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在书中提出宗教发展规律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我进行论证的线索大体上是这样的：公元前6、5世纪是印度古代思想上、政治上大震荡时期，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人民已经有的宗教，婆罗门教，不能满足东部人民的，特别是新兴商人阶级以及个体劳动者的需要，于是产生了新宗教：佛教和耆那教。它们反对婆罗门，反对种姓制度，都得到商人阶级的大力支持。佛教最初的教义比较简单，无非是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用另外一种说法是三法印或三共相：苦，无常，无我。佛教讲因缘，讲因果，符合商人资本产生利润的心理。修习方式是个人努力，求得解脱，又投合个体劳动者的心理状态，容易接受。大商人也支持，譬如给孤独长者，他们自己并不想成佛，社会不断进化，人创造的宗教也必须跟着变化。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大帝国建立后，宗教需要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小乘的格局太狭隘，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于是大乘思想逐渐萌芽。大乘思想是在小乘思想上慢慢成长、发展起来的。二者不是对立的，大小界限有时难以严格划分。∥我把大乘分为原始大乘与古典大乘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上，后来的典型的大乘学说还没有完全兴起，使用的语言是佛教混合梵文。在第二阶段上，大乘典型学说空发展起来了，使用的语言梵文，出了一些有名有姓的大师。两个阶段共同的特点是佛的数目不断增多，菩萨观点代替了涅槃观点，拜佛像、佛塔等等。最重要的改变是在修习方式方面。小乘是‘自了汉’，想解脱必须出家。出家人既不能生产物质产品，也不能生产人。长此以往，社会将无法继续存在，人类也将灭亡。大乘逐渐改变这个弊端。想解脱——涅槃或者成佛，不必用上那样大的力量。你只需膜拜，或口颂佛号等等，就能达到目的。小乘功德要靠自己去积累，甚至累世积累；大乘功德可以转让。这样一来一方面满足宗教需要，一方面又与物质生产不矛盾。此时居士也改变了过去的情况。他们自己除了出钱支持僧伽外，自己也想成佛，也来说法，维摩诘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与小乘时期的给孤独长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所谓‘居士佛教’，是大乘的一大特点。这样不但物质生产的问题解决了，连人的生产的问题也解决了，居士可以在家结婚。∥我的论证线索简略地说就是这样。∥我从这样的论证中得出了一个宗教发展的规律：用尽可能越来越小的努力或者劳动达到尽可能越来越大的宗教需要的满足。这个规律不但适用于佛教，也适用于其他宗教。”季羡林：《禅心佛语》，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8-10页。这是从小乘到大乘发展的轨迹的角度对宗教规律所做的论证。季老在另一处还从大乘自身的特点的角度进行了论证。在历数了大乘的八个特点之后，他说道：“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对佛教从小乘到大乘的发展理出一条线索来，甚至理出一条规律来。世界上有人有宗教需要，要满足这个需要，就会同生产发生矛盾。佛教从小乘到大乘的发展就是需要，既能满足宗教需要，又能避免同生产发生矛盾。我认为，一切宗教发展的方向都是如此。因此，我不揣冒昧，给佛教和其他宗教找出一条发展规律，这个规律是：用尽可能越来越小的努力或者劳动达到越来越大的宗教需要的满足。我在上面阐释大乘佛教发展演变的情况，阐释的也就是这一条规律。”季羡林：《禅心佛语》，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59-160页。接下来，季老还用弥勒信仰在印度的发展情况印证了这个规律。季老总结道：“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所有的宗教的发展规律问题。我的初步想法是，在一定时期内，某一些人（不是一切人）确有一个宗教需要问题，记得恩格斯就曾使用过‘宗教需要’这个词儿。但是为了满足这个需要，就要付出劳动，作出努力。这些劳动与努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会形成矛盾。这个矛盾如果不妥善解决，时间一久，社会本身就会有难以存在下去的危险。宗教是有适应性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它会逐渐放宽获得宗教解脱的代价。一切宗教无不如此。西方的天主教变为新教，东方的佛教小乘变为大乘，在大乘中，顿悟说取代渐悟说，就是受这个发展规律制约的结果。我想把这条规律定为：用越来越小的努力（劳动）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就是天国入门券越卖越便宜。”季羡林：《禅心佛语》，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34页。
我认为，季老在研究佛教中指出的这个宗教发展规律，是宗教发展的一般规律，或者叫宗教发展的总规律。这是季老对宗教研究的一大贡献，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佛教后来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也证明了这个规律，比如，禅宗的兴起与发达就是这个规律的体现。基督教发展过程中也有这个问题。比如，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所形成的基督新教，也是这个宗教规律的产物。这个规律的意思就是，用最小的宗教成本去满足最大的宗教需要，也即经济学里讲的“效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只有进入天堂的入场券越来越便宜，愿意进入天堂的人才可能越来越多，宗教本身才可能越来越兴旺发达，做到可持续发展。当然，甘蔗没有两头甜。这样一来，对宗教各个方面走向简单化的改革也就有可能挖了自己的墙角。这也是宗教自身发展的辩证法。
