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以为，中国改革一开始就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中共中央决策层在酝酿和试行改革时，选择的突破口恰恰是工业企业管理，而具体办法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上。在此时期，由于企业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广大的农村的包产到户却进行得如火如荼，从而将决策者的目光吸引到了农村问题上。
一、中国改革的酝酿与兴起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包产到户并不是新鲜事物。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农村生产力一直要求突破极“左”的农村政策。为了能够解决吃粮的基本需要，广大的农村地区曾在1957年、1959年、1962年实行过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生产组织形式。不过当时毛泽东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这种生产形式一再受到打压。
96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力主将土地借给农民耕种，并不向农民征统购粮。安徽省委的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不仅战胜了特大旱灾，而且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安徽凤阳的小岗村。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契约，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在一张按满鲜红手印的纸上，村民们签下了协议。协议如下：时间：1978年12月，内容：“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小岗村位于凤阳县东部的小溪河镇，“大包干”前仅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据说，小岗村当年之所以只有18户农民签生死状，是因为有两户人家出外讨饭去了。穷到讨饭的地步，就难怪农民们冒死改变现状。
“大包干”第一年，即1979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
小岗村这份包产到户契约，如今已静静地躺在历史纪念馆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见证。毫不夸张地说，它成为“文革”后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史。
包产到户一经兴起，犹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实行农村联产责任制。
面对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的潮流，中央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示了支持。1980年4月和5月，邓小平两次就农村政策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政策要继续放宽，土地承包给个人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98 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
企业的放权让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前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派出考察团去国外考察。考察团一个非常直接的感受就是中国的企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各方面的差距都非常大。于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试点工作，其中一个举措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四川省就是较早地于1978年10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省份。
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六家企业做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1979年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试点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十四条”）。文件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此后，其他省市如云南省、广西柳州等地，也仿效四川开始扩权试点。
中央组织的扩权改革试点是从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开始的。1979年初，李先念找袁宝华谈话，要求国家经委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
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六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选择八个企业作为全国的试点。这八个企业是北京内燃机总厂、首都钢铁公司、北京清河毛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天津动力机厂、天津自行车厂。
7月1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五个文件。扩权内容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99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用等方面的权力，以打破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媒体对四川、云南等地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成效作了集中报道和宣传。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要求，选择各自所属国营工交企业组织试点。不久，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扩权改革的企业迅速增加。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
在企业扩权试点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不少企业还围绕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同时，按照“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的方针，城市经济中积极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经济特区的由来与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省委的吴南生[1]受省委指派到汕头去传达全会精神。作为吴南生的家乡，汕头在解放初期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但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汕头与香港的差别可谓是天上地下。当时叶剑英元帅也在广东，也为广东当时的经济发展深感忧虑。当时省委的领导都有一个普遍的想法，就是想改变，想发展，但又不知从何做起。
广东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海外华侨数量很多。后来，在朋友的启发下，吴南生萌发了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的想法，想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坚冰。
[1]吴南生，男，出生于1922年，广东省汕头人。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吴南生是广东经济特区主要拓荒者。从1979年起，他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1年后虽然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但仍然是省委分管特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直到1985年9月转任广东省政协主席，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1979年2月21日的夜里，吴南生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3月3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吴南生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并建议在广东省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广东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他提议设在汕头。汕头当时在广东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其次，汕头的华侨和海外华人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来。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当时，习仲勋同志说，要搞那就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要开工作会议，我们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说明此事。
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向邓小平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并表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号文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中央这个重大决策，备受粤闽两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热烈欢迎。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盎然春色。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不过四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二、中国对外开放的启动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党全国上下要求大干快上，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呼声很高。1978年2月16日，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了从1977年到2000年的23年设想，并制定了保证设想实现的15个重大政策和措施。《汇报要点》还提出了“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这时的中央高层，对出国考察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持积极态度。1978年前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出国考察热潮。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经党中央批准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有四个，即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代表团。在四个考察团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这也是建国后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西欧五国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这是改革开放前夕一次重要出访，不单是外交事务，更是了解西方经济发展情况、探索经济技术合作新方式的极重要的考察交流活动。
