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求真务实地搞调研，才能实现科学领导。违背客观实际、不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其危害是相当大的。最大危害就是危及党的正确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威。对此，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这说明，离开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离开对客观情况的真实掌控，党的领导就很难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因此，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而言，缺乏对国情、省情、市情、县情以及社情、舆情、民情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2.求真务实搞好调查研究的基本路径
要做到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地搞好调查研究，就必须切实把握以下基本原则要求和路径设计。
第一，把握调查研究的技术与程序要件。关于调查的技术要件或技术要求，毛泽东曾提出了以下必须关注的重要方面。一是要召开调查会议作讨论式的调查，唯如此，才能近于正确、形成相对正确的结论；二是要关注调查会议所到的人员，人员必须是与所调查的问题最相关的、最知情的人；三是调查会议参会的人数是多或是少好，要视情况而定；四是进行调查研究之前要拟定提纲，要有的放矢；五是领导干部要亲自出马搞调查研究，不能单看别人调查得来的书面报告，或者由别人代替去搞调研；六是调查研究要深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蜻蜓点水、流于表面；七是领导干部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亲自做记录，不能一味地靠别人之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第一手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程序要件，从一个完整的调查研究过程来看，确定调查中心和主题、拟定调研提纲、采用多种形式进行调查研究、梳理整理调研材料、撰写调研报告、向有关领导或部门呈送调研报告，这应是调查研究的完整程序过程。
第二，树立调查研究的正确态度。要求真务实地搞好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如果没有正确的态度，就不能真正深入下去，就不能与基层群众交朋友，也就不能从群众口中听到实话、真心话，获得真实情况。毛泽东认为，搞调查研究，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所以，调查研究的态度很重要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态度决定结果”。
第三，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调研制度。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问题。要保证求真务实地搞好调查研究的长效性，就必须着力建立健全调查研究的制度规范。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特别强调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的问题，并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制定和落实调研计划。省部级领导干部每年应至少抽出一个月时间，市（地）县党政领导干部每年要有两个月以上时间，深入基层调研，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工作，解决问题。调查研究要改进方法，提高质量，努力了解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县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撰写有情况、有分析、有见解的调研报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每年要向中央报送调研材料和决策建议。”这就将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以制度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我们应结合新的实际、新的要求，不断对这些制度要求加以健全完善，同时积极推进调查研究的制度创新。
第四，调查研究要落脚到为群众谋利益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机关工作要重心下移，基层干部要坚守一线，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2012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谈心，多商量讨论，多解剖典型，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贯彻落实上述要求，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将落脚点真正定位到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基础上，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上。为此，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对工作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尤其要格外关注、重点帮助；调研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到工作形势好的地方去总结经验，更要到问题较多、矛盾尖锐的地方去同干部群众一起解决问题，善于通过调研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第五，调查研究要“有调查研究的样子”。搞调查研究就是要向基层、群众、实践进行学习，就是力图通过学习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为科学决策提供基本依据。因此，为圆满达到调查研究的目的，我们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调查研究应有的、合适的、正确的样子，剔除一切与调查研究的终极目的无关的花边形式和繁文缛节，将一度“跑偏”的调查研究拉回到正当的轨道上来。198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简化各级领导干部外出活动接待工作的若干规定》就对领导干部下基层搞调研作出几条具有重大影响的具体规定。其中包括：其一，要废除礼仪性的迎来送往，地区、部门负责同志不要到机场、车站、码头迎送，更不要到本地区边境迎送，不要贴标语，挂横幅；其二，要减少陪同人员，轻车简从；其三，从俭安排食宿。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指出：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要讲求实效，不要增加基层和群众的负担，坚决反对搞花架子”。“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不准超标准接待。”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同样强调指出：“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轻车简从。”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更具体地强调指出：“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在此基础上，2012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下基层搞调查，“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摆放花草，不安排宴请”。从常理上讲，如果不剔除与调查研究的终极目的、价值要求无关的粉饰形式、迎来送往，领导干部下基层搞调研就很容易违背求真务实原则，进而出现以形式掩盖内容、以形式冲击内容、以形式代替内容的形式主义，出现将调查研究变成了“葫芦掉进了水井里—浮在下面的上面”的情况，出现调查研究劳民伤财最后却一无所获的情况。
（二）精简高效抓会风
