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毛主席去世时的悼念大会，选择在一个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摆放着白花和黑色的挽联。
悲伤就像潮水一样，把所有的人都淹没了……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初中毕业，进入了高中。但是，我并没有上学，因为我生病了。弟弟也上初中了。姐姐进了国棉三厂，当了纺织女工。
“你们很幸运，”母亲说，“好与坏都是相对的，你姐姐差一点就也去插队。”
母亲这样的感慨是有道理的。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从开始时热血青年争着报告，到后来人们害怕下乡，时间并不长。姐姐差点就也下了乡，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家庭成份。其实这就是因祸得福。我还记得当时的报纸上的评论是这样写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号召下，近半年来，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广大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向农村，奔向边疆，踏上了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他们这种革命行动，值得鼓励，值得称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家落户，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革命措施，是关系到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百年大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大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大战场，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学校。知识青年在这个大战场和大学校中，可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风俗冲锋陷阵，可以为彻底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大显身手，可以在思想革命化的大道上奋勇前进。总之，可以大有作为，而不是小有作为，更不是无所作为……
农村的天地的确是广阔的，但它同时也是贫穷的。知青们很快就厌倦了那里。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怀念城市。他们中的一些人，想方设法地回来。最先是一些有背景的子女们回城，没有关系的就想办法装病，留在城里。还有一些人，就送礼，争取回城的指标。一些女知青，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贞操。她们中的一些人的命运，就掌握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的手里。即使不能回到原来生活过的大城市，至少也可以到当地的县里，或者市里。
高强是再不能回来了，他在当地结婚了。他插队到第三年的时候，就爱上了我的嫂子。嫂子就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中等个头，有一张红红的脸。她粗手粗脚，有力气，做农活很有一套。她心直口快，想法简单，没有什么弯弯绕。据说，是她主动看上了哥哥高强。
对二哥高强来说，他下乡以后，就没有指望能回来。尤其是看到别人想方设法回城，他不但没有动同样的心思，相反，他更加地死心塌地的“扎根”了。以他那样的身份，他知道是没有机会回城的（其实最后是有的，他只是没有看到那一步）。他相信自己也没有可能爱上别的城市女知青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机会被别人爱上。我后来更愿意相信，他是处于一种性饥渴状态。他跟别的知青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有过那种经历的人。他和叶莉莉的关系，也在变淡。本来他们就不是正常的男女关系，相距那样远，当然是要断掉的。叶莉莉是个受不得冷清的女人。再说，她也未必把高强看得很认真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注定是短暂的。
我们一家在得知高强恋爱的消息后，并没有特别的反对。当然，主要是父母保持了出奇的冷静。我想，开始时母亲心里肯定会感觉有些意外。可是，她慢慢地冷静，并且接受了。她觉得，也许高强留在那里，一辈子生活在那里，未必就有什么不好。
“谁会想到呢？”母亲后来一直重复着这样的话，“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那样大的变化。”她这样说，我知道她其实是后悔了，为二哥高强惋惜。一旦成了农民，再回城，那就太难了。而且，从此他们母子是天各一方。长子从这个人世上消失了，次子又远在黑龙江，她感觉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好不容易做出来的饭，都被人别人端走了。而且，有人是把雪白的大米饭，倒在了地上。她害怕后面的子女，也都像前面的一样，从她眼前消失。所以，姐姐进了纺织厂，对她是个很大的安慰。她相信她再也不会离开她了。
