年后，秦败于晋，才放子仪回国，以求与楚结盟。
穆王不信任子仪，子仪怏怏不乐。其二是王子燮，曾求为令尹不遂，也郁郁不欢。公元前613年———庄王元年，令尹成嘉和先王的太师潘崇率楚师主力再次伐群舒。子仪和王子燮乘机作乱，扬言成嘉和潘崇有大罪，擅自分掉了他们的资财和仆妾。随即在郢都筑城，准备据守。同时派刺客去杀成嘉，未果。成嘉和潘崇闻变回师，子仪和王子燮与析公串通，胁持庄王逃离了郢都，计划逃往析邑。刚走到庐邑(在卢戎故址，今湖北南漳东北)，子仪和王子燮就为当地的大夫戢黎和叔麇诱杀，析公逃奔晋国，庄王恢复了自由。
这时，庄王年不满二十，威信尚未确立，势位尚不牢固。两位师傅的叛乱和败死，使庄王也不免染上了嫌疑。史称庄王即位三年，不理朝政，淫逸无度。这，可能是自发和被迫兼而有之；自发，即庄王对声色犬马颇有所好，情不自禁；被迫，即庄王为权贵掣肘，事不由己。当时政柄由权贵操纵，不同的派系形同水火。即令庄王即位伊始便有励精图治之志，怕也解不开盘根错节的矛盾，甚至会激起废立之变。堵敖之死、成王之死，都是前车之鉴。自己刚即位就成为两位师傅闹政变的人质，余悸犹存。韬光以远祸，敛翼以待时，这是庄王的上计。在钟鸣鼎食、牵黄擎苍、美目巧笑之中，他的苦心是别人无从洞察的。公元前612年———庄王二年，晋伐蔡，这是到楚的国门之外来耀武了，楚竟坐视不救，以致蔡不得不与晋为城下之盟。可见庄王初立时的执政大夫已无心于远略了。
西汉的贾谊明了庄王的苦衷，在《新书·先醒》中说：“昔楚庄王即位，自静三年，以讲得失。”话虽讲得绝对化了些，但不乏灼见。谁也不曾想到，天灾人祸竟帮助了庄王，也帮助了楚国。公元前611年———庄王三年，楚国大饥，西部的几个少数民族相继发动叛乱，《左传·文公十六年》记：“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旧注，阜山在今湖北房县南，大林在今湖北荆门北，訾枝在今湖北钟祥境，大致不误。阳丘地望不明，似应在郢都东南；选，一说在今湖北枝江境，疑不确，应在鄂西北。戎，杜预注以为乃“山夷”，其说可从。楚地所谓“山夷”，主要是巴人。这次巴人的骚乱，大概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经济性的。饥不可耐，只能去抢粮和游食。当时，既能在楚都西南起兵，又能在楚都东南起兵的，只有巴人。巴人的这次骚乱，波及面虽广，持久性却弱，不足为大患。庸是楚国西面最大的一个邻国，这次充当了叛乱的中坚。麇虽有伐楚以复仇之心，但尚在观望。楚国的执政大夫方寸大乱，商议可否迁都。这时，庄王态度如何就至关紧要了。是庸主还是明主，是弱者还是强者，就看如何处置这场危机了。
《史记·楚世家》记伍举和苏从相继入谏，庄王“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所诛者、所进者各数百人，或许夸大了，但有所退、有所进是可信的。在回答伍举所云有鸟不蜚不鸣这个隐语时，庄王自称“蜚将冲天”，“鸣将惊人”。国难当头，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庄王有恃无恐，才拍案而起了。
大夫贾反对迁都，他说，我们能去的地方，敌人也能去，迁都是无益的，为今之计，莫如伐庸。庄王从其议，决定伐庸，这是擒贼先擒王的善策。当初解救庄王的戢黎，受命为元帅，这意味着庄王力图打破旧贵主宰政柄和执掌军权的局面。麇人和百濮见楚师大动干戈，都散伙了。楚师集结在庐邑，戢黎用官仓的储粮供应军需。前锋推进到庸国的“方城”，与拒守的庸师交战。这个“方城”是庸国为防御楚、秦等国而建的，故址在今湖北竹山。戢黎是贤臣，但不是良将，没有攻坚的经验，以致初战不利。大夫子扬被庸人捉去，关了三天，逃回楚营，主张等主力赶到后再战。