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游移与中华民国文学史的缺位
李光荣
一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诞生快60年了，如果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算起，则更早，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数代研究者的努力工作和持续贡献，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已相当完备且较为成熟了，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中国现代文学还存在着许多不清楚、不确定的问题。这自然不奇怪。每个学科都不是一成不变之后才宣布诞生的，且都是在不断探索研究中发展成熟的，有的学科发展了数十年，连学科涵义都没有确定，有的学科经过数十、数百年的历史，最后又被其他学科取代、吸纳而消亡等，也是所见的事。因此，对于学科内容的发展、阐释、厘定、扩充等都是常有的事，属于学科研究的范畴。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存在不清楚和不确定，才表明了学科的活力，对于不清楚和不确定的探索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学科的魅力正在于此。所以，我们敢于面对和迎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的不清楚和不确定的对象，且进行深入不懈的探索，以期完全彻底地解决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促进学科的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许多不清楚和一些不确定的内容中，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是一个困扰研究者的难题。中国现代文学，通常是指“五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的文学，具体地说，是1917年1月至1949年7月之间产生的文学，标志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概念存在着它的狭隘性，既忽略了此前长期酝酿发展的现代意识和文学的改良与变化，又截断了现代文学传统在当代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于是，研究者便上溯近代、下延当代，对现代文学进行了拓展式的研究。此间，一个最响亮的口号是由陈思和等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除了对“五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的文学进行新的阐释，对文学规律进行新的概括外，还对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型和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梳理研究。一种较为通行的方法是打通现当代，或者以“中国现代文学”包涵中国当代文学，或者把现当代合并，称“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的学科设置也如此：国家标准学科分类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教育部全国一级学科专业目录中二级学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同时，许多大学把原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两门课合为一门，有的称“中国现代文学”，有的称“中国现当代文学”。近代文学在现代文学的扩展中似乎没有取得与当代文学同等的地位。但近代文学的研究实力相当雄厚，许多学者如陈平原、杨联芬等投入其中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海外学者王德威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问为学界普遍接受。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都从近代讲起。在此过程中，出现较早、影响巨大的是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这个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通”中国近、现、当代文学，而是把从1895年“公车上书”以来的20世纪文学作整体观。在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中，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概念融入其中而消失了。随后，有多本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名的史书出版，许多论文在此题下发表，“20世纪中国文学”成为研究者观察认识文学问题的思想观念。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并没有取得学科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实在太复杂；另一方面是因为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不按世纪划分，简言之，中国文学的发展不以世纪为单元。所以，20世纪文学很难通行，就连首倡者之一的钱理群也没有去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他影响最广泛的史书是与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上述工作表面上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由30年到80年，再到100年，实质上是文学史观的变化，即怎样看待中国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和20世纪文学的问题，只有概括出一个时段内文学的面貌特征及其发展的共同特点和规律，才可能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所以，近30年来，研究者对文学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多样的概括，例如，对于自由主义文学的阐发，对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疏浚，对于先锋文学的探讨，对于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外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对于文学史料的全方位发掘等等，都关乎现代文学总体概括的研究。其中，关于先锋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格局的讨论是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大讨论。此论由陈思和提出，经吴福辉、吴晓东等专家的推进，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即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先锋文学和常态文学交替发展的历史，常态文学是基本的较为稳定的文学形态，先锋文学则起到刺激、引导和推动文学发展的作用。一种先锋文学经过一段时间试验，逐步为大多数人接受就变成常态文学而失去了先锋性，这时又出现了新的先锋文学刺激、引导和推动着常态文学，进而实现新的一轮交替，如此往复，构成了20世纪文学的基本面貌。这种史观无疑具有概括力，尤其是对外国文学思潮和流派对于中国文学所起的作用肯定充分，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变异甚至决定作用未加以重视，而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资源则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这种文学史观仍然难以得到推行。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写文学史”的主张提出，至今已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里，研究者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得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念，指导了20余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还是要不无遗憾地说，那种能够全面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线索、特点和规律的史观还没有被提出来。
二
为什么难以寻求准确、全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或者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呢？其根本原因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有关。
