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叙述方式的传统化与内在主题的现代性如此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给许多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错觉，人们对张爱玲的评价自然褒贬不一，有人欣赏其通俗小说的结构模式，有人指责其题材表现的陈腐，也有人读出了作品中的沧桑感叹。张爱玲并不在意别人的评价，她很在乎的是自己作品艺术境界的高低，虽然她成名于鸳鸯蝴蝶派的举荐，却很快离开通俗文学的营地，开始了纯文学的创作。张爱玲称自己最喜欢用“参差对照”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的方法讲述人生故事，很少用善恶对比或紧张激烈的冲突来推进情节发展，这种方法使她的小说整体上显得张弛有度，从容不迫。即使是惊心动魄的悲剧故事，也不露声色，平静叙述，使小说情节蕴涵严谨的内在张力。张爱玲小说的传奇结构模式既颠覆了古代话本小说随心所欲虚构传奇情节的简单化模式，又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含而不露的叙事方法，并大量借鉴西方近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形成一种将古典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熔于一炉的独特风貌。事实上，张爱玲一开始就选择好了前进的方向，她要借用传统文学的叙述语言来使自己的创作走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同时也要用现代小说的表现方式来融入自我世界复杂的人生感喟。总体上看，张爱玲小说在创作风格上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张爱玲小说的现代形式首先表现在对人物心理世界的开掘上。英国作家毛姆的《刀锋》《月亮和六便士》等作品在人物心理描写上有着独到的开掘，张爱玲对此推崇备至，故而悟得现代小说的写作精髓。30年代现代派作家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形象阐释，更是加深了她对小说艺术的感性体验。她把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为创作的表现中心，在看似冷静的描写中极力挖掘主人公心理世界的复杂性，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透露出作者对人物精细而准确的心理把握。在《倾城之恋》《金锁记》和《怨女》等作品中，张爱玲大量运用现代小说心理分析的方法，将人物的心理变化刻画得精细入微，为主人公扭曲与变态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依据。《倾城之恋》中，当范柳原借故离开白流苏之后，白流苏内心是怎样的感受？作者写道：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找徐太太打牌去，看戏？然后姘戏子，抽鸦片，往姨太太们的路上走？她突然站住了，挺着胸，两只手在背后紧紧互扭着。那倒不至于！她不是那种下流的人。她管得住自己。但是……她管得住她自己不发疯么？张爱玲《倾城之恋》，《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96页。
《金锁记》描写姜季泽到曹七巧家借钱的一段情节，姜季泽提起旧情，引起曹七巧的情感波动：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张爱玲《金锁记》，《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9页。
这样的心理描写把主人公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的内心世界生动地刻画出来，与传统小说人物简洁含蓄、侧面描写等方法有着截然不同的审美效果，更加准确地表现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因而更具有现代小说语言艺术的魅力。
张爱玲还灵活地融入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运用特殊的创作方法以及语言表达技巧——隐喻、象征、通感等，以独特的审美意象营造出极具象征意味的抒情意境，不仅打破了传统小说简单的叙述模式，而且也极大地提升了语言的张力，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艺术想象空间。《倾城之恋》描写白流苏遭遇家人冷遇后，回到自己的屋子里：
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栝早坏了，停了多年。张爱玲《倾城之恋》，《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细致的环境描写烘托出了一种古旧的生活氛围，暗示出主人公不可言喻的心理苦闷。《沉香屑——第一炉香》描写薇龙见到的姑妈，以一个特殊的比喻刻画了她内心的野心与欲望，创造出一个令人啧啧称奇的意象：
她那扇子偏了一偏，扇子里筛入几丝黄金色的阳光，拂过她的嘴边，正像一只老虎猫的须，振振欲飞。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金锁记》开篇把月亮比喻成“陈旧而迷糊”的泪珠，给作品定下了苍凉伤感的基调。描写人物的命运变化，又借用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以画面叠加的方式隐喻曹七巧的人生变迁：
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张爱玲《金锁记》，《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姜季泽引诱曹七巧，却又与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使曹七巧感到极度的迷茫和痛苦：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同上第17页。
在结尾处，作者写长安被关在楼上，眼睁睁地看着童世舫被母亲赶走：
长安悄悄地走下楼来，玄色绣花鞋与白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儿，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同上第54页。
长安孤苦无助的心境被表现得如此简洁，又如此意味深长。在《金锁记》中，“自鸣钟”、“月亮”、“酸梅汤”、“蝴蝶标本”、“绣花鞋”构成一组特殊的意象群，既是对旧时代女性命运的暗示，又是张爱玲对现代小说叙述方式别开生面的一种创造，她的小说开拓了一条从传统通往现代的特殊路径。
