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给我带回一个人来。他五十多岁的年纪，穿了一身黑色西装，白衬领上还打了蝴蝶结。我问西西，是不是唱美声的歌唱演员，帕瓦罗蒂那样的？西西说，他是个教授，虽说不是医学教授，却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通阴阳，晓八卦。从她虔诚的脸上可以看出，她被他折服了。我说：你这不是病急乱投医吗！西西说：你知道把他请来多难呀，张三托李四，李四托王五，托的都是知名人士，人家忙着呢，还带了好几位研究生。
我发现教授从进病房来就摆弄他的照相机。教授是不是很喜欢摄影？我问道。
不是，我用它来拍摄鬼魂的照片，几乎所有的老房子里，总有它们的身影，教授淡然地说。
那么也就是说，我这里也有鬼魂？我的心突突跳着问道。
有，有很多，影像最清晰的往往都是最近才仙逝的死者，从我的镜头里显示出来的是，你搬进来之前，这屋里住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记者，而记者之前，则是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我要是不拦，他可能还会继续说下去。
西西也脸色煞白地说：别讲了，再讲这个我就不敢在这里住下去了，教授，你还是讲一讲他的病吧。
教授摇摇头，不是我不想讲他的病，是我讲了也没用，因为他不信，教授轻描淡写地说。
他信，他信，他一定信，西西赶紧说。
不，他绝对不是个轻信的人，从五岁起，陌生人给的东西他就不吃了，除非对方先吃，大师从我五岁一直说到十五岁，仿佛是亲眼看着我长大似的，所说的一切也都八九不离十，连我父亲当过兵，我母亲做过童工，都知道。后来，他说：到十五岁，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发生了什么事啊，我怎么不知道？西西惊奇地问道。
十五岁那年，我父亲把我带到他工作的一个小地方，他说，你在这里总惹祸，还是跟我走吧。那是刚刚发生了抢军帽事件不久。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准确地说是个码头，他在码头上的仓库当警卫，牵着条警犬。我问父亲：那么我要是上学怎么办呀？父亲说：上个屁学，你们除了学工，就是学农，就是不做学问！是啊，我父亲从没上过一天的学，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时候，便扛枪打仗了。这么一想，我也就释然了。每个周末，随父亲坐火车回家，到星期一的早上再从家里到码头来。我曾对父亲说，假如给我工资的话，我就跟父亲仓库里的学徒工一模一样了。父亲说：你想得美！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喜欢上了读书，也许就是从发现父亲他们单位里的图书馆那天起吧。我读书读到了痴迷的程度，因为我发现书里的世界比现实要有趣多了……
我曾经的理想是把父亲单位图书馆里的所有书都通读一遍，可惜，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使这个理想成为了泡影。那天，跟平常一样，打开窗，照样能闻到海上浓郁的海葵气味。唯一异常的状况是，到晩上，天出奇的热起来，蚊子也出奇的多起来，好不容易等到后半夜才有了一点清爽的风，人们刚入睡，突然间就是山摇地动，闪电雷鸣，地震了！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地震的程度仿佛就是地球荡起了秋千，从梦乡中惊醒的人们站都站不住，只能抓住屋子里的暖气管或水管才勉强不会跌倒。我知道父亲惊慌地冲着我喊着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他究竟喊的是什么，地声的分贝比海啸还要大，湮没了一切的一切。父亲伸过手来想拉我，可是在完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这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时候，我意想不到的是，父亲竟爬出窗户，一纵身就跳了出去，就在我也准备尾随其后的时候，楼塌了，上面的预制板噼里啪啦地扣下来——父亲就这样离开了我！
知道你父亲死了的那一刹那，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教授目光炯炯有神地盯着我，问道。
首先想到的是，我父亲死了，以后再也没人给我撑腰了，只有老实点，别招灾惹祸了，我坦白地说。
父亲死了，你哭了吗？教授接着问道。
我摇了摇头。
连我自己都奇怪，当时我怎么会没有哭呢？我难道不爱我的父亲吗？不，我爱他，尽管他惩罚我的时候也很严厉，他是那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汉子。那么就是我太麻木了，麻木得都不懂得怎样来表达忧伤和悲痛了？似乎也不是……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该哭的时候不哭，该笑的时候不笑，久了，就会在内心深处凝成一个结，这个结不解开，你的病就好不了，教授说。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眼睛总是在变，一会儿是凝重的，一会儿是空洞的，但更多的时候是敏锐的。
西西激动地把脸凑到教授的跟前，问道：您说，他怎么才能解开那个结呀？
做好事，积德行善，在帮助他人排忧解难的同时，自己也一定能从中得到莫大快乐，虽说这是老生常谈，却又确是灵丹妙药，教授一边说着，一边咔嚓咔嚓地给病房的各个角落拍照。
您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躺在病床上，怎么好去积德行善哪？西西指了指我，问教授。
你们是做什么的？教授问。
做书生意的，西西说。
那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寻求与上帝的默契吧，教授笑着说。我才发现原来他也会笑，而且笑得很是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