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始终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个历史任务宣告实现。而第二个历史任务，则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共领导人工业化思想向现代化思想的转变，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而且还反映出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经济规律的理解和深化。
一、中国工业化的艰难探索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共领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基于一种世情和国情的局限之下。所谓世情，就是国际上两大阵营日益对立，中国处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封锁之下。同时，就世界经济发展进程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时期，工业化道路也处在转型时期。所谓国情，就是为了尽快建立起新中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在苏联帮助下，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此外，国家安全也一直是中央决策层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早在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即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建国前夕，***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
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这说明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共领导人就对中国未来工业化的道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20世纪50年代，中共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该经济发展战略，以赶超为目标，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实行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政府通过农业的合作化，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农业集体所有制。大跃进时期，更是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中。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基本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从而建立起城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进而由政府作为投资的唯一主体，甚至管理国营企业，大大扩展了政府的行为边界，排除了市场机制，同时，也使得企业丧失了应有的权利和活力。
推行赶超战略的制度安排与政策环境为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并构建起与该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宏观政策环境。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和中国现实的国情，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只能从国家内部加以解决。除了农业“剪刀差”以外，还有就是工业企业的利润。因此，国家除了彻底排除市场机制，采取扭曲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进而构建起服务于赶超战略的宏观政策环境外，还采取统收统支，剥夺企业自主权，最后建立起将企业剩余全部集中到国家手里的微观机制。
正是在上述制度安排和体制背景下，中共领袖开始探讨由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变的问题。尽管早在1956年，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就提出“以苏为戒”的号召，试图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但正如后来历史发展所证明的那样，由于正是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的基本特征下来探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所以，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始终没有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苏联模式。
二、“四个现代化”的探索与推进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是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而逐步深入的。尽管囿于主客观条件未能突破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它却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
现代化思想的萌芽早在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也是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把工业、农业、文化、军事并提。他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这是四个现代化提法最初的雏形。
在“以苏为戒”思想的指引下，自中共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来，特别是中共八大前后，中共领袖多次提及现代化的思想和概念。但总体来说，在1957年以前，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共党内关于现代化的理解仍比较单一，还没有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此时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已经萌芽，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并不仅仅指工业本身，还提出了农业、文化等方面，这些思想火花，在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程中日益明晰起来。
现代化思想的逐步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这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认为政治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成功，遂将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肇始于1958年的经济“大跃进”就是毛泽东亲自酝酿和发动的一场言在超英赶美、实则赶超苏联的一场大实验。然而，脱离客观实际的“大跃进”发动不久，问题迭出，困难局面开始显现并日益加剧。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号召国内各级干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目。由读书引发的理论思考发展了中共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较为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正是从1959年底至1960年初开始的。
早在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三个现代化”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当时国内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他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此次讲话中的关于现代化思想的提法，从字面来看只差了国防方面。
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一提法作了完善和补充。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所谓的“原来要求”，就是指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的三个现代化的要求。至此，“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全面地完整地提出来了。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提出：“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1960年1月4日，周恩来又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和现代化国防。这样才会建成一个既富且强的社会主义国家。”2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读书小组研讨会发言中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3月18日，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的谈话中，再一次提到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提出和平友好的友邦关系，有利于一切争端的解决。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你们也要安下心来，搞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这不好吗”。
总之，在1959年末至1960年初这段时间里，以毛、周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频繁使用“四个现代化”的概念。说明中共领导层就这个提法达成了一致。但由于国民经济局面的迅速恶化，使得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国民经济调整这一工作上，因此，“四个现代化”的正式提出还没有提上日程。
“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最终完善从已经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里首次公布“四个现代化”的完整概念的是1961年9月份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该文件指出三年大跃进，使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些辉煌的成就，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1961年底和1962年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全力以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时期。
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五月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和调整措施的出台转移了中央决策层的工作重点。直到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有关未来发展战略的探索才逐步提上日程。1963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我们要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第二天，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公开宣布我国今后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破坏。实际上对现代化理论的探索也中断了。1974年底，毛泽东发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在第二步设想前特别加上了“在本世纪内”几个字，明确表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在本世纪内”或“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
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口号，并且使这一口号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宣传，逐渐为世人所熟知。