张爱玲从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起就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才华，她在小说中表现出的人生经验和写作技巧老道而圆熟。张爱玲的创作成就其根底在于个人对生命价值的独特思考，在于她把这种个人思索转变成了文学的语言表达。张爱玲的创作与她所面临的时代巨变是分不开的，她把内心的焦虑与创作的追求外化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我们既可以找到她在作品中留下的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痕迹，也可以看出作家生不逢时的内心困惑。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给她的生活方式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转型时期的西方文化特别是沪港地区的殖民文化又在她的创作上浓墨重彩地抹上了一笔，于是在小说中自然地形成一种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交融性特征。我们既可以读到通俗故事的讲述技巧，又能够看到西方现代主义对人性的深刻观照，还能清晰地找到五四文学留下的现实主义足迹，这使她的小说呈现出（中国式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相交融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她区别于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构成独一无二的“这一个”。难怪海外学者夏志清称赞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台湾时报出版社，1979年，第237页。。
（第五节）韩少功：民族历史的语言承载
——《马桥词典》对民族苦难的文化反思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7页。，每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形成过自己独特的语言，并通过它保留自己的文化，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由于地域的差异，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极大的差异，它们通过物质财富、精神信仰、劳动方式、生活习俗表现出来，语言便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语言符号中，语言的意义常常因为生存的需求而为表象所遮盖，因而需要通过对特殊语汇的阐释，才能打开内核，挖掘其中的宝藏。80年代颇有影响的寻根文学作家韩少功对语言有着特殊的理解，他在90年代喧闹的文坛上不愿放弃独立的思想，创作了长篇小说《马桥词典》。通过对民间方言的语义还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六七十年代湖南内地极其真实的乡村图画，“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6期。，让我们感受到真正意义的民间生活——民间的风俗、民间的情感和民间的苦难，尤其让我们看到农民承受苦难的心理动因——文化背景与哲学精神。在那些看似平常而普通的语词中，深藏着下层劳动者生活的伤痛，折射着马桥人对生存的无奈与悲哀，甚至表达着对生命刻骨铭心的见解。一个语词便是一个生动的故事，每一个生动的故事背后都有着作家独特的人生感悟和深沉的哲学思考。读者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民间生活中与道家哲学和佛教文化相互交融，形成儒道释对立互补的文化景观。儒家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主张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强调作为个体的人要服从并依附于社会的纲常伦理，对“人欲”要节制和抑制；道家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回归自然，释放人性，与天道合一；佛教则主张“无欲无念”的心空境界，以生命的轮回阐释生命的意义。马桥的民间语言中渗透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性。本文通过对其中一些语词的解读，分别从儒、道、佛文化在马桥语言中的渗透和影响，解读其中的文化内涵和哲学精神，探寻《马桥词典》的文化寻根意义。
一、马桥方言中的儒家文化
自古以来，儒家文化便依靠统治阶级的权力确立了自己的核心地位。孔子的“礼乐教化”和孟子的“仁政”思想原本是治国之道，但到了后来，却逐渐被转化为以治人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形成“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它尊崇皇权，以“天子至尊”的封建道德观消解民众的反抗意识，带来社会的阶段性安定。同时，儒家文化还强调尊崇古风，尊敬先师圣人，反对一切犯上行为和创新意识。在文化上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在道德上以“克己复礼”为目标，以牺牲个人的欲望实现社会的稳定。儒家文化既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建作出了贡献，同时又是专制体制的维护者和封建礼教的卫道者。马桥地处内地，传统文化气息十分浓厚，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处处都能看到儒家文化留下的痕迹，民间语言中的许多语词，也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话份”是马桥村的农民对有身份地位的人的形象概括，有了“话份”，说话才有权威性，没有“话份”的人说话是无足轻重的。一般说来，只有威望高的人才有话份，其实这句话的潜在语义是：只要有了权势，就会拥有“话份”，与当今的“话语权”几乎同义。本义有了话份，可以任意呵斥知青和村民，就因为他是村里的大队书记。另一个词语“格”的语义也与之相近，谁一旦有了“格”，便可以得到别人的尊敬。马桥的等级秩序通过民间话语的方式体现出来，暴露了儒家文化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真相。
从马桥的方言俚语中，还能看到儒家的道德观念对女性的歧视和压制，女性不仅在社会上失去了“格”（有“格”的女人几乎不能算作女人），不可能拥有“话份”，甚至在称谓上也被取消了性别权利，只能在男性前加一个“小”字。例如姐姐叫“小哥”，姑姑叫“小伯”，“男尊女卑”思想严重到了何等程度；他们还把漂亮女人叫做“不和气”，她们乘船过河时要在脸上抹上稀泥，免得河里的女巫兴风作浪，表面看不过是落后的民间习俗，无意识里却渗透了“女人是祸水”这样的封建遗毒。村里一位农民罗伯，认为女人肮脏，终身不近女色，被人称作“红花爹爹”。由此看出，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扭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马桥村民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保持着见面时相互问候的文明礼节。在平常日子里，他们一见面总要问对方“茹饭了没有？”语义的重心不在吃饭的内容而在问候的形式。农民即使饥肠辘辘，仍然不忘孔孟先生的教诲，要礼貌地问候对方“茹饭没有？”“茹饭”这一文明用语因恰好暴露了生活贫困的真相而显得滑稽可笑，也是对儒家道德伦理的绝妙反讽。罗伯因为向过路的侄儿顺口问了一句“茹饭没有”，引出了一场“到底吃饭没有”的精彩辩论，令人心酸不已。某些语言在特定的语境中一旦失去了它的内在含义，剩下语言外壳，它便成了表义模糊的象征性符号。“茹饭”一词正是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同现实生存在冲突中产生的语言怪胎。另一个词语“道学”是马桥人对传统语言的一大贡献，他们怀着对“孔孟之道”的景仰之情，将人与人之间的客套称为“道学”，精辟地概括了儒家礼教虚伪的本质。文明的真相在这些方言语汇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显现。
二、马桥方言中的道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