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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穿衣之道:诸子争鸣的一个话题(1)

先秦时期,百家纷争。争辩的内容,除了关乎学派宗旨的大原则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小问题,穿衣服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人为什么要穿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是合宜或得体的?服饰与德行是否有关系?这些都曾引起过诸子们的讨论或关注。问题虽然没有什么思想性,但由各家的回答,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学术宗旨。其中,有些说法对后世的影响似乎并不亚于那些大原则、大问题。

一、圣人的穿着

说到穿衣服,自然会首先想到孔夫子。这位生活比较考究的圣人不但吃饭有一套原则,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穿衣服也丝毫不含糊:“君子不以绀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论语·乡党》)

钱穆有一段白话试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君子不把玄色色来作衣领与袖之边。不把红色紫色做日常起居之服。当暑天时,在室内穿葛单衣,但出外必加上衣。黑衣内用羔羊皮的裘,素衣用小鹿皮裘,黄衣用狐裘。在家私居时所穿之裘,较出门时所穿者稍长,又把右袂裁短些。夜睡必有寝衣,其长过身一半,下及两膝。冬天把狐貉皮来做坐褥。除去在丧事中,大带上没有不佩一切备用的玉器的。除非朝祭用正幅的帷裳,其余所穿裳,总是开剪斜幅缝制的。吊丧不穿黑羔裘,不戴玄色冠。每年正月岁首,必穿着朝服上朝去。”

《乡党》篇是弟子们对孔子日常生活起居的描述,所以文中“君子”所指的当然就是孔子本人了。由于年代久远,这段话的内容并不十分明白。据后儒的解释,孔子选择衣服的原则大体上不外两方面:一是合“礼”。如“绀”是用来作祭服的,所以不能作领、袖的饰边。红紫不是正色,所以即便是私居时也不能穿。二是合“时”。如“亵裘长”为的是取暖,“短右袂”为的是方便做事。不管这些解释是否可靠,我们总可相信,这段话所讲的孔子决不是早年那个“贱”而“多能鄙事”的孔子。虽然古代可能皮贱而丝贵,但有这么多种衣裘,并十分讲究色彩、玉器的搭配,那一定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做到的。

和墨子的服饰比较一下,印象当会更深刻:“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裘褐”是粗衣,为穷人所穿。“跂”大概是草鞋或木屐之类。这里说的虽是后世之墨者,但墨子本人的穿着也不会差得太远。荀子就说过墨子“衣粗食恶”、“衣褐带索”的话(《荀子·富国》)。有一位曹公子甚至当面向墨子抱怨:“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墨子·鲁问》)很难想象,极重言行一致的墨子会只让弟子们过那种辛苦的生活。

根据《墨子·辞过》篇,墨子主张“以裘褐为衣”还有一个实际的考虑:“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今之王,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煗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墨子称衣服的主要作用是御寒避暑,不是为了荣观耳目时,他所担心的其实是王公大人追求“文采刻镂”,必定会亏夺百姓的衣食之财。至于百姓衣食丰足之后,是否可以干点“锦绣文采”的事儿,墨子并没有明确的回答。考虑到墨子曾主张给那些贤能之士“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他大概也不会反对在适当情况下修饰一下吧!要不,人人皆衣褐带索,贤人还要那些爵禄干什么呢?

无论如何,同为当时显学的宗师,孔、墨的穿着打扮如此悬殊,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两家后来围绕着穿衣服的问题展开辩论,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服”与“行”

儒墨两家直接辩论服饰的文献,保存在《墨子·公孟》篇中:

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公孟子义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句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

公孟子是谁,我们不太清楚。吴毓江推测说,此人即曾子弟子公明仪,属七十子之后儒家大师之一。两段话讨论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衣服与行为的关系问题。

按照公孟子的说法,君子成仁有一个前提,即必须说古人的话,穿古代的衣服。公孟子这样讲的理由何在,很可惜文献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更让我们好奇的是,这种说法属于公孟子个人的私见呢,还是儒者的一贯立场?