会议是统一思想认识、形成一致舆论导向、制定决策政策决议决定、部署安排工作、团结凝聚力量的重要制度化活动形式。从古至今、从中到西，会议这种形式在国家、社会、政党政治的运作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功能。比如，就我们党而言，如果没有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没有党90多年来所创造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丰功伟绩。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会议形式包括了各级党的代表大会会议、各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各级党委常务委员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党的领导干部会议、党政干部联席会议、干部大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党支部会议、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党员组织生活会等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民主协商会、欢迎欢送会、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等等。因此，我们的会议从类型、名目、数量上来看，都是相当惊人的。
不过，会议这种活动，是一项既不好筹备，也不好举办的活动，筹备和召开会议所具有的费时、费钱、费脑、费心、费力的特点都是相当明显的。参与过办会过程的同志都知道：开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前期准备是相当艰辛的，其所花费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人力成本都是相当大的。具体说来：其一，开会之前需要确认并通知参会人员，参会人员也需要为会议做充分细致的准备。其二，开会之前需要提前确定会场、布置会场，需要提前准备会议设施、做好会场安排、安全保卫等工作，需要反复进行设备调试和会场控制的前期演练。其三，开会需要为与会人员安排接送站、住宿、就餐、办公、医疗、用车、特殊情况处理等“一条龙”的服务，需要动用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多种领域的工作人员。其四，开会需要党委、政府、社会的综合联动，需要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参与其中。也因此，开会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影响到普通群众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秩序，在某些情况下也成为影响党群关系的重要方面。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的会议不是开得越多越好、开得越频繁越好，而是应坚持从实际需要出发、从政治活动的架构安排出发，把握一个最合适的“度”。因此，在党内会议的问题上，目前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诸多的党内会议要不要都开、怎么开，会议的召开是不是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是不是都解决了急需抓紧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
由此入手，我们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从更好地珍惜民力、珍惜财力、有效节约会议成本的基点出发，开始着力关注研究会议的召开与改进会风问题。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指出：要“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下决心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从中央做起，压缩会议费用，控制会议规模，提高会议质量，减少文件简报。党政领导干部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应酬性庆贺、剪彩和迎来送往活动”。以十五届六中全会的上述规定精神为指导，200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意见》（中办发[2001]27号）明确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精简各类会议活动”，并为此拟定了四项重大措施。一是减少会议活动数量。要求能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可以合并开的合并召开；要尽可能利用现代通信和技术手段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条件具备的可以直接开到基层，避免层层开会。二是压缩会议活动规模。要求各类会议活动要尽量压缩规模，减少参加人员。三是严格控制会议活动经费。要求不得超标准使用经费和摊派、转嫁经费负担；不得借召开会议、举办活动名义发放纪念品；不得组织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不得到中央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和举办活动。四是严格会议活动报批程序。例如，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由承办部门提出具体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审核后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批。尤其是《关于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的意见》还明确强调指出：“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召开的表彰会、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周年纪念活动，一般不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发贺信和接见会议代表，各种商业性节庆活动不得邀请领导同志参加。”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应“从中央做起，改革会议制度，大力精简会议、文件和简报，切实改进文风”。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从更广义的视角强调，要“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严格控制发文数量和范围，严格控制会议数量、经费、规模”。在上述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党的各种形式、各色名目的会议要不要开、应该怎么开的问题，逐步加强和深化了认识，进而确立了要精简高效召开会议、切实转变会风的会议改革总体思路。
在此基础上，2012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的会议召开新规定。这一综合性、系统性的新规定，说到底就是要做到“少开会、开好会”。具体说来：其一，除了非开不可的会议之外，可开可不开的会一律不开、价值导向不明确的会一律不开；其二，领导干部参加会议一定要在组织的安排下体现出组织性、选择性，不能“一请就去、去了就讲、讲完就走”；其三，切实转变开会方式，开会要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从重形式向重内容转变；其四，开会时必须围绕着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会议总目标来展开，切忌开人为拉长、无端耗时的“长会”，切忌开无实质内容、空话套话连篇、一味务虚不务实的“虚会”，更要切忌将会议开到风景名胜区、打着会议名义游山玩水的“游玩会”。
（三）大张旗鼓改文风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张旗鼓地改文风，并为此作出了“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的新规定。
所谓文风就是写文章、拟定和发布文件的形式与风格。文风与学风相生相伴，与社会风气、党风、政风紧密相连。一个时代的文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一个政党的文风，是党风、政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因此，不要小看文风，通过文风是可以透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风也是党风，狠抓改进文风就是在着力改进党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