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时期，人是可以变得让你不敢相信的，--前后判若两人。
我印象中，妈妈在那段时间里，变得格外地严肃。当然，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严肃正经的，一切行动和语言，都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风为标准。群众见面了，或是去百货商店里买东西，甚至是上公厕碰上了，说话都是以领袖语录为问候语。比如，见面了的开场白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或者：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要是碰巧你一时想不起来某条语录，至少你得说：大海航行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全国人民差不多都会说。
我还会唱一些文革歌曲，记得有首歌是这样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
歌词非常简单，就是这几句。最后两句可以重复地无休无止地唱下去。
我以为哥哥被抓进去后，妈妈一定是如五雷轰顶的。当然，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得到高枫被抓时，她还在农场里，正在田里参加劳动。政治干部没有让她回来，只是让她好好地检讨。儿子出了这样大的政治错误，一定是源于老子或母亲的反动。从她儿子的情况下，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除了劳动和召开批判会之外，组织上并没有进一步地处理她，比如说把她枪毙掉。应该说，革命群众对她是宽大的。她也是打心里感激的。她能活着，活下来，就是党对她莫大的恩惠。她知道，在这个农场，原来就是关押右派的地方。前些年大跃进，各地粮食丰收，但农场里粮食却是奇缺。许多右派都得了浮肿。很多人是吃树叶子，吃草，还有人吃“观音土”。他们饿，拼命地喝水，把肚子喝得像鼓一样。“观音土”在肠子里像水泥一样地结块，最后就胀死了。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但死的时候肚子却是圆鼓鼓的。
母亲说，她看过那些右派的坟墓，一个挨着一个。那些右派，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应该说，他们都是一些低级别的右派。他们在原来的单位里，可能都是说过一些不适当的话（比如偶尔发个牢骚，或者对时事作过不符合革命精神的评论，--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要不就是平时的作风让领导看不顺眼，和领导关系不好的。很自然的，这些人就成了右派。有一段时间，右派是有指标的，硬性规定。人数不够，只好把一部分表现不好的，也算成右派。这些右派一部分人挺过来了，回去了。没有挺过来的，就都埋葬在这里了。
每年清明，她就看到一些外地的女人来，跪在坟墓前烧纸。她不知道埋在地下的死者的名字，也不知道那些妇女的名字。在心里，她多少有些可怜那些妇女，也许因为她们都是女人。当然，她不同情那些右派。右派们都是死有余辜。饿死他们，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死法了。他们是应该被枪毙的。当然，她没有把自己等同于那些右派。她只是出身不好。她和那些该死的右派，有着本质的不同。
让母亲没有想到的是，在农场里，她碰到了赵连长。
母亲说，当时她都没认出他来。
他是个独臂，走路的时候，就有点斜着身子，偏向左侧。赵连长自然也没有认出她来。有意思的是，赵连长也被打倒了。解放后，他在一个区里当副区长。他被揪出来，是因为有群众揭发他在大跃进的时候，有过不适当的言论。于是，他就被夺权了。
他也成了一个受批判的对象。
赵连长在解放后也成了家，妻子是他老家的，是位大字不识的妇女。不过这位妇女很本份，不管他受了怎么样的冲击，都一直跟着他。乡下女人，就是忠厚老实。她跟他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大孩子已经结婚了。
两人见面，都没有谈到当年的那件难堪事，尤其是对母亲而言，她不想触及过去。对赵连长而言，他也不想提。那时候，他已经算是个老人了（至少他自己的心理感觉是这样）。他不想忆及年轻时的事。内心里，他当然是忘不掉陈美莲的。她是他生命里的第一个女人。多年前，他带领的部队被日本人包围了，他还悲哀地想到了她。他哀叹自己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他是渴望见到她的。但是，他没想到结果却是她比他先死了。
他是在她死后的第三年，听人说起的。
当时心里是很伤感的。