高强先是一年回来一次，后来是两年回来一次，再后来是三年回来一次。当他有了三个孩子以后，就很少回来了。光是路费，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的贫穷，让我们都感到难以想像。一段时间，我们全家给他寄钱、粮票（他在农村，居然要我们寄粮票）、布票。在我们眼里，他一家就像是难民。虽然我们生活得也不富裕，但是，我们总是很努力地接济他。母亲号召我们节省、节省、再节省。“我们省下一点，可以帮助你二哥一家。”母亲总是这样说。她对二哥一家的关心，甚于对家里所有的人。
我们一家印象最清楚的是，就在毛主席去世那一年，高强和妻子（其实是老婆，乡下人没有“妻子”这样的叫法）领着一个孩子，来到了城里。因为是回城，显然他还是用心修饰过的。但是，看上去他还是那样的邋遢。他完全是地道的农民的样子了。这样的变化，真的让人很难相信。“你真的变了，怎么会变化这么大？”母亲对他说。
二哥却只是憨憨地笑笑。
那笑容，完全是农民式的。
在悼念毛主席去世的那段日子里，全国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可是我发现，二哥和他的女人却在夜里偷偷地做爱。也许二哥并不想做，是二哥的女人想做。--她到了城里，在婆家的房间里的床上，想通过做爱来坐实自己的身份。那时候我们家里的空间很小，我和他们的床中间只是拉起了一道布帘子。他们的动静让我心惊肉跳。我真想对他们说：你们这是一种亵渎，是在犯罪！
我很不喜欢他们。
伟大的领袖去世了，他们居然还有心思操X，真让我感到恶心。
因为我是他的兄弟，很长时间我感觉自己都是有罪的！
母亲说，那一年人心惶惶的，唐山大地震，一下死了几十万人。许多人都是紧张的，但是，我却像没事的一样。
我为什么不紧张呢？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即使是知道唐山发生了程度非常严重的大地震，我也并不知道它真正的惨烈。报纸、电台，都努力地淡化。消息是被严密封锁的。官方在宣传防震避震。而关于地震的传言，却不胫而走，仿佛全国各地，都有地震发生。有两次，我们真的明显地感觉到了大地的摇晃。当然，并不激烈。最初的紧张过后，我和弟弟觉得地震变得好玩了，尤其是每天晚上在地上，放上倒立的酒瓶。组织上说，要是半夜里面突然被摔倒的酒瓶声惊醒，一定要第一时间往外冲，或者，躲在犄角旮旯的什么地方。要不，还可以钻在床底下、桌子底下。我记得有天晚上，那只酒瓶子被猫碰倒了，结果全家人吓得都从床上跳了起来。
事情真正有趣的是，后来我们都从家里搬了出来。大家在院子里有限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防震棚（篷），男女老少都挤在里面。我们家居然像过节一样地高兴。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感觉被大家所接纳了。
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感觉自己家虽然住在这个大杂院里，但其实是始终遭受到排斥的。当然，我们能够理解大家。谁愿意和有着一个坏分子和现行反革命的家庭接近呢？我们比瘟疫，更加地让人恐怖。我们从不敢和人发生争执，因为，不管如何，错误的一方一定是在我们。即使后来二哥高强插队了，我们仍然是不受待见的。但是，因为地震，大家接纳了我们。
因为受到了空前的待见，所以我们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贡献出来。我发现过去一些看上去很冷酷严肃的人，对我们家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的。他们并没有很明确的太排斥或者歧视我们的意思。我们感受过的，或者是把那种疏远放大了，夸张了。冷淡是一定的。我们自己进一步把它几何级地放大，感觉越发地强烈。
搭建地震棚，是热闹的，全民总动员。然后，我们在地震棚里住了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事实上，好多人在住了半个月后，看看根本没有什么动静，就回屋里住了。只有我们一家，几乎是坚持到了最后（当然，主要是母亲。我和弟弟也早回屋里了）。母亲并不愿意我们回到屋里，她说：既然政府号召我们住进地震棚，那就应该住下去，怎么能随便就撤离呢？我知道，她考虑的其实并不是安全问题，而是执行政府号召的态度问题。
她差不多像是赖在了地震棚里。
最后，人都走空了，她还在里面。那样子，多少有些可笑了。谁都知道，她一直住在里面，并不是为了安全，怕死，而是觉得她精神上有些不正常。只有我知道，她的精神是再正常不过的。甚至可以说，是太正常了，正常得可怕。
地震只过去几个月，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逝世了。开始时，是姐姐最先把这个消息带回来的。她神情慌张，很小声地说了这样消息。我们看到妈妈的脸色都变了。“不要胡说！”妈妈说。她当然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如果是假的，这就是最大的反革命。--不仅仅是恶毒攻击了，分明是一种诅咒！那性质，比高枫要严重上十万倍。
但很快我们就感觉到了异样。
整个下午的空气有种特别的紧张，我们很强烈地感受到了。街上的人特别少，而且行色匆匆，谁也不敢久留，或者是悠闲地散步。大家碰面了，也不说话，彼此交流一下眼色，就又能赶紧闪开，就像是被烫了的一样。我们躲在家里，注视着外面的动静，连风声都很认真地去体会。很快，我们听到了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的哀乐声。
我们的心，也跟着哀乐，一起往下沉。
当时我们的心里真是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毛主席会死。好好的，他怎么会去世呢？毛主席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英明、光荣、正确的领袖，他肯定不同于凡人。死，只是对一般民众才会发生的概念。他是神！现实世界里的神！我们虽然从来没有想到过他老人家会长命百岁，但也从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他的生命会终结。“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没有他的日子，我们这个世界一定会黑暗的。没有了阳光，我们还能生活么？