大夫潘尫(师叔)认为不妨暂且让庸人得胜，使他们因骄傲而懈怠，再去打败他们。戢黎从潘尫之议，令楚师故意七战七退。庸人果然以为楚师不堪一击，便只派裨、、鱼三部蛮卒追逐楚师。这时，楚国已说动了秦人，笼络了巴人，争取了蛮人，使庸国陷于孤立。庄王乘着快速的驲车，随同主力赶到了前线。楚师分为左、右两翼，在秦师、巴师的配合下，展开钳形攻势，一举击灭了庸国。于是，楚国转危为安。庄王实践子自己的誓言，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威信与胜利俱来，国人为他们又得到了一位雄主而庆幸。后生可畏的新贵尽力显示自己的才具，旧贵主宰政柄的偏瘫症状大为减轻。国家机器又能正常地运转了。可是，灾荒投下的阴影又大又长，国力的恢复尚需假以时日。
（第二节问鼎周室
国间环境对庄王并不严酷，倒是给庄王提供了向北方诸侯挑战的良机。当时的齐国君昏臣昧，声望一落千丈。《史记·齐太公世家》记，齐懿公尚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争猎获之物，及即位后，问其罪，断其足，而使丙戎为仆；近臣庸职之妻有美色，齐懿公纳之内宫，而使庸职骖乘。丙戎和庸职不胜其辱，弑齐懿公于车上。
君臣如此，其国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晋国挟霸主的余威，对中原有不小的影响。但楚国已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中原又感受到它的威胁了。郑这只风信鸡又忽南忽北地转动起来，晋不能不怀疑郑的忠诚。
《左传·文公十七年》记郑卿子家派人送信给晋卿赵盾，表白郑事晋无二心，同时声明如晋逼郑太甚，郑将“铤而走险”。这信写得很直率，赵盾无言以对。公元前610年，晋、郑交质。但不过两年，郑又背晋从楚了。公元前608年———庄王六年，秋，楚、郑合兵伐陈、宋，大捷，缴获宋战车500乘。晋与宋、陈、卫、曹合兵伐郑，郑向楚告急。贾率兵救郑，击晋师于北林(在今河南新郑北)，晋师失利，晋将解扬被楚师俘获。其明年，春，郑伐宋，大捷。夏，晋与宋、卫、陈诸国合兵伐郑，因楚救郑而引退。晋灵公暴虐，乃至因熊掌不熟而处死宰夫，在高台上用弹弓射人为乐。赵氏杀晋灵公，立晋襄公弟黑臀为晋成公。
像齐懿公那样荒唐和像晋灵公那样暴虐的君主，在北方各国时或可见，在楚国却不会出现。楚的公族对君主的教育，楚的国人对君主的要求，以及楚的传统对君主的约束，都比北方各国所能做到的要严格得多。民为神主、民为邦本的思想在楚国已成为常识，这也是北方各国所不如的。
公元前606年———庄王八年，春，伐陆浑之戎，这是庄王首次涉足于中原。陆浑之戎在伏牛山与熊耳山之间的伊水流域，自顾不暇，未曾开罪于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是假尊王攘夷之名到中原去试探，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楚师在陆浑虚晃一枪，就开到伊水与洛水之间，在周都的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是又狂妄又天真的举动，只有年少气盛的庄王才做得出来。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忐忑不安，派善于应对的王孙满去慰劳庄王。
《史记·楚世家》记庄王问王孙满，周天子的九鼎有多大？有多重？言外之意，分明是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王孙满似答非答地说：