即使他后来结婚了，有时他仍然会想起她来。他有时会想，如果不是因为和他的关系，陈美莲一定不会死。应该说，陈美莲是为他而死的。当他们的事情被李玉楼发现以后，他正好接到了上面的通知，撤离了李家庄。他是有错的。后来在批判他的罪名中，就有一项是“和地主分子的小老婆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时，许多事情是不能细推敲的，他并不知道李玉楼在被镇压时的一项罪名是“逼死了陈玉莲，并且和赵连长吵架，赶走了驻扎的部队”。这混乱的，还能说清是非吗？
是是非非，不能细说。
听说李玉楼被镇压了，赵连长还是吃了一惊。他半天没说话，只是沉默着，抽着烟。他不知道应该对她说些什么。他不能说镇压得好，也不能说镇压得不好。对李玉楼，他是有印象的。印象里，他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人。他怎么就会被镇压了呢？当然，这样的疑问是只能埋在心底里的，就像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打倒一样。
他只有感慨生命的无常。
有这样的感慨的，不止是他，也包括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们会碰到一起。而且，他居然也是一个被改造、批判的对象，一个“罪人”。
农场的干校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不光是原来发配来的“右派”，后来还有一些犯了错误的干部，以及旧时代的警察或者地主，他们统统被称为“牛鬼蛇神”，都是被改造和被批判的对象。有了那么多的人来到这里，母亲的心里就好受些。相比之下，她觉得她是轻微的。
一切很混乱。
那年的夏天真热，热得人无处躲，无处藏。
我们家里像死了人一样，无比地寂静。
寂静中，有一种狂躁。
我在家里，只能睡在地上，就像一条狗，把心贴在地上（但用不了一会，就一样发烫了）。除了喝水，淌汗，再没有别的事可干。而且，喝了水马上就淌了出来，整个身体像是个海绵一样，全是水。外面的热量，也一样浸透进去，连同每一根血管。弟弟也热出病来了，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像死了一样。姐姐不声不响地，衣裤整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地。她也出汗，但她却不肯穿背心和短裤。她热得满脸通红，汗水顺着发丝往下滴。再热，她也不吭声。
院子里，除了疯狂的蝉鸣，没有别的声音。
我们是那样的孤独，但是，我们却不被人同情。或者，就算有人同情我们，也只能是悄悄地藏在心里。谁能同情我们呢，那是立场问题。同情坏分子，就是把屁股也坐到敌人的阵营那边去了。没有人愿意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是孤独的。我们也习惯了孤独。
再孤独，我们也比哥哥高枫要好受一些。
我们猜不出高枫的状态，但相信他不会比我们好过。
好过的，也许就是高强了。我们谁也不知道，高强那段日子里，正和一个叫叶莉莉的女人在床上快活呢。叶莉莉的年纪，差不多和我们的妈妈差不多大了。那是一个很丰满的女人，看上去比我妈妈年轻多了。她在东风饭店里，当服务员。自然，油水很好。而她的丈夫是在大西北，搞地质勘探，一、两年也不见回来。
高强是在春天时认识她的。
她让他到她家里去，帮他搬煤。他不但帮她搬了煤，也顺便听她的建议把她也搬到了床上。第一次，高强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她的怀里哭得一塌糊涂。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对待他。他又激动，又慌乱。同时，又幸福得要死。他怎么也想不到，性爱会是那样的美妙。他觉得那件事情，简直就是天底下最最好的东西了。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那事更快活。因为这个女人，他忘记了一切。有她，就等于有了一切。在他眼里，她就是天底下最漂亮，最温柔，最有女人味的女人了。
（我是好多年后，才知道这件事。因为高强下乡插队后，回到城里，还会去找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在高强下乡后，居然隔三差五地来打听他的消息。而母亲，后来也察觉了他们间有那种非正常的男女关系，但她居然没生气。她生不了气，也不能生气。因为对方是革命群众，而自己家里的成份实在是太高了。她们其实并没有平起平坐的资格。）
哥哥出事后，父亲是急匆匆地赶回来的。但是，回来后不久，又很沮丧地回去了。他得回到轮船上去工作。高枫的事，他也无计可施。他愁得睡不着，吃不下。那些天来，我们看到他整天愁眉不展，脸上现出了许多道很深的皱纹。双眼熬得充满了血丝，头发也白了许多根。他找了许多人，只差跪下给革委会的领导磕头了。可是，依然救不了高枫。据说高枫被关了以后，根本不思悔改，依然反动得很。在他被关押期间，他还写了许多的文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的那些话，知道的人都不敢转述。哪怕只是转述半句，都害怕脏了舌头。那些话，比毒蛇的汁液还要毒，比硫酸都更有腐蚀性。他们害怕那些话，污脏了自己对伟大领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比忠诚的纯洁灵魂。他的罪恶滔天，简直前所未有。根据高枫的性质，也许会判他个无期，或者干脆枪毙了事。
