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迎来了从未有过的鱼的盛宴。只有少数人家把鱼拿到街上卖，多半人家懒得麻烦，都养在水缸里，自家留着慢慢吃。煎、炸、烩、炒、煮、蒸、焖，什么烹调方法都用上了，我们总觉得没老刁弄的好吃。
村里有人认为，鱼王的肉一定更鲜美，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效用。现在只有少数几个老人认为鱼王是神了。老人们站在风里，眼泪濡湿干瘪的脸颊，喃喃说，老天爷瞧着呢，谁碰了鱼王要遭报应的！有人反驳说，鱼王要真是神，怎么会斗不过人？就算有鱼王，那抓上来的肯定不是，鱼王怎么可能被抓住？那不过是一条特别大的鱼罢了。他们的理由如此充分，以致那些老古董豁着没牙的嘴，无话可说。然而，却没人管那条鱼叫叫大鱼。那就是鱼王，就是鱼王！他们曾经敬畏地谈论过它，如今，他们决定了它的命运。终于有几个胆大妄为的人上山打算割鱼王一块肉回来，却未能如愿。他妈的，还守着！去的人回来都这么说。
几天以来，海天一直守着鱼王，吃睡也在鱼王身边。太阳热得发疯，山影黑沉沉的，湖面僵死一般，白色的鸟儿冷丁丁盘旋，久久不敢落下。海天拎了刀子，在鱼王周围走了一圈又一圈，湿泥滩上有了一大圈深深的脚迹,似坚固的防线。他停下来，瞅瞅脚迹，似乎很满意，又举起刀子遮在眉头，往湖面望，往山头望，往天上望。刀口亮了一下。他迅速向山林里躲藏的人扫上一眼，又回过头去看看鱼王。
鱼王早不动弹了，从海天很少再给鱼王提水来看，海天也知道鱼王死了。不但死了，在炎热的天气催逼下，鱼王正迅速被各种细菌分割着、消解着。才过了一天，鱼王已经散发出一大股腥臭味。第三天，人们远远看到鱼王的表皮已经破损，绽出大朵大朵鲜红的花，臭味更浓了。又过了两天，这股浓烈的恶臭传到了山下。人们感到肠胃蠕动着，肚子里的鱼肉似乎响应鱼王的号召，也一齐变臭了，腐臭味滑溜溜的鱼一样满肚子游动。喉咙痉挛，嘴巴一张，鱼肉鱼汤全吐出来了。一个人吐了，两个人吐了，整个村子都在吐，吐得搜肠刮肚，衣服宽了一大圈，旗子一样曳在风中。到镇上医院检查，医生却说没问题，只开些补药，回来吃了，一会儿又吐干净了。
有人认为是鱼王腐烂后污染了空气和水源，提议上山埋掉鱼王，但所有人都吐得太厉害，上山的力气还有，挖坑的力气是绝对没了。尽管如此，花了一天时间，十来个男人被拖拖拉拉地组织起来，排成一条疲倦的长蛇，弯弯扭扭往白水湖走。我们也混进了大人的队伍。大人们看到我们跟上来，并没像往日那样驱赶我们，只无力地朝我们瞟了几眼。这让我们高兴，似乎从此获得了某个位置。
大人们同意老黑的说法，白水湖一直是我们村的，凭什么村长说租出去就租出去？话虽这么说，说起老刁父子，却又露出歉疚的神色。我们仍摇摆不定，想起被打的老刁，总禁不住要站到他们一边，对老黑被砍掉一根手指心存快意，甚至想把鱼还回去。
山上的天空蓝得晃眼，谁都不敢抬头望天。人们垂着脑袋，脸色灰扑扑的，全都缄口不言。有人将锄头扛在肩头，一边肩头似乎压得矮下去。大部分人干脆拖着锄头，咧嘴咂舌，手臂如同一根草茎，拖拉着沉甸甸的铁砧，随时可能嘎巴一声断掉。锄头撞击着路上的碎石块，叮叮的声响坚定地撞击着平坦的沉默，四溅的火星儿灼痛耳膜，我们痛苦地忍受着。
浑浊的湖水仿佛老女人哭泣的沾满尘土的脸。湖边的小鱼小虾早被飞鸟啄食干净，泥滩尽情展示着自己的一无所有。鱼王的尸体荡然无存。大伙儿手足无措地看看彼此，小声嘟囔着，说话声像微弱的小火苗，刚刚出现，又被沉默掐灭了。不知是谁第一个拖着锄头朝湖边走去，其他人略一迟疑，也跟着走下去。满湖的鱼腥臭灰褐色的波浪般卷裹着每一个人，人人脚步踉跄，心里浪潮翻涌。大家都咬紧牙关忍受着，谁都知道，只要一个人吐了，那剩下的人肯定无一幸免。湖边泥地上不时出现凹陷下去，队伍沿着湖边跌跌撞撞走，投在湖面的影子悄然滑动，如水漫过沙地。锄头在泥地上留下很浅的印痕，不再发出一点儿声音。湖水迟钝的反光让人头昏脑胀，但我们明白，鱼王是找不到了，鱼王就像从未出现过。
