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中国视角，并力图在中国语境中构建起中国晚报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并阐释其现实意义，体现了作者难能可贵的中国问题意识和学术建构能力。这是本书最大的创新和亮点。要回答媒介文化为何的命题，须走出简单机械移植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的误区，“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现实主义与批判主义的主调和研究取向，取决于西方媒介发展的传播特征，中国社会的历史处境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差异，如果无视这种差异，将很可能导致我们的文化研究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这也会从根本上违背媒介文化研究的实践精神。所以，立足中国媒介生态的历史源流和发展实际，倡导研究的中国特色、本土视野，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这种理论自觉深深渗透进了作者的理论阐释架构之中。本书在研究媒介文化的生成与其共性、个性比较中，注重中国意识的立足点，强调媒介文化的中国特色，强调多元化的视野以及辩证的思维。作者认为，“不同的国情、民情和文化积淀，决定了晚报发展的不同；而国内各地横向比较，区域性的差异同样决定了同中有异的实况。它启示我们：对媒介及媒介文化的研究一定要放在大的特定时空坐标中，联系多种相关因素综合考察，才能得到有别于以前单一、定性的全面认识”。因此，作为研究对象的媒介文化和作为研究方法的文化研究的同构性决定了问题的复杂度。厘清媒介文化的内涵边界与确立正确的研究视角成为本书的创新起点。
作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媒介文化”研究兴起以及“西方新闻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历史进行了简略回溯，指出其最大特点是跳出狭义的新闻说新闻，离开传播论传播。如以“社会学的整体的”研究方法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文化逻辑的揭示与批判。又如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采用文本分析和受众调查两种主要方法，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等。西方学者的理论论著中少有将“媒介文化”作为整体概念或范畴进行学科意义上的宏观论述，更多是将媒介的内涵与外延，如媒介史、媒介技术、媒介功能、媒介影响以大众传播的生产制作、加工、销售为中介进行多维的个案式的文化分析。在研究角度上，他们多采取“媒介”与“文化”双线平行的互证研究，通过寻找可论证两者间的关联达到对“媒介文化”的阐释与论析。“西方学者对‘媒介文化’这一对象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认识是宽松的、具体的、开放的、综合的。‘媒介文化’在‘媒介’与‘文化’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媒介活动’与‘媒介现象’中互证着其独立的存在和彼此依存的交叉性的内涵。”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无限丰富性给媒介文化研究带来了多种可能。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兴起，加之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传播，我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了“新闻文化”研究的小热潮。以刘智为代表的本土学者，认为“新闻文化是作为群体或类的人在新闻活动中创造的，表现为器物(物质层次)、制度(心物结合)、观念(心理层次)的复合体”。作为一种亚文化系统，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三个子系统。尽管在研究立场和态度上，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以批判性著称，而“新闻文化”多偏向积极肯定面的立场与态度。但作者在对中西媒介文化研究的比较中仍然发现，西方媒介文化研究内涵中包括的媒介发展、媒介运作、媒介接受、媒介特征、媒介人文等内容与“新闻文化”的内在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的历史发展、媒介运作、媒介人文，恰好与“新闻文化”构成的物质、制度、心理三层次对应。“新闻文化”在此层面上可被视作具有本土化、中国化特征的“媒介文化”。作者在中西研究成果的比较基础上验证了媒介文化内涵的共通之处。在对媒介文化发生模式的考察中，又着眼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的交互作用分析其动力过程，并指出媒介文化发生的起点普遍表现为制度层，由它决定物质生产层的方向与内容。作者的中国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让该书在研究中汲取了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中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并努力寻求媒介与文化的平行互证；同时，也注重中国文化语境的适应性，更多以建设性的态度和立场进行中国晚报文化研究，还同步吸纳了东方人整体思维的特点，即媒介文化既可视作一种研究语境，也可作为一种阐释逻辑。因之，作者认为媒介文化“是指以媒介为载体，为中心，通过自身的信息传播活动与社会文化形成相互创生的一种亚文化系统和一种特殊的文化样态”。在对中国晚报文化的研究中，她既把晚报视作一种文化现象，也密切关注晚报在历史变迁中的多元文化动因；她既把晚报文化作为整体研究对象，透析其特点，又从晚报历史、晚报运作、晚报人文三个层面去把握媒介文化的内涵，并将理论分析与个案研究有机结合，力图呈现晚报文化所代表的中国本土媒介文化的流动性和生命力。