他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
他已经是个成人了。
没人把他当成一个孩子。
在我的眼里，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大人。
我们被要求和他划清界限。
开始时，高枫是被关在第三初级中学的一个仓库时。在三中的时候，姐姐领着我们去看过他。他乌黑的头发乱蓬蓬的，脸色苍白，明显瘦多了。他没有和我们多说，只是问问了家里的一些情况，然后嘱咐姐姐看好我和弟弟。
就在我们看望后不久，高枫就被转移到了市看守所。
让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过去没有探监过她的父亲。但是，她很幸运，探监了自己的儿子。她的请假，得到了领导的同意。领导也希望她回来能感化一下自己的儿子。那天一大早，她就赶到码头，搭上第一班轮渡，过江。然后再赶到汽车站，坐上回城的长途公共汽车。坐在车上，她的全身都已经湿透了。全车的人，就她像是从水里爬上来的一样。很多人都惊讶于她那样的汗水。她出那么多的汗，不仅是天气热，而是心里热。
她热得简直要不能活了。
为了高枫的事，妈妈在背地里不知哭了多少次。她怕，怕失去这个儿子。但是，她怕什么，就会来什么。开始时，她以为高枫只是一时的冲动，万没有想到，他真的是非常的坚决。他的态度，让她想到了过去传说的那些坚强不屈的地下党员（当然，她这样比较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哪怕只是她自己心里这样悄悄想的）。他表现出来的顽固，让她非常地害怕。她哭了，哀求他，希望他能软化立场。他怎么能怀疑伟大领袖，怀疑文化大革命呢？他这样的罪行，简直比他的外祖父更要罪恶十万倍啊！如果他的外祖父是死有余辜，那么，他这样的，简直是可以千刀万剐的。母亲不敢想了。
妈妈说，她几乎是给高枫跪下了，求他改变立场。她看到他被折磨得不像人形了，他的一件白衬衫，都污黑得不成样子了。而且，手上和脚上都戴了镣铐。他看到她哭泣，甚至有一种厌恶的情绪，别过脸去不看她了。
在那之后，母亲又见过他两次。这两次和前面一次一样，他都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不悔改。妈妈对他这样的表现，是生气的，非常地气愤。她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生出这样的一个儿子来。叛逆！太叛逆了！她被他气出病来了，心慌，头疼，胸闷。她的一张脸，就像蜡纸一样的黄。我们都害怕了。
妈妈大病了一场。
父亲回来过，照顾了有两个多星期。妈妈勉强能从床上爬起来后，又回过一趟农场。可是，她在那个农场里只呆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而且，是彻底的回来了。军代表告诉她，她的改造结束了。除了她以外，还有十来个人也离开了。这是让她感到特别欣慰的。回城了，回家了，她就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了。学校是回不去了，没人通知她，可以回去上班。当然，她并不介意。她愿意回到家里。唯一让她感觉悲哀的，就是我的哥哥高枫被宣判了，有期徒刑十五年。
宣判的时候，我、弟弟、姐姐和母亲都去了，高强也去了。高强的脸上，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和姐姐则充满了羞愧。尤其是母亲，一路上不敢抬头。她感觉丢人。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积极进步的，一个个神气得不得了，穿着草绿色的军装（那是当年的流行色，拥有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装，是许多青年人的梦想），臂戴红袖章。唯独她的儿子（而且还是过去引以为傲的长子），成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
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中心广场上人山人海。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并没有能看到哥哥的样子。当时在台上被宣判的，有七、八个人。哥哥在其中是年纪最轻的。我看不清他，不仅是因为相隔太远，而且是因为台上所有的人都被反绑着双手，摁着脑袋，作低头认罪状。宣判结束后，他们一干人就被干警押上了警车，“呜啦--呜啦--”地尖叫，一路开走了。