“在德不在鼎。”庄王的口气越来越硬了：“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所谓“折钩之喙”，即将戈援的尖端折下来。假如真把楚师的钩喙都折下来，铸九鼎是不成问题的。面对有逼人气焰的庄王，王孙满发表了一通宏论。首先，他以感叹的语调反问：
“呜呼！君王其忘之乎？……”然后，他介绍九鼎制作的年代和传承的经过：“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接着，他阐明“在德不在鼎”的道理：“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他的结论是：“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庄王不再强求，麾师伐郑，以问郑背楚从晋之罪。“问鼎周室”这个典故的来由，大致就是这样。
王孙满的一席话，使庄王获益匪浅。从此，庄王对德和威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离周赴郑，应是欣然而行的。没有这样的大度，就不成其为庄王了。
庄王观兵周郊，问鼎周室，北方诸侯噤若寒蝉，这是因为他们一无德，二无威，只好瞠目结舌。
这次伐郑，庄王的意图无非聊示薄惩而已。庄王懂得：谁能使郑成为自己的附庸，谁就是事实上的霸主；反过来说，谁要想成为事实上的霸主，谁就得使郑成为自己的附庸。因此，夹在晋、楚两强之间的郑，怎样才能保持中立是任何智者都无法解答的二律背反。
庄王对郑聊示薄惩之后，又略施小惠。其明年，送大鳖给郑灵公，以贺即位。大鳖是珍馐，北方所不产，郑人视之为异味。庄王没有料到，大鳖竟送掉了郑灵公的命。郑国的子公和子家两位公子朝见郑灵公，将进宫时，子公食指弹动，举起食指对子家说，你看，我今天一定大有口福。进了宫中，发现宰夫正在切已经煮熟的大鳖，两人不禁相视而笑。郑灵公问他们何以发笑，子家如实相告，焉知这就埋下了祸根。心胸狭窄的郑灵公觉得那些贵显公子都是潜在的政敌，容不得他们有任何放肆的苗头。当天晚些时候，郑灵公请各位大夫品尝大鳖，子公也在受邀之列，但郑灵公唯独不让他吃这异味。子公大怒，把食指伸进鼎中，蘸上鳖羹，塞进嘴里尝过，才拂袖而去。“染指”的典故，即由此而来。郑灵公要杀死子公，而事机不密，为子公侦悉。子公和子家先下了手，杀死郑灵公，改立其庶弟公子坚，是为郑襄公。这个偶发的细故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尖锐碰撞，暴露了郑国公族内部的利害冲突，它引来了君位的更替，但对郑国的前途却没有发生可以察觉的任何作用。
灭庸后，庄王命子扬为令尹，子越(斗椒)为司马，贾为工正。氏常以屈居若敖氏之下为憾，贾也如此。贾散播流言，使庄王处死了子扬，以子越为令尹，以贾为司马。在郑灵公被杀之年，贾又向庄王说了些对子越不利的话，子越不自安，以为庄王偏袒氏，竟悍然谋反，公室与若敖氏之间注定要进行的决战，因子越谋反而提前爆发了。
子越在申县诱杀子贾，然后率若敖氏的私卒向郢都前进。庄王派使者告诉子越，愿以三位先王的子孙做人质，保证不杀子越。
子越不听，麾师渡汉。庄王紧急调集重兵，与若敖氏战于皋浒(在今湖北襄樊西郊，汉水南岸)。子越在阵前亲自射庄王，连发两箭：
第一箭擦过车辕和鼓架，射中了丁宁(钲)；第二箭擦过车辕，射中了笠毂。王师见状大惊，前锋为之却步。庄王当即派人传告将士，先君文王灭息时，得到三支利箭，传给后世，子越偷去两支，现在两支都已射出，子越再也没有了。王师士气复振，庄王乃击鼓进兵。
若敖氏私卒寡不敌众，迅即溃败。出于除恶务尽的欲望，庄王不惜株连无辜，尽灭若敖氏，子越之子贲皇逃奔晋国，晋君赏以苗邑，遂以苗为氏，称苗贲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