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伯伯，但我只有一个婶婶。
小时候，我觉得这很没道理，所以当旧历1974年年关第一次跟着爸爸回到云霄县烟霞老家时，我屋前屋后地转，希望能转出个答案来，可是我很失望。
我正站在院子里望着三间烧得只剩后墙的房子发呆，忽听得身后动静不对，回头一看，我的妈呀，一只母灰鹅率领一群浑身青毛的小灰鹅正拉开架势把脖子挺作长枪，紧紧贴着地面一齐向着我的臀部冲杀过来，院子里烟尘滚滚。该母灰鹅体积庞大，正经走路时个子肯定比我高上一大截，它的脑袋像狮子，凶猛，不讲待客之道，如青春期的王朔，军用书包里装着板砖。我撒腿就跑，可台阶太高，我要上去必须连滚带爬，肯定无法维持天才儿童的正面形象，不由得暗暗叫苦。就这时，腋下一紧，身子一轻，我飘到了台阶上，急得灰鹅们在台阶下跳着脚叫骂不止。听到头顶传来一阵笑声，我挺胸昂头，头上是一张笑脸，有点像瓜子，眼角有些皱纹，额头挂着汗珠，短发，年纪比妈妈略大一点，身旁丢着一把锄头。她说：“哈哈，大呆。哈哈，大呆！我是谁？”
她知道我的外号叫大呆？我不假思索：“二婶！”
果然是二婶。
为什么没有大婶？这得从我大伯说起。
大伯出生于1917年，大二伯12岁，大我爸14岁。他一生放荡，士、农、工、商，一事无成，吃、喝、玩、乐，无一不精，性格喜怒无常阴晴不定，说翻脸就翻脸，连村里最不讲道理的流氓都怕他――烟霞是个大村落，有七百多年的历史，盘根错节，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宗族势力庞大，流氓可都上了档次，连县委领导都不敢来惹。大家都叫他“魔神”，“魔神”就是疯子，不过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经常叼着酒瓶嘴偷笑。年纪大了后，大家改叫他“老魔”，叫着叫着成了“老毛”，态度皆恭敬，他也不谦让，俨然一副领袖的模样。说来也是，他童年时正值我堂伯方昌禄在云霄开展地下革命，他经常给地下党领导人送饭送信，比地下党的特派员还忙碌，应该可以算是一个“老革命工作者”了，所以在受尽苦难之后摆点姿态怎么说也合情合理的。
1934年9月，我堂伯方昌禄被县长黄绍镐率领保安大队剿杀于烟霞家中。虽然我家的房子被黄县长放火烧掉了三间，但架子还是没散，大伯也依自然规律长成了一个翩翩美少年，整日白衣白裤白鞋子，俨然一个白马王子，气势一点也不输给青年时期的张学良。他不去上学，整日呆在烟霞南门的一家小卖部帮人坐店，分毫不取，到了吃饭时间也舍不得回家。他爱上了南门一个外号“大眼”的姑娘。“大眼”眼睛很大，长得比第一茬水葱还水灵，不用掐都可以冒出水来，两个人放在一起，绝对是一双璧人，也叫金童玉女。“大眼”当然也爱他。很快，两个小青年就如胶似漆了，一心想学男女兔子，时时刻刻挨在一起。
烟霞是个传统文化氛围极端浓厚的地方，其中一条传统是“本村不得通婚”，违者打死不偿命，岂能容许两个年轻人如此轻视传统的力量。“大眼”的亲属把一切看在眼里，偷偷地咬牙。春天来了，两条年青的生命再也按抑不住了，在一个月朗星稀暗香浮动的夜里，提着心开始体会生命的美好。这时，门被撞开了。“大眼”的亲属大喊：“通奸！”麻绳捆起，吊到屋梁上，抽，打，仿佛大伯是一只练功用的沙包，适合于沉到西门外的溪流里。白衣白鞋白裤子，被踩作了黑抹布。
消息传到我爷爷耳朵里，我爷爷再也扛不住了。三十多年前他大哥被他伯父逼得客死苏门答腊岛，那时他还是个少年，刚懂得一点愁滋味，尚且忍受得了；到1934年秋天他的侄儿方家长子方昌禄的头颅悬挂在县城经堂口示众时，作为一家之主，他心痛，自责，已经精神恍惚无法排遣，吸食上了鸦片；如今，他的亲生大儿子成了悬在屋梁下的人肉沙包。他再也承受不住了，疯了。他举着鸟铳，微笑着一扣扳机，把鸦片烟馆老板的手打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