“我们会不会死？”弟弟那一天就这样问我。
我知道那不可能，可是又害怕有那样的可能。那个晚上，我们全家都没有说什么话。我们选择集体悲伤。悲伤，是唯一的表达，也是合适的表达。
那个晚上，母亲一夜没睡。她一直在扎白花。当我们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看到在我们家正屋的墙上，悬挂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周围布置着黑色的绸布与白色的纸花。我们在画像前，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
一个巨人去了。
同时远行的，还有伴有他巨大身影的时代。
当然，我们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母亲说：“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母亲说：“他把我们从旧社会带了过来。”
母亲说：“他是一个大救星！”
母亲说：“最初的那些年，虽然也很艰苦，但心情很好。”
我知道，她最怀念的还是刚解放的那段日子。然后，在上世纪的整个五十年代，她都是积极的，向上的。虽然她内心里有伤痛，但她更多的还是看到了光明。当时整个大的氛围就是这样。新社会了，每个人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充满了对明天共产主义的向往，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去。
她很投入，也很努力。
可惜，这方面她说得不够多。我知道，人说到快乐，总是很难形容的。而人们善长说许多并无实际意义的事情，琐碎绵长，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如果说到自己经历的磨难与痛苦，则会绵绵不绝。这是人类的通性。
但是，我仍能想像得出，最开始的那十多年，在她的整个人生里是醇厚的，甜美的，热烈的，就像一杯陈年的茅台美酒。她和父亲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很努力地工作，积极地表现。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多出一份力。同时，他们也很热烈地做爱，制造人口。人多力量大。这事于己，于社会，于国家，都是有害而无益的，何乐不为呢。
人口大爆发了。
我和弟弟都出生在那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多余的人。姐姐过去气急了，就经常批评我和弟弟，是“不该出生的人”。当然，那是她打击我们的方式。事实上，姐姐是过去最关照我们的人。
她是一个任劳任怨的人。
姐姐后来嫁给了纺织厂的一个男工，一个小个子的机修工。对这桩婚姻，妈妈是极不满意的。高强的婚姻，让她后来很自责。她觉得她当时要是明确表示一点反对意见，也是好的。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而对姐姐，她觉得她应该干预了。从自己后来对婚姻的感悟来说，她觉得有必要进行强制干预。
从内心来说，我们真的是不喜欢姐姐的男朋友（当然，现在就是姐夫了）。他只有初中文化。这个当然不是主要的。姐姐也只是读到了初中。事实上，姐姐是可以好好读书的。她在学习上很用功。而且，成绩也不错。相反，佟庭山是很不爱学习。他反感学习。他对文化人基本是持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臭老九”，是他后来经常挂在嘴边的词。即使后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一切都“拨乱反正”了，他还是这样表示对我们这个家庭的不满。
佟庭山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的，但是却很爱打架。这很让人匪夷所思。他喜欢到大街上，找人斗狠。那样小的个头，居然也有打赢的时候。当然，他身上挂彩也是免不了的。总起来说，我觉得他输的次数要远远大于赢的次数。自然，从他嘴里出来的，都辉煌的战绩。可是，就算赢了又怎么样呢？在我们眼里，他真是愚蠢得可笑了。
作为一个男性机修工，在纺织厂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觅偶条件的。纺织厂里有无数的漂亮女工。可是，我们的姐夫却一直找不到对象。许多女工都躲着他。后来我们想明白了，即使有喜欢那类打架斗狠男性的女工，也不会找他。因为比较起来，他实在算不上强悍。而喜欢老实的，喜欢文雅的，喜欢踏实的，喜欢能干的……好像都和他不沾边。而我们很难明白，姐姐为什么会喜欢他。如果时间再推后十几年，她还可能算得上典型，“挽救帮扶落后青年”。可是，在她和他恋爱的时候，没有这样的说法。
不但我们不能理解，邻居们也都不能理解。
但是，时间在不理解中迅速地就把事件后拉了，等你回过神来，一切都成为过去了。
几十年，不过就是一眨眼的事。
时间过得真好，这是所有人都会发出的感叹。
我们感同身受。
一场旷日持久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结束了（反右、“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等等，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一过程中，母亲后来身体不好，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而我和弟弟，在后来的日子里，分别考上了大学。
这是她过去怎么也不敢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