总之，“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从萌芽到丰富发展，直到最后的完善，经历了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它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该思想由毛泽东最早提出，其他领导成员则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对此，身为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见证了这一思想的滥觞与发展历程。1980年4月1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
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演变从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出台，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而不断发展的。其发展趋向由工业向多维产业迈进，其发展路径则由探索农轻重比重的单一维度向国家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等多维度方向靠近。
建国初期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建国初期，***是对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思考较多的一个领导人，也比较有代表性。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思想得到党内决策层的肯定。在中共党内领袖中，***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有关设想的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曾设想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大体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械化”。
在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刚刚确立并施行，模仿苏联模式中的弊端尚未显现，因此，要在这个时期提出适合中国特点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之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两步走”发展战略“大跃进”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挫折触动了中央领导的思想心弦。于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毛泽东号召读马恩经典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意在总结经验，提升理论水平，探索发展之路。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根据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其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二十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再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他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代表国务院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再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实施问题。并通过了自1975年就着手起草的《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四个现代化的“二十三年设想”。
“三步走”发展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工作是当时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而且，他还认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样应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经济工作的奋斗目标，但他同时对现代化的水平、所能取得的成绩和困难都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
这就是说，在邓小平等中共领袖的脑海中，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是有区别的。不久以后，即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将四个现代化具体量化为：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他对大平正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总之，这一时期直到1987年以前，邓小平反复提到四个现代化，既强调了四个现代化的可行性，也说明了实现的艰巨性。这既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明确了前进的目标，又使得领导层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经过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中共十三大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结合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出的重要论断，将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规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具体为：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至此，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完全形成。
四、从“工业化”向“现代化”转变的原因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目标提法的转变，从其当时的世界背景来看，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从国内背景来看，对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深入，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也日益深刻。基于上述背景，我们进一步来分析提法转换的原因。
“工业国”、“工业化”的提法不完全在“以苏为戒”思想指导下，中共领袖通过总结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重工轻农，和我国以钢为纲的经验教训，觉察到了工业化等传统提法的弊端。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阐述了与毛泽东相同的观点，即“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一提法为此后不久的“四个现代化”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
自毛泽东酝酿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后不久，即在1958年初期，毛泽东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中大办工业，“多快好省”、“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提法和口号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快字当头、工字为先。其结果是直接导致了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的加剧。因此，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周恩来就已经开始思考在经济建设中纠偏的问题。在毛泽东主席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的雏形后，周恩来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想发挥，使其日臻完善。如在1963年8月，周恩来在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的讲话中曾谈到，1966到1975十年规划，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他认为：“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苏联就是光提工业化，把农业丢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代化的思想，正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萌芽和发展的，这是该思想的内生因素。
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经验的借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中国仍处于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之中，但中共领袖高度关注着世情的发展与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战后军工技术向民用工业转移，使战争中最先使用的高科技成果及时应用于工农业等领域，直接带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原子能、雷达、声纳、喷气式、火箭技术带动了民用工业的巨大发展。而各个产业的联动作用，使得西方世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掀起了科技革命的高潮。
同以往只涉及自然科学某个领域和某些工业部门的科技革命不同，这一时期的科技革命几乎在各个科技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得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着剧烈变化。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到后工业时代，因此，探讨人和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的问题成为一种世界思潮。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重新制定了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小康”目标。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又对这个目标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更重要的是在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再花50年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这意味着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就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根据这一构想，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末，我国已胜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和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开始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宏伟征程。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全面规划党和国家未来50年发展的蓝图，对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非常有利的；是新世纪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方向和旗帜。完成“三步走”战略，中国社会的面貌将焕然一新，不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全面进入了现代化社会，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得以实现。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和壮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是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