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始了真正的蜜月生活。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分离和等待之后，有情人能终成眷属，我们幸福地拥抱在一起，都忍不住流泪了。郭莎莎在多伦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她住在多伦多大学里的留学生公寓，两间居室，带卫生间和厨房。在多伦多，房东在每个新房客到来之前，都要重新给地板刷油漆，粉刷墙，连床单都要换上雪白浆洗过的。那里成了我们的新房，多伦多面对安大略湖，湖面波平如镜。我和郭莎莎在那里拍了许多优美的照片。接着我们又到唐人街和尼亚加拉大瀑布，参观游览。
蜜月度完，郭莎莎继续回到大学里攻读学位，我则成了名副其实的“陪读丈夫”。为了适应加拿大的移民生活，郭莎莎为我联系了安大略新移民英语班去“恶补”英语。她计划，我的语言关过了之后，就到约克大学念书。我原打算，一到多伦多就去打工，我已三十多岁，对再啃书本，自知力不从心。再说，我俩的生活全靠郭莎莎的奖学金维持，一个男人怎能“吃软饭”？但莎莎坚决不同意我出去打工，说她读完硕士后，还要继续攻读博士，我这个做丈夫的连一个普通学位也拿不到，岂不让她太没面子了吗？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补英语，由于基础太差，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作业弄不明白，只好向妻子请教，尽管多次遭到她讪笑，但总算在半年后拿到了一张结业证书。
那段时间，家务活都由我负责。洗衣、做饭、收拾房间，这在国内我是从来不干的，由我的前妻包了。郭莎莎不以为然，还像小姐似地说我老土，吃不惯西餐，尽烟熏火燎地烧中餐，弄得厨房油腻腻的。还嫌我衣服洗得不干净，衣领袖口也不事先搓一搓。
我想跟她发火，可一想到她的学业压力大，又是新婚，权当她跟我撒娇了，也不跟她计较。她每天都要在大学图书馆呆到很晚才回家，即使在家也要在书房里工作到深夜。这段时间她不许我打扰，不许我碰她和她亲热。开始，我纠缠她，她便拉下脸，说你真俗气，一点也不理解我学业的艰苦性。
我没有朋友，没有熟人，只好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可语言又不通，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寂寞孤独的感觉芒刺般折磨着我。我开始想家，想念那种温馨和热闹的生活。半年后，我进了约克大学的艺术摄影系。该系知名度非常高，能进加拿大一流大学深造，我感到格外兴奋，觉得做“陪读”丈夫也值了。
没料到，我仅上了一年就自动退学了。原因是我的英语太差，老师用英语授课，我听起来完全不得要领，脑子里一团浆糊。上课时，老师讲了笑话，本地学生轰然大笑，我听不懂，便问人家。本地同学耸耸肩，双手一摊：“嗯哼，连这个都不明白吗？”一副不屑解释的傲慢表情。
我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没跟郭莎莎商量就退了学。事后，她对我大发脾气，说我胸无大志，没有卧薪尝胆的精神，令她太失望了。我反唇相讥：“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爱情，不是来镀金的。”
郭莎莎也不示弱：“既然你爱我就得为我着想，围着我转的男人、洋博士和博士后一大把，而我的丈夫却是唐人街的打工仔，我的脸往哪儿搁？”
郭莎莎的话使我意识到，我在她心中的位置原来不过是个不拿工资，还能过情爱生活的男仆而已。我伤心透顶，打工挣钱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三
我很羡慕那些从大陆、香港和台湾来加拿大的劳工阶层的移民，他们身无长物，一踏上多伦多，顶多休息三天。第一天逛唐人街，第二天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游览，第三天便要上班。埋头苦干，直到退休，便如此这般地买了屋，买了车，并养大了子女。
但我并不想一辈子呆在这里，我想赚足四万加元就回国去，继续我热爱的摄影事业。可是，在加拿大，工作机会极少，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稍有才干的也都要移民到美国，才可以将自己的才干发挥出来。所以，赚钱谈何容易。但生活又逼得我不得不努力去想法挣钱。