二是关于佛教的无神论性质问题。
季老在书中还谈到佛教的无神论问题。季老是这样说的：“有的学者说，佛教是无神论。有的人就义形于色地挺身起来反对；哪里会有无神的宗教呢？如果我们客观地深刻地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说佛教是无神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我们不妨粗略地把佛教分为两个层次：高和低。低层次的佛教烧香拜佛，修庙塑像，信徒们相信轮回报应，积德修福，只要念几声，‘南无佛，南无法，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单纯一声‘阿弥陀佛！’就算完成了任务，不必深通佛教义理，宗教需要也能得到满足。但是，这并不是佛教的全貌，只是低层次的佛教。高层次的佛教信徒，虽也难免晨钟暮鼓，烧香礼拜；但是他们的重点是钻研佛教义理，就像一个哲学家钻研哲学。钻研的结果，由于理解面不同，理解者的修养水平、气质、爱好也不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许多宗派。小乘时期，宗派已经不少。大小乘分裂以后，宗派日益繁多。流传衍变，以至今日。现在世界上已经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佛教宗派了。”这是讲，从信众角度看，低层次的佛教徒是把佛教当作神来信仰、崇拜的；而高层次的佛教徒是把佛教作为学问来研究的。在另一个地方，季老还从佛教自身的角度做了分析。他在“无神论—一神论的形成”这个小标题下写道：“有人也许认为这是怪论：小乘既然是宗教，怎么还能是无神论呢？人们有权利这样怀疑，但是，事实毕竟就是这样。释迦牟尼自己并不承认自己是神，连教主都不是。他遗言，他死后以法（教义）为师。僧侣不礼拜佛，修真养性，全靠自己努力，不假神力，不假外力。早期佛典中讲到一些婆罗门教的神，比如大梵天、天帝释之类，但毫无膜拜之意，不过把他们拉来当作佛祖的侍从而已。∥随着我在上面讲到的那些情况的发生，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感到需要有神，而且需要一神，一个上帝、一个老天爷什么的。于是一神论就作为大乘佛教的一个特点，随着大乘教而出现了。∥这不是佛教大乘所独有的，这是一个时代思潮。”季羡林：《禅心佛语》，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57页。
按照季老的意思，佛教在起源阶段——释迦牟尼阶段，是无神论的；在它发展的早期——小乘阶段也是无神论的；只是到了大乘出现的阶段——公元前200年左右，由于有了人们对神的需要——这在当时是一种思潮，在佛教中才创造了神。那时，似乎人们感觉到，以神传教比以经传教更有权威，也更为方便、有效；而人们对神的崇拜比对人的崇拜也来得更为直接和虔诚。这应当是大乘阶段把佛陀神化的背景。至于以后佛教发展到神秘的金刚乘（密宗）阶段，就更是后来的事情了。记得我1993年春天在厦门大学开会时，有一天晚上在厦大门外的南普陀寺听一位佛教经师讲“世界宗教比较研究”，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是“释迦牟尼是人不是神”，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也是讲佛教是无神论的，认为释迦牟尼有不少思想是唯物的、辩证的。比如认为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运动的，认为释迦牟尼不需要信徒烧香、跪拜，等等。关于佛教有无神论性质这一点，赵朴初也是认可的。我也亲耳听得叶小文局长也是这么说的。这些，都颇可印证。
三是关于宗教的适应性问题。
在季老所揭示的这个宗教规律中，还明确地指出：“宗教是有适应性的。”其实，在我看来，宗教具有适应性，是这个规律的核心内容。就是说，宗教自身具有适应性的机理，它需要也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的需要，既包括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包括适应不同时代和阶段。如果它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它既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发展。这个“用越来越小的努力获得越来越大的宗教需要满足”的规律，正是宗教适应性的历史过程中的逻辑展开。这个问题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季老书里讲的。大家知道，禅宗在中国佛教所有流派中是发展最快、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而由著名的唐僧——玄奘法师所创立的唯实宗，却是最短命的。唐僧曾经历尽磨难，西天取经，并得到真传，成为一代高僧。他译的佛经比谁都准确，他捍卫教旨比谁都坚决，他所创立的教派比哪一派都更具印度本土特点，但正因为如此，这个教派影响最小，信徒最少，寿命最短。现在，除了佛教界和专业研究人员，几乎已经没人知道这个教派了。这种现象，令我们会想到：一种宗教乃至一种思想、理论，要想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掌握群众，就必须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就必须本土化。如果不是这样，就必然因孤立而失败。这是从空间角度说。推而广之，从时间角度说亦然。一种宗教，抑或一种理论、学说、主义，要想持续发展，保有活力，为时代所需要或所接受，也必须与当代实际相结合，必须与时俱进。如果不是这样，也必然因落伍而失败。正是从这一点说，宗教与其他思想体系一样，适应者就生存、发展，不适应就停滞、灭亡。
