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有没有先说不死的情况呢？有，但这种情况属于可遇不可求。因为对方的变数很多，简直谁也没有把握能够让对方百分之一百地听得进去，所以我们还是把“先说先死”看成通则，而“先说不死”视为例外。
不说也死
既然先说先死，那不说可不可以？我们再次提醒，“先说先死”固然是事实，但是长久以来，“不说”把中国人害得更惨，不仅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也让中国人养成不善沟通的坏习惯。所以，在明白了“先说先死”的道理后，要赶紧反过来告诉自己：不说也死。
小华放学回家，没有告诉父母明天老师开会，不必做作业。吃过晚饭以后便一直看电视，不明原因的父亲为此生气地质问他：“做一个学生，可以不读书、不做作业，一直看电视吗？”小华这时候才回答：“明天老师要开会，没有交代作业。难得一天这样，多看一些电视不可以吗？”
小华年轻不懂事，总认为自己很有道理，回答得理直气壮。殊不知小华如果回答得没有道理，父亲还可以骂他。如今回答得如此有道理，父亲更是下不了台，于是恼羞成怒地说：“好，老师没有指定作业，对不对？来，把课本拿来，我出十个作业题给你做，免得你浪费时光，养成坏习惯。”结果小华哭哭啼啼，做到十点还没有做完。
部属常常在受到上司的指责后才说明理由，上司没有面子，不但不肯认错，反而模糊了主题，骂到别的地方去。部属如此自作自受，实在怪不得上司。
访客一直不肯说明来意，主人干脆假装猜不出来。其实他心中有数，早已料知对方来意，但是心里暗想：你自己都舍不得说出来，我为什么要帮你说呢？似乎也颇有道理。
可见，过分强调“先说先死”，到了“知也不言”的地步，结果同样糟糕。大家批评传统社会明哲保身的弊端，便是看不惯它的变态作风。只是“不说也死”应该说给懂得“先说先死”的人听的，唯有深谙“先说先死”的道理，才有资格讲求“不说也死”。仅仅保持“我有话要说”的心态，根本没有必要深究“不说也死”的意义。
用兼顾突破两难
先说先死，不说也死，这是两难状态。中国人常常觉得左右为难，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令人伤透脑筋。
善于沟通的人必须兼顾说与不说，“说到好像没有说一样”，而又“没有说却好像说一样”，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功夫。
兼顾往往很不容易做到，却不能因此放弃。前面说过，“先说先死”并不表示绝对不能先说。当形势对我有利、对方十分信服、彼此关系密切、交情相当深厚，加上情况危急，大可以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放胆地先说。这时候表面看似孤注一掷、惊险万分，实际上胸有成竹、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丝毫没有冒险的成分。
我们必须了解，要兼顾这么多的条件，事实上非常困难。单凭关系够、交情深，而又时机良好，已属困难重重，还要情势有利，对方信服，真是十分不容易。中国人一方面要求兼顾，一再提示“多多思考不会出差错”，一方面却又警告大家“思虑太多一事无成”，表示不太可能兼顾得面面俱到。但是，我们不能够认为，反正无法兼顾得面面俱到，不如想说就说，大家直来直去。因为如此一来，势必影响沟通的品质和效果，断然不可！
可见，“兼顾”本身也常常基于一种两难的矛盾状态：不思虑不好，思虑得太多也不好；不兼顾不行，却又实在无法兼顾得齐全。
怎么突破这种兼顾的两难呢？当然还是把“兼顾”和“无法兼顾”合起来想，告诉自己必须兼顾，也让自己明白不容易兼顾得周到的困难。于是“能兼顾多少算多少”、“兼顾到差不多就算了”这一类的想法又出现了。
兼顾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时间。有时间，为什么不多考虑一会儿，更能够兼顾得周全一些？没有时间了，马上要有所决定，当然时不我待，不能再拖，这时候就不能考虑那么多了。
时间一到，马上停止考虑。到目前为止，所考虑的诸多方案之中，哪一个最为合理？这个“此时此地最合理”的方案，把它决定下来，称为定案。
中国人在“能拖即拖”之余，必须“当机立断”。可惜一般人只看到“能拖即拖”，完全不理会“当机立断”，以致把时间都耽误了，令人觉得缺乏时间观念，常常造成不能及时解决问题的恶果。
能拖就拖，必须受到时间的限制。也就是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才能够拖延；时间不许可，就应该当机立断，不能再拖。可见时间因素对决策者而言十分重要。沟通的时候，所能够用来思考的时间实际上也非常紧张，不能够不兼顾，也不可以为了思虑而耽误了时间，反而误了正事。