母亲许多天没有说话。
她像个哑巴一样。
我们都以为她不会说话了。她不但没有了言语，连眼神和手势都没有。她在家里走动，就像是一具僵尸，苍白，冷酷，毫无表情。我们有时问她，也得不到任何回答。她像是没有听见一样。好在我们并不很依赖她，因为她长时间不在家，我们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就好。
那些年里到底发生了多少事，谁也说不好。不论是国家，还是普通百姓，都是经历了太多的事。在那样的岁月里，我差不多还是无知的，至少是懵懂的，半懂不懂的，现在很多都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一度很憎恨哥哥高枫。因为，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谁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关系，那是这位伟大、英明的领袖亲自发动的）。谁反对毛主席，谁就该死，不管他是谁。不要说他只是我的哥哥，哪怕他是我的妈妈。
对妈妈，我在心里当然也有过怀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成为“坏分子”。甚至，我有些不能理解父亲当初为什么要娶她。我就羡慕当时院子里的那些同龄孩子的妈妈，如果父亲娶的是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我的境况一定就好得多。那时候根本没有想过，如果不是父母这样的结合，“我”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我，其实是很虚妄的。
这样的道理，一直到了中年才慢慢地明白。自己意识到的个体生命，其实原来是不存在的。一个生命，是有赖于别人一次偶然的无意义的结合。那样的结合，我后来无数次地实践着，它对我一点特别的意义都没有。它的意义只在于我的发泄，达到一种现实与虚空的平衡。有与没有，是没有定数的。某种存在，必须是以假设为前提的。同时，某种存在，又不能以假设为前提。因为，假设根本是个没有意义的东西。
高强插队去了。他的插队，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居然是一种光荣。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很难得到这样光荣的。他是第五批才下去。而且，是托了许多人的，其中就有叶莉莉。如果不是叶莉莉的帮忙，他是不可能成行的。当然，这样的事情也有条件，那就是他答应每年回来看她一次。每次回城看她，自然要好好地表现一下的。高强当然是满口答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高强在心里是有她的。他到了黑龙江后，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常想她。想念她丰腴而温暖的肉体，想念她的大眼睛，想念她和他在床上的种种温存……他给她写的信，远比寄给家里的要多。
对母亲来说，当年高强能够插队，对她实在是个不小的安慰。甚至可以说，她的精神，得到了很大的提振。那劲头，简直比高强还要积极。即使是在家里，她的说话也几乎是社论式的，和《人民日报》一样的腔调。我们家的一切，都是很政治化。凡事，都上升到了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上来。我们间的关系，简直不是母子关系，而是无产阶级政治女教导员和学员的关系。她满嘴说的，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道理。连买菜、做饭这些事，都是。用她的话说，吃饭、睡觉，不单是为了自己，更重要的为了保证好身体，和帝国主义以及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她和我们的关系，是阶级兄弟姐妹关系。她和我父亲的关系，不再是什么夫妻关系（在火红的革命年代里，夫妻关系是完全被忽略的），而是同志关系。
不管我哥哥高强是通过怎样的关系去的，至少，在外人眼里，我们家并没有完全被排斥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外。一个家庭，只要还能参加集体活动，就还是幸福的。要知道，下去的青年，都是曾经非常的风光“红卫兵”。高强一直没有能参加进“红卫兵”，居然也能被人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送上火车，是多么的让人兴奋啊。
我们就像过年一样的高兴。
我们家有好久没有那样高兴过了。
我们没有想到，从这一天起，高强就永远和我们这个城市割断了联系。
他永远留在那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