后来，在鱼王被拖上来的地方，我们见到了那个可怕的泥坑。泥坑保持着鱼王巨大身躯的形状和浓烈气息。我们恍若又看到了鱼王，闻到了鱼王。鱼王的存在不可置疑，鱼王的消失也不可置疑。鱼王被弄到哪儿了？也许回到了湖里，也许就埋在我们脚下，我们只好胡乱揣测。快到老刁父子小屋前，腥臭似乎愈加浓烈，三皮弯下身子，干呕起来。其他人眼中闪过惊恐的神色，防线瞬间失陷，一个接一个弯腰驼背，嗷嗷呕吐。浑身上下被鱼王的气息抽打着，吐出肚子里酸腐的臭气，直到面对鱼王留下的泥坑，半蹲半跪，眼泪汪汪，天空蓝得炫目。许久，大家抖抖索索站起，彼此扶掖着，在绝望和麻木中继续前进，失去目的的行程愈加令人倦怠，走到老刁父子的小屋前，感觉已是走了几千里，疲乏得难以站立了。
海天站在小屋门前，两手攥着拳头，俯视斜坡下的我们。我们仰脸望着他。他的目光里有种冷冰冰的东西，使彼此相距遥远。我们想喊他，问问他鱼王在哪儿，声音挤到嗓子眼，无论如何出不来，仿佛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两边谁也不说话，这么静静地对峙了一会儿，队伍里带头的轻声说，走了。我们没说什么，低下头，默无声息地跟着走了。我们知道即使把鱼还回去也于事无补了。寂静的午后落日昏黄，一行人就那么走下去，谁也没胆量回头望上一眼。
老刁在医院住了十多天才回来，村里人无力地倚着门扉，看到他杵一个竹棍，一瘸一拐穿过村子，一瘸一拐上了山。几个人不由得红了脸，扭过头，不去看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背影。第二天，有人说看见老刁和海天喝酒了。你喝完递给我，我喝完递给你，一瓶酒很快下肚。又说，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喝酒？他们就在鱼王被拉上来那儿喝酒，他们真不怕臭啊！臭成那样了，他们还喝得下。说话的人还未说完，听话的人已感到肠胃的可怕蠕动，摇摆着手，抱住肚子，弓下腰，哇天哇地一阵吐，吐出一些腐臭的绿水水。说话人撑了一会儿，终究撑不住，也扶着听话的人一阵猛吐。
足足吐了一个月，整个村子彻底瘫痪。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只能勉强吃一点儿素淡的东西，然后就软软地躺在阳光下，脸上浮着软软的表情，傻子似的蠢相，像笑不像笑，像哭不像哭。这时是不会吐了，肚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吐干净了，——感觉连五脏六腑都吐干净了。整个人虚空、清净、轻飘，几乎算得上无欲无求，如同刚刚离开母体的婴儿。可怜那些关在圈里的牲畜，它们浑身充满活力，却得不到充足的饲料，饿得啃食槽，啃栏杆，昼夜嘶鸣。等我们养足了力气上山放牛放马，已是两个月后。那时候老刁和海天早走了。
他们是半个月前的一个早上走的。那天三皮起得早，躺阳光下晒肚皮。他听到两个脚步声，一听就是正常人的，一点儿不发虚发飘。他盯着门前小路，等待着，果然看到了老刁和海天。老刁不再杵竹棍了，脚还是一瘸一拐。海天慢慢跟在老刁后面，挑着一担行李，扁担嘎吱嘎吱响，靠门这边的那担行李绑着长长一根东西，刺眼的白，仿佛一柄细长的刀子。
三皮琢磨了很久，半个月后才明白那是什么。转眼已是深秋，落了几场雨，湖水又回去了。湖面萧瑟空旷，云彩的影子静静踱过大山的影子，鸟儿的影子落叶似的静静飘荡。我们来到小屋前，发现小屋锁着，随时欢迎老刁和海天回来的样子。我们摇了摇锁，往门缝里张张，闻到一股淡淡的腐臭味。我们没有贸然撬锁。我们坐在大青石上，等待老刁和海天回来。说来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地方人。每次问他们，他们总是笑笑，说远着呢，我们也不再问远着是哪儿。不知道他们走到哪儿了，我们眺望山下，浮想着难以想象的远方。等了许久，终于完全确信他们不会回来了，屋子里的腐臭味引诱着我们，我们如饥饿的猎狗般，禁受不住本能的驱使，找石头砸开了锁。眼睛慢慢适应屋里昏暗的光线，看到似乎早已料到的一幕——尘灰堆积的泥土地上，是鱼王巨大的骨架。鱼王激起的巨大水声在耳边回响，又迅速消失在窄小的空间。我们注视着这史前动物般洁白、匀称的骨架，心中充满愧悔、敬畏，还有说不出的沮丧——从此，白水湖还是我们的，我们却再也没有鱼王的故事讲给那些很小的小孩听了。后来三皮俯下身子，摩挲着鱼王粗大的脊骨，手指忽然僵住了。三皮低声说，你们瞧！由他指点着，我们这才注意到，鱼王的骨架缺了一根巨大的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