先站在两难的出发点，尽量不要匆促地立即反应。有时间多兼顾一些，考虑各种可能的变数。时间一到，依当时所找到的几个方案中，把最合理的那一个挑出来当做定案用来进行沟通，应该是有效的方式。
让对方听得进去
任何一句话认真去听，都可能听出某些道理，不可能毫无价值。但是，我们常常不在乎这些道理，却斤斤计较于对方表达时的态度和语气。换句话说，我们不认真听对方在讲什么，却十分介意对方是怎么讲的。
“你讲得很有道理，但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这种沟通时经常出现的责骂让我们清楚地明白，我们听话的心态，显然比较重视怎么说，而不是认真听取所说的道理。可见中国人说话，应该以听得进去为优先，而不是说得有道理。事实上，愈有道理愈容易引起听者的难堪，一旦对方恼羞成怒，那就愈加听不进去。
甲有一个好点子，向上司建议之后，并没有被采纳。甲因此向乙抱怨上司没有判断力，连这种好点子都看不出来。
乙背着甲向上司提出同样的点子。上司欣然接受，还夸奖乙很用心替公司设想。
甲的沟通技巧不良，说了半天，上司根本听不进去。对于听不进去的东西，当然不可能进一步判断它的优劣。所以甲提出的好点子上司并不采纳。听都听不进去，怎么可能采纳呢？甲最好反省自己，力求改善，而不能责怪上司。
乙比较懂得沟通的原则和技巧，知道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如果第一句话不能打动对方的心，无论怎样良好的点子，对方就是听不进去，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听得进去，对方才乐于接受。就算不马上做决定，至少也不会排斥或拒绝，总算有机会，可以再接再厉。
安全沟通的要领，在先要避免“先说先死”，然后再提醒自己不说照样会死，于是用心模拟，寻找可以打动对方心理的第一句话，务求能够顺利地完成沟通的任务。第一句话不能打动听者的心，恐怕就要沟而不通了。
让对方听得进去，是沟通的第一步。只有听得进去，才有沟而能通的可能；听得进去，才有互动的可能。根本听不进去，说了半天，还不是白讲？许多人沟而不通，便是对方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自己说得再对，又有什么用？
为了让对方听得进去，我们很容易采取讨好的方式，尽量说一些好听的话，让对方听起来很高兴而易于接受。历代以来，出现很多小人，便是这种导向的产物。
其实，中国人是不能讨好的。因为我们警觉性很高，也就是怀疑心很重。想讨好中国人，并不简单。有礼貌地问好，不过是虚伪的表现。话说得很动听，简直把听者当做白痴。形式上的讨好，很难满足中国人的需求。久而久之，变成实质上的讨好，那就弊害丛生了。
既然中国人不容易讨好，而且讨好很容易变成小人，带来很多祸害。我们最好不要走讨好的途径，用不讨好来让对方听得进去。
所以，当对方听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宁可暂时不说，也不要逼死自己。现代人最大的缺点，在急急忙忙要开口说话，几乎忘记了古人的警语：“不说话没有人把你当哑巴！”急什么呢？说得那么快，像连珠炮一样，谁想听？
不说的时候，要用心思虑，怎样才说得通。能拖即拖，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运用得合理，也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
话要合理，说到不死
长久以来，大家见面不说正经话，却东拉西扯，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废话。这种沟通方式一直成为大家指责的对象。什么浪费时间、缺乏时间观念、不负责任、生怕把自己扯进去等不好听的话，都说完骂尽，却仍然不能改变中国人的说话习惯。主要原因就在于“先说先死”的教训，令人印象深刻，以致人们不敢轻易向它挑战。
但是，大家推来推去，谁也不愿意先说，结果仍然同归于尽。因为大家都不说，就无法沟通，也就没办法解决问题，结果还是错。
既然先说先死、不说也是死，那该怎么办呢？中国人的高度智慧表现在把两句矛盾的话一起说，化矛盾为统一，把“先说先死”和“不说也死”这两句彼此相反的话合在一起，成为“先说先死，不说也是死”，即明白“先说先死”才会“不说”；了解“不说也死”，才会“说”。因而“站在不说的立场来说”，不至于乱说，却能够说得恰到好处，便是“说到不死”。
“说到不死”，其实就是说到合理的地步，包括合理地说和合理地不说。合理地说又分为合理地先说与合理地后说，三者妥善配合，便可以说到不死（见图10-4）。