公孟之前,孔子好古是出了名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都是夫子自道。把“古”与“今”对照起来,以古讽今,还是孔子非常喜欢的一种习惯做法,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不过,对衣服的看法,文献记载却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论语》和《礼记》有两则材料这样说:“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也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礼记·儒行》)前段话提到,麻冕是古礼,但现在用的是纯(黑丝),因为用纯比较俭省,所以孔子也从众用纯。后段话说穿衣服要入乡随俗,孔子小时候在鲁国,穿的是大袖子的衣服,长大后住在宋国,戴的是章甫冠,因此并不一定要唯古为尚。

同是鲁哀公与孔子的对话,《大戴礼记》的记载却是另一种情况:“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为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哀公曰:‘然则今夫章甫、句屦、绅带而搢笏者,此皆贤乎?’孔子对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饮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这段话在《荀子》中也有出现,内容大体相同。按照这段话,穿衣服就不是随俗的问题,而是“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理由是,“服古之服”、“志古之道”才能使一个人干坏事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两种《礼记》的记载肯定有一种不可靠。个人觉得,小戴的说法更可信一点,因为孔子经常强调礼因时而变,损益可知。服饰既是礼的重要内容,自然也不能唯古是尚。在服饰问题上,孔子很可能并不像公孟子这些后学那样绝对,把古言古服看成是成仁的必要前提。

公孟之后,孟子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相对而言,孟子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于公孟子:“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如果“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即可以成为尧这样的善人,“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即可以成为桀这样的恶人,那么,言、服与德行就真的有必然的关联了。

再看看孟子对“古制”的态度:“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食前方丈、驰骋田猎这些“大人”们乐此不疲的事儿,都是我所不愿做的。我所做的,全都合乎古制。“古制”成了孟子在心理上、行为上与权势相抗衡的重要依据。显然,在“好古”这一点上,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

有趣的是,这位公孟子,如果真的就是公明仪的话,那么他在《孟子》书中也有现身,三处是引他的话,一处是与孟子的对谈。从引述来看,孟子对这位公明仪相当尊重。举个例子:“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成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歁我哉·’”(《孟子·滕文公上》)这是孟子鼓励滕国世子的话,大意无非是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世子只要立志,将来自可以行王道。孟子引用了三个人的言论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其中就有公明仪的说法。另外几处也大体如此。考虑到公明仪是曾子的弟子、子思的同门,孟子推崇公明仪也许有学派方面的理由。假若真是如此,那么在服饰方面,两人同样强调与德行之间的关联,同样以古为尚,也就毫不奇怪了。

公孟和孟子的立场既明,让我们再回到墨家的看法。从《鲁问》篇的那两段引文来看,墨子的立场非常清楚,衣服与德行没有任何关系,操同一种语言,穿同样的衣服,有仁人有恶人;穿完全不同的衣服,也都一样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唯一需要说明的是“法周”和“法夏”的问题。《庄子·天下》曾说墨子“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继承的是“禹之道”,后人因此而铺陈说墨家更加好古,他们虽不“法周”,但却“法夏”,裘褐跂即为夏服,也正因为如此,墨子才有资格说儒家的“古”不是真“古”。其实,这种说法根本不值深辩。因为,假如要求弟子穿短褐之衣就是为了实行夏道,墨子不就刚好走到了他所批评的一面(“君子必古言服”)吗?善于推类明故的墨子何至于如此!

要之,在着装方面,先秦儒家在孔子之后,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儒者坚持认为服饰与德行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修德最好先从古服开始。墨家则刚好相反,认为衣服与德行没什么关系,就更不用提什么古服今服的问题了。

三、“解衣般礴”

在儒墨为衣服问题互争是非的时候,道家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道家提倡道法自然,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在轻裘、缊袍、粗褐、狐貉等方面伤脑筋。《道德经》提到衣服的地方不多,仅有的两处如下:“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道德经》第53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80章)

前句是批评的话,大意是说,在田园荒芜、府库空虚的情况下,在上者还穿着华丽的衣服,拥有许多的财富,那就只能算作强盗头子。后者讲的则是理想的社会,那里的人自得其乐,无论吃什么饭都觉得很甜,无论穿什么衣服都觉得很美。老子对“文采”的批评与儒家相对立,与墨家比较接近,但“美其服”的说法却有更多的道家色彩,孔子虽有“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的说法,但他决不以为“恶衣恶食”是一件很甘美的事。墨家也一样,他们承认“衣褐带索”是一种“自苦”行为,那肯定是不“美”的,但为了一种信念,却必须去做。

庄子讨论这个问题多一点。最具庄子风格的是下面这段话:“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庄子曰:‘鲁少儒。’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谓少乎?’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玦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庄子·田子方》)

前面我们经常提到鲁哀公,孔子自相矛盾的话都是对他讲的。这一次,谈话的对象却成了他身后一百多年的庄子。谈话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有其道未必有其服,为其服未必有其道”,道和服没有必然的关联,墨子说过的话,庄子不过重述了一遍而已。所不同的是,墨子说这话时,面对的是儒者(公孟子),所以没有点明儒者的言行不一。庄子“谈话”的对象是鲁哀公,所以才可以说出举国儒服的鲁国真儒只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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