代表团团长谷牧是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团员包括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北京市副市长叶林、北京市主管工业的书记严明、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广西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朱广权以及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等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
临行前，邓小平约见谷牧，叮嘱考察团什么都要看。他们成功的路子要看，他们失败的路子也要看，究竟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现在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最好应该弄清楚。出发前，考察团在北京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认真研究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驻华使馆送来的本国材料，同时邀请外交部同志介绍五国情况。
西欧五国对中国代表团的到访非常重视，礼遇很高。代表团出访第一站是法国，当时法国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主持会谈。在比利时、丹麦等国，都是首相迎接并主持会谈，比利时国王和丹麦王后还在宫内设宴款待代表团。
在一个多月的访问中，代表团在西欧五国到了25个主要城市，共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看到了五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与他们的差距。
中国代表团看到的一些事情，让他们感慨颇多。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名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名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万名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高速公路在五国以至整个西欧，已经形成一个网络。当时中国连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没有。他们的高速公路有30米宽的路面，每个方向两三道行车线，车速80至100公里。五国高速公路总长度占公路总数的比例并不高，但运量却非常大。西德高速公路占总公路长度不到2%，但却负担着全国1/3的公路货运量。
西欧几个国家内河不长，但开发利用得很好。如莱茵河在西德境内不过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2米多，但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开发利用，年货运量占当时西德货运量的20%以上。西德总统府就在莱茵河边，谢尔总统接见中国代表团时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当即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奋”，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另外，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也相当高，机械化程度高，科学技术运用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代表团到丹麦，这里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只有6%～7%，但生产的粮食、牛奶和猪肉，可以满足三个丹麦总人口的需要。
西方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之大，给考察团以很大震动。正是这次“睁眼看世界”，促成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中央决策层的震动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汇报。出席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以及王震、康世恩两位副总理。
叶剑英鼓励谷牧说：“谷牧你大胆讲，别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有顾虑。今天讲不完，明天还可以讲！”
谷牧主要谈了三点：一是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似乎难办的事情都可以办成。三是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汇报结束后，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兴趣盎然，热烈发表意见。叶剑英说：
“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西欧的政治经济形势，谷牧同志的汇报讲清楚了。”“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打过仗，没债可还。我国引进技术，重点在西欧。”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聂荣臻也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都看了。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要求由谷牧组织这次出国考察的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以进一步统一认识。
不久，邓小平又找谷牧谈话。邓小平指示：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好，就是很大的利益。有几年可能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一定要选好，要先进的，这一点很重要。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指示，7月上旬，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在务虚会上，谷牧又详细汇报了出国考察情况，他强调，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的良好机会，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提出把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作为大政策，现在应该认真组织贯彻实施，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了。
这次务虚会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为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作了重要准备。会议提出的新办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一条：改革开放。
这次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邓小平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赴欧、日代表团的访问收获，对于邓小平决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同***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他视察了日产汽车公司的工厂车间，了解到这家工厂月生产汽车44000辆，是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月产量的99倍。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欢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同中国合作。”26日，邓小平乘坐东海道新干线“光81号”列车前往京都、奈良、大阪访问。在飞速的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说：“速度快，蛮舒适，干什么事都要有速度哟！”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坦率地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大有希望的。”邓小平的谈话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
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认真讨论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的重大决策。全会由此确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已经在英国出生，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步入第二个“黄金时代”后，正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韩国、新加坡基本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中国依然在贫困落后中徘徊。是继续僵化停滞、裹足不前？还是走出国门，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现实的重大抉择。在当代中国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改革开放既是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的唯一选择，又是赶上新一轮科技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汇入世界文明潮流的必然选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政府启动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而且十分注重试验，由点到面，逐渐铺开。在此过程中，中央十分注重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创造精神，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方针和政策。无论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扩大自主权改革，还是到经济特区的建立，都包含了地方与群体的实干与迫切要求改革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又及时被中央政府加以制度化，上升为国家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实践上的良性互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开始由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向现代转换，并从此告别了贫困与封闭，逐步融入到世界中去。改革开放也使一度被认为已经完全失败的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生，揭开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序幕。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大幅度改善人民的生活，可以在追求财富与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可以不照搬西方的制度而创造财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从这个层面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路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始扬帆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