在将中国晚报文化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上，作者采用了多维的媒介生态视角来展开研究。一是明确晚报文化的范围和地域性，它是中国而非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晚报文化；二是强调用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来透析中国晚报，突出研究方法的互动性和综合性，即作为文化的中国晚报。文化与传媒的互动性，令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呈现出内在的契合和合理的同构性。作者对媒介文化视野的定位就是要将晚报放在社会文化的环境中做历时性考察，审视我国晚报文化生发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动因，考察其作为媒介文化之亚文化系统对文化系统的功用和动态机制。媒介文化研究的视角决定了该书开阔的学术视野。围绕传播、媒介、文化三者间的关系，媒介文化凝聚为巨大的复合体，它与新闻传播的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美学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唯有多学科、跨学科的开放视野方能解读这一现象。如果说媒介研究包含着媒介生产(包括体制、环境和运作)、媒介内容(或文本)以及媒介影响三个面向，那么媒介文化研究则是整合这三个面向的最佳选择，同时也为理论研究的填补、跟进提供了可能。中国晚报文化作为中国媒介文化的分支，它既依托于中国媒介文化的发展，又具有鲜明的个性，并鲜活地呈现于具体的媒介运作中。这生动地演绎着媒介文化为何与何为的创生规律，揭示了两者内在的生发机理，在一定程度上使媒介文化的理论建构自成一体。
媒介文化的包罗万象考验着作者的研究能力，如果缺乏一把犀利的解剖刀，研究或止步于外围，或迷失在现实的细节面前。读《中国晚报文化研究》颇有看庖丁解牛的意味，看作者条分缕析，层层剖解，游刃有余。该书的研究整体上采用了媒介文化与晚报文化“同中有异”的交叉论证框架，以典型个案加上大背景的点面结合方式进行架构。媒介文化——中国晚报文化——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作者建构起从宏观层到中观层再到微观层，层层推进，相互印证，每一层理论建构都为下一层的剖析提供了理论依据与背景。媒介文化在人类物质生产的进程中以媒介的技术发展为先导，以媒介本身为承载，以媒介文化传播内容的综合性、大众化为主体，寻找到了媒介与文化的生长点，而最终以有机的整体姿态顺势而生。它的生发与作用机理使之体现为多圈层的交叉与渗透，显示出丰富的依赖性。作者从文化传播的需要和效用出发，敏锐且准确地把握到媒介文化发生时在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的历时交错与循环回归规律，进而揭示出媒介文化发生的两大特点，一是与媒介历时共生的同步性，二是与社会生活方式相互建构的同构性。对媒介文化发生机制、动因、模式、特点的分析，为更进一步把握媒介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提供了好的解读思路。最终从媒介发展、媒介运作、媒介人文三个层面建构起媒介文化内涵的有机构成，并将之放置于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予以审视，强调其异于西方文化语境的中国特色：如传统媒介与电子媒介并存、混合；“内容为王”与“品牌经营”并重导向；媒介自律与文化自觉并立兼顾。在媒介文化生成中看到晚报文化的衍生性，又在对中国晚报文化的审视中呈现其媒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作者始终围绕晚报文化生发的同步性与创生性，在晚报文化的内涵构成的阐述中，注重传受双方主客体的互动分析、抓住晚报人文中人的创新性与能动机制的形成，沿着由点到面的论证思路综述、演绎、归纳了中国晚报文化的历史沿革及内涵特征，合理展望了晚报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走向，从而形成了较为开放、系统、完整的晚报文化的论证结构。这样的构思和阐释张弛有度，贴切启思。
当下媒介文化的发展已然打上了后现代的烙印，媒介历史、媒介运作、媒介人文等层面深受影响，作者在研究中对媒介人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强调体现出研究的前瞻性。同时，作者把媒介文化的接收者置于“后喻文化”的转型背景下，有效勾连其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性以及对文化传播形态的重大影响，而今天的媒介传播实践表明，这些预见确实正在发生。当然，中国媒介文化研究尚以建构性研究为主，面临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媒介文化变迁的挑战，媒介文化内在价值的张力和冲突必然存在和越加复杂化，并需要进一步开掘和拓展研究，该书的着墨并不多，此乃后续研究应该关注之处，在方法创新中还可注意交叉学科借鉴使用的准确性。
十年寒窗，聚力而发，凝聚成《中国晚报文化研究》这一学术专著。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能耐得住寂寞并自得其乐地徜徉于学术研究者，不多也。该著作出版后深受学界与业界好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前所长喻权域先生的评价：“操慧博士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不是一般的研究晚报，而是着重研究晚报文化。我认为这个选题很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长远意义。但是，研究的难度也大。操慧博士这部著作在研究晚报文化方面起了开拓作用”。上海记协前主席、《解放日报》前总编辑丁锡满先生评价该著作“细致严密地阐述了晚报文化的内涵、特征和发展走向；既有综合的全面的观览，又有个例的典型的分析，既有对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融化吸收，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样的著作，就既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际价值，不仅对晚报事业，而且对日报、党报都有借鉴和参考作用”。2008年5月18日，专著的相关内容被收入北京晚报创办50周年纪念文集，在“我们同行”的代后记中这样写道：“在这里，我们还要对四川大学操慧博士表示衷心感谢，此次我们摘录了她于2003年3月至4月对北京晚报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后写出的《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一书的部分章节，这无疑增加了本文集的厚重感。”该书荣获四川省第13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近年来，操慧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等多项课题研究，这些研究均延续和深化了媒介文化的思考，并不断促发她开掘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唯愿操慧的学术之路越走越深广，也期待她能在媒介文化的本土研究中再上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