我打工生涯的第一步，是当小贩摆摊。因为只需向政府申请一个小贩牌（牌照是免费的），入这行的人很多，特别是华人和印度人，连香港去的电机工程师因找不到合适工作，都去摆摊了。尽管别人告诉我，在小贩中心摆摊相当辛苦，我仍充耳不闻，反而责问对方，赚钱哪有不辛苦的？我拿出从国内带去的部分存款，到批发中心批发了二十多种货物，多是一些家庭日用品，例如玩具、厨房用具和家庭小摆设之类。我在小贩市场辛劳一天的结果是为我带来64元的收入，但除去批发价，除去摊位费，我仅赚回了7元，真令我欲哭无泪。
于是，我草草收场。又到上海人开的一家名叫“翠园酒家”的餐馆打工。初到那儿，负责刷碗洗菜择菜的粗活，每天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才下班，先乘地铁再转车到家，差不多已是凌晨一点多了。郭莎莎对我天天这么晚回家极其厌烦，说她因功课负担太重，失眠严重，好不容易睡着，又被我进门吃东西、洗澡、上床这一连串的动作吵得困意全无，特别影响她第二天的学习。让我更无法接受的是，从我“下海”后，她开始冷淡我，拒绝和我做爱。偶尔做一次，也是很不耐烦，仿佛遭强奸。想到自己为了她放弃热爱的摄影事业，抛妻舍女，远涉重洋，来到这异国他乡，没有学业，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只有这少得可怜的爱情，她也要收回，我感到心灵深处从未有过的凄凉和悲哀。
有一天，我在餐馆被烧菜大厨不小心用热油烫伤了手，老板就让我提前回家休息。到家时都十点多了，郭莎莎还没回来。我以为她又去了图书馆，就先冲了淋浴，然后冲了一杯咖啡，坐在阳台的一把藤椅上，望着星星，抽着烟，想心事。这时，一辆漂亮的奔驰轿车流星般地滑到楼门前。车门开了，先跳下一位个子高高大大的金发男人，接着，金发男人走到车门另一侧，很绅士地从汽车里搀出一位年轻女人。我定睛一看，那漂亮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郭莎莎。他们用英语交谈着，然后，金发男人拥抱住郭莎莎，两人很缠绵地接吻了好一会儿……我的眼前一阵发黑，愤怒使我的骨骼嘎嘎作响。
郭莎莎一进屋，我就扭住了她，劈手抽了她一记耳光。她捂住脸，往日明媚的眼睛充满惊恐。“你给我说，那个男人是谁？”我恶狠狠地吼道。
片刻，郭莎莎平静下来，高昂着头：“你再动手，我就报警。”
我顿时泄气了。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因妻子（陪读夫人）不甘寂寞和清贫，到多伦多的按摩院从事非法卖淫活动，愤怒之中动手打了妻子。那妻子报了警，朋友立刻就被警察抓进监狱。还是我借给了他一千加元，才把他保释出来。郭莎莎知道这件事，所以借此威胁我。不过她自知理亏，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那个令人心碎的夜晚，郭莎莎向我坦白，那个男人是她的指导教授，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后，已和妻子离异两年。他迷恋上了她这个来自东方的漂亮姑娘，执意要和她结婚。
“敏德，原谅我，我只是对我们目前的婚姻不满意，感到失望和彷徨，还没有打算离开你……”她哭诉着。
我冷冷道：“明天我就从家里搬出去，你什么时候要离婚，就来找我。”
1993年2月13日，也就是我离家出走的两个月后，我和郭莎莎闪电般离婚了。
四
多伦多的贫民区，犹如大陆廉租屋村一样，多层的廉租屋，聚集了不同肤色的众多人口。我就在这里租了一间简陋的约十平方米的小房间。日子过得和《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倒霉时非常相像，穷困潦倒、孤独沮丧。餐馆因竞争不过，倒闭关门，我失业了。可我越是艰难越是不想回国，因为无脸见家乡父老乡亲。那段时间，我到处找活干，曾送过一段时间外卖食品。多伦多市内的小街道没有街灯，找门牌得靠眼力。我常常是一面驾车，一面打着巨型手电，照着找路。当时正值冬天，冰天雪地。餐馆里有暖气，可一有外卖，便得马上冲出餐馆，开动汽车引擎。一般汽车需要五至七分钟才可将机件暖上来，不然开在途中就熄火了。耽误了顾客，拿回去，老板就发脾气，自己还要“倒贴”，真是苦不堪言。
为了早日实现赚足四万加元就回国的梦想，我想方设法多赚钱。我看到冬天落大雪的日子里，好多汽车“死火”坏在公路上，此时便有人提供私人拖车服务。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干这个赚了一些钱，我请他们有活时分一些给我。只要能赚钱，我什么苦都肯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