20世纪的中国，说具体一些是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经历了三个朝代，不，是三种社会制度的更替。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世界史上也罕见。唐朝之后，有五代十国，国家不可谓少，但无非是封建国家的改朝换代，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周朝末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若干个国家，开始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化，但各个国家相互并列或另行组合，并没有改变社会性质，至大一统帝国秦朝建立，才完成了朝代的更替和社会制度的转变。唯有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转变为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制度，再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名称由清朝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社会性质的“三级跳”。社会体制的急剧变化，带来了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的急剧变化，所以，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都是相当复杂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正好处于三种社会制度中间一种之内，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是推翻了封建主义后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尽管不充分)条件下的文学。同时，中华民国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又是无产阶级壮大的社会，同时还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存留的社会，而资本家在取得政权以后，即变为反动阶级，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于是，20世纪上半期便存在着两种阶级斗争和两种社会革命。两种阶级斗争，一种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一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各阶级的共同任务。两种社会革命则是推翻封建王朝后，接着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在这种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文学必然有其复杂性。更为复杂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发展不健全，具有软弱性，不能独自承担并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一任务便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无产阶级一面反对资产阶级，另一面又和资产阶级一道反对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于是构成了异常复杂的情况。有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有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水火不容。我们看到，在要求民主、自由、科学、现代化的目标上，两大阶级一致，但在对待利益、政权和平等地位等方面却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因此，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既有资产阶级的文学，又有无产阶级的文学，还有反映两个阶级共同思想利益的文学，文学的复杂性明显。
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伸下延过后，本来已经相当复杂的现代文学就更为复杂难辨了。晚清以来，既有社会改良的要求和民主主义思想，又有强大的封建意识，且许多进步人士的思想是保皇安民，忠君行孝，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思想对立。这时候的文学，虽然有一些现代意识，但其局限性很大。要把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捏拢，归纳出一致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和文学形式是困难的。这大概就是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至今未能融为一个学科的原因。虽然大家都认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但晚清和“五四”又绝不是一回事，它们只是萌芽与禾苗的关系，现代文学可以从晚清写起，但晚清文学并不是现代文学。在“百年文学史”(1840-1949)主张联通近现代的同期，出现了“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张。研究者不满于现代文学仅短暂的30年，要使它成为发展的活的文学，而更为主要和实质性的则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思想性质、文学形式和风格特点相一致。在我们的观念中，现代文学是人民大众的文学，当代文学更是人民大众的文学，其领导阶级都是无产阶级，其创作队伍有延续性，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五四”文学在精神上的紧密联系等。由于这些条件，如上所说，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合并而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取得了学科地位，许多学校把它们合为一门课。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毕竟有许多不同，例如，现代文学的批判精神到了当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颂歌；现代文学的悲剧色彩和悲凉风格在当代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剧和喜剧以及乐观昂扬的格调；现代文学注重对于人性的发掘与抒写，着重揭露人性的阴暗面，当代文学侧重阶级和集体的描写，歌颂人性的美好。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十七年”。至70年代末起，发生了变化，文学继承“五四”文学优良传统，写人性，写悲剧，注意揭露和批判，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探索和多种风格流派，但文学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仍不能跟“五四”时期相比，既没有“五四”文学的意气风发，也没有“五四”文学的丰富多彩，甚至没有产生出“五四”及现代的文学大家。这是为什么？是两种社会的体制不一样，社会思想意识也不一样。现代是资产阶级专权，而资产阶级思想从来没有统占过全国，当代是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是高度集中统一的。现代社会的任务是批判、斗争、夺取政权，当代社会的任务则是建设、发展、富强。大体说来，批判需要多种思想和方式，建设则需要统一、团结、集中、和谐，不允许破坏的力量存在。文学属于意识形态，决定于社会存在，因此，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虽然有诸多联系，但本质和特点仍然是不同的。正因为此，现在的情况仍然是现代文学研究会和当代文学研究会各行其是，研究者可以脚跨两边，也可以独站一头，但不能强行捏合。教学上即使将现、当代文学排为一门课，但无法把现代文学思想贯穿于当代，自然也不能用当代文学思想去讲授现代文学。一句话，中国现、当代文学貌合神离。弄清了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可调和的道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难以成立的原因也就清楚了。
与近代社会和当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还有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战争。虽然近代和当代也有过战争，但没有现代频仍。武昌起义后，接着是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共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民国38年的历史上，差不多每年都有战争，战争由局部到全国，几乎全民卷入，几至亡国。且不说自然灾害和阶级压迫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单是战争就到了民生国力难以承受的地步。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灾难，但像这样的连年战争是近代和当代所没有的。在战争的环境中，无论国家、团体或个人都有不同于和平环境的表现，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必然有其特殊性。我们抒写反封建的文学史，梳理“人的文学”的发展历程，这都是对的，但却忽略了战争文学，或者说没有对战争环境下的文学进行深入的考察，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缺憾。例如，冯至的十四行诗、穆旦的战争诗、戴望舒的后期诗、艾青的战斗诗、沈从文的《湘西》、林蒲的《湘西行》只能产生在抗战时期，这些作品对于人、对于死亡、对于生活、对于民族的探索与描写都异常深刻，为其他时期的作品所不具备。战争条件下的文学以至描写战争的文学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都不可能包涵，也是20世纪文学无法概括进去的特点。因此，要把近、现、当代文学合在一起，确实有相当的难度。
三
“打通近、现、当代”难以成为事实，除了中国现代社会太复杂和现代文学的特点难以为近代、当代融合，还有名称的问题。直言之，用“近代”、“现代”、“当代”这些没有明确时间界限的词语作为历史时期的名称不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