图10-4 说话合理才能说到不死
但是，合理不合理，实在很难讲。我认为合理的，别人未必同意，这才是沟通的最难点。
孔子的建议是：“可以和他说话而不和他说，是错过了好人；不可以和他说话而和他说，乃是白费言语。”我们不妨反省一下，是不是经常失言？而又常常失人？
沟通的先决条件在不失言也不失人，同时兼顾“不错过好人”与“不白费言语”，便能达到合理的地步。
遇到应该先说的人，当然要先说；遇到不应该说的人，必然要不说。说或不说，先说或后说，必须合理，才是不死之道。
甲、乙、丙三人在一起谈天，甲问乙：“听说你要高升？”乙连忙回答：“没有这回事，从来没有人向我提起过。”
甲走开以后，乙向丙说：“我们老朋友，我不能不向你报告，上级向我提起，要我接经理的位置，我还在考虑中，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才好？”
乙并没有扯谎，他只是和甲的交情尚浅，不便一下子说出真实的情况，并没有欺骗的意思。
但是，凭乙和丙的交情，如果不说明真相，势必引起丙的猜疑：“难道看不起我这个朋友，连我都不敢讲真话？”为了这种事情得罪了一位朋友，甚至失去了这一位朋友，那才是真的损失惨重。
乙在“先说先死”和“不说也死”这两个上、下限之间，对甲选择“保密到家，以免先说先死”的策略，而对丙则采取“私下透露，以免不说也死”的方式，以求“说到不死”的程度。这就是对不同的人，采取不一样的态度，说不相同的话。
表面上中国人骗来骗去，实际上我们最厌恶欺骗的行为。我们只是“看人说话”，机动调整而已，绝对没有存心骗人。许多人始终看不懂这一点，才觉得中国人骗来骗去，不要上当才好。有品质管制的观念，把“先说先死”和“不说也死”分别看成品质管制的上下限，对不同的人当然需要说不一样的话。话变来变去，并不代表骗来骗去。
有把握“说到不死”的人，最好“我有话要说”，也才有权利“我有话要说”。就算不利人利己，至少也不会害人害己。
“说到不死”的功夫，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地磨炼。良好的开始，即在明白“先说先死、不说也死”的道理。不能因为相当困难而“不说”，更不能反正是死而“乱说”，两者都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虽然看不见，却威力惊人。
要“说到不死”，必须说得合理。很多人就是认为自己所要说的十分合理，这才理直气壮把它说出来。可见内容合理之外，尚须顾虑时空的变化。任何事理都在时空之中，唯有因时、因地制宜，才是真正合理。
理不易明，道理很难讲，不容易说得清楚明白，这是寻求合理的难处。加上理会变动，也就是随时空而呈现不同的道理，有时候说得好好的，时间一变动，就会变卦，令人把握不住。我们常常说合理就好，似乎很容易的样子，但是真正做起来，才发现“公有公的理，婆也有婆的理”，沟通双方不容易获得共识。依据经验，自己说的道理总觉得比较有理，所以，合理不合理要让当事人自己说，这要比我们说老半天要有效得多。让他先说，他自己说的算数，应该是对我们有利的方式。可惜许多人爱争着先说，存心说服别人，结果徒劳无功，还责怪别人。
有人会认为：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顾虑这么多岂不是一点也不自由？不错，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并不表示人可以不恐惧或者不理会恐惧，而是人必须更加警惕、谨慎，使自己无所恐惧。
同样的道理，人有言论的自由，并不是可以乱说，或者想说就说，而是人必须更加谨慎，更深一层考虑，使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而不会造成危害。
我们绝不否认这是一个重视沟通的时代，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严肃地面对人与人愈沟愈难通的事实。理论上，沟通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实际上，沟通往往带来更多的令人头疼问题。
为了不使大家对沟通丧失信心，为了使沟通理论落实在中国社会，更为了促进有效的沟通，我们一方面深知“先说先死”的高度危险性，一方面也基于“不说也死”的深切危机感。至于是不是“说到不死”，那就有待考验，不敢妄自论断了。
郑重声明：我们的目的，仍然在促使大家有话要说，只是虔诚地期盼，“我有话要合理地说”，因为你、我、他的安宁与幸福，悉在其中，不可不戒慎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