用这样一个观点来理解我们提出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针，可以获得更深刻的认识。首先，适应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对于宗教本身来说，它有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和可能。这是我们提出和实施这一方针并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客观基础。如果没有这种需要和可能，我们提出这个方针就没有客观依据，当然也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一种正确而积极的方针和举措，既不是主观的臆想，也不是什么天真的举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针的正确性，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方针。其次，适应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宗教本身说，它理解的适应跟你理解的适应不一定一致。你想叫它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办事、发挥其对社会主义社会积极向善、促进和谐的一面；它可能想的是如何适应群众的宗教需要，以便扩大影响，把更多的群众集聚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这两个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由于两个方面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着力点也不完全一致，因而在不相同、不一致的地方就会有矛盾、有摩擦、有张力，就不可避免地有斗争的一面。如何尽可能地扩大那些相同的地方，尽可能地缩小那些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引导”工作中的主要任务。可以想见，这会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其间，会有合作，会有摩擦；会有前进，会有胶着；会有经验，会有教训；会有欢乐，会有迷茫。在这里，肯定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有许多需要大智慧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只能在这个“引导”的过程中学会“引导”。
四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如何对待宗教问题。
季老认为：“在中华民族中，汉族不能算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我们信的宗教最大最古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土生土长的道教，一个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佛教。除了道士和和尚尼姑以外，老百姓信这两种宗教都信得马马乎乎。佛教庙里有时有道教的神，反之亦然。而且佛道两种庙里有时竟会出现一个孔子、一个关圣帝君文武二圣人。在过去，有钱的阔人家里办大出丧，既请和尚念经，也请道士，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团和气，处之泰然。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宗教战争。∥然而在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方面，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却表现出了非凡的本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季羡林：《禅心佛语》，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72页。
这段话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华民族对宗教的态度问题，二是中国政府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前一个问题几乎用不着讨论，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既没有宗教狂热，也不排斥任何宗教。第二个问题需要说几句。即我们如何利用宗教的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从中国历史上说，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坚拒。小的有一些。如三武灭佛、唐韩愈谏迎佛骨表之类。但大的没有，更没有过宗教战争，像西方的十字军东征那样。但这并等于中国政治家们不会利用宗教。季老认为，中国政治家们历来非常善于利用宗教巩固自己的王朝或与自己要反抗的王朝做斗争。前者举了武则天的例子。有人说武则天是弥勒下凡，武氏觉得这事对自己有利，就大肆宣传，建了许多以弥勒为主题的庙宇。其实她本人未必信这些东西。但这些于她有用。后者举了太平天国的例子。认为洪秀全本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之所以举这个旗子，是为了造反。当然，据我所知，利用宗教问题，历朝历代都有一些。如李唐王朝最早尊道，是说李家是老子的后代，非同凡响。古代统治者在这方面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以教制教。但是，这个想法，共产党人是否能用，是个问题。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前苏联时期，对东正教是全力打压的。但到俄罗斯时期，则全力支持东正教，用以对抗其他宗教和教派，也还比较成功。当然，我们在如何利用宗教方面，需要顾及的问题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也有很多。我们国家目前只是提出了一些想法，如何把这些想法转变为我们的工作思路，作出富有成效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出很大的努力。
五是关于禅宗发展与佛教“倒流”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