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其实就到此为止了。
她和我讲的，其实都是她自己年轻时候的事。这倒也是符合老年人的特点的，--越是遥远的事情记得越清晰，越是眼前的事情她倒是记不住。尤其是在她的弥留之际，她所提及的，都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她仿佛还生活在上个世纪里。
但是，随着她的离去，她的世纪也结束了。
她后半生的生活，我都是知道的。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个参与者了。
我可以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事后我才想起来，母亲很少提到我的父亲。我相信，她很少提他，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后来分手了。绝不那样简单，对此我很清楚。也许，父亲在她的生活里真的并不重要？我说的“不重要”的意思是--他没有足够地改变她的生活轨迹，或者说，没有深刻地影响到她的个人命运？事实也许真的是这样，她的命运在前半生（其实只是她整个生命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段）就已经是注定好了的。后来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父亲叫高正廉，原来是轮船公司里当水手。轮船公司收归国营后，成了全民所有制单位，他也还是当水手，一直到他离世。原来他是做什么的，或者经历过什么，很少听他讲。一来过去他在家里的机会很少，二来他原本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不爱说话，不论是对我们，还是对他的妻子。当时在我们家居住的那个大杂院里，他差不多是大家公认的老实人。
对于父亲，我还知道他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他是老三。相比较而言，他的出身是干净的，他的祖祖辈辈，都是城市里的贫民。母亲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他，还不是别人，作为子女，我们并不清楚。直到我成家后，母亲才向我大概透露了一点，就是她在婚姻的选择上，是以立场为考量的。
“你外公如果不是陈巧莲，也许他就是另一种命运了，”她说，“他其实就是死在女人的手里。陈巧莲没有直接害他。但是，后果是比直接伤害他更严重。他的一生，是个悲剧。”
“所以，婚姻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她说。
“我这种出身的人，后来很清楚要找什么样的。”她说，“年轻时，有人追我，有干部，也有知识分子。后来，我还是选了你们的父亲。”
母亲回忆说，那时候她参加了一个工作组，在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负责扫盲。就在这个扫盲班上，她认识了我的父亲。父亲当时长得人高马大的，身体健康，老实忠厚，不爱多说话。开始时，对她的主动接近，表现了一种冷淡。毫无疑问，他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认为他的直觉是错误的。既然是错误的，他就要回避。可是，母亲盯上了他，决定要大胆地追求他。她相信自己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夜课的时候，她有时会悄悄地跟着他，送他回家（这倒是和我们通常的情况正好相反）。终于有一天，他们单独在一起了，他红了脸，而不是我的母亲。
“就是这样，也是当时工作组的组长老万，看明白了我们心思，向他提了媒。”母亲说，“老万当时也有点想不通，我怎么会看上你的父亲。”
真的得到了我的母亲，我相信我的父亲当时还是非常激动的。换了谁都这样，我想。这是一种荣耀，非常值得自豪的一件事。不是每个普通的工友，都是他这样的幸运的。这不是幸运，又是什么呢？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准备，就迫不及待地住到了一起。那时候也没什么准备的，有一张床和一条棉被就足够了。
他们婚后的生活热火朝天。
但是，时间长了，肯定还是要恢复到了常态的。
常态下，他们夫妻间很少交流。其实，这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双方是存在差距的，尽管母亲在努力缩小差距。但是，父亲后来却越来越没信心。也许一直到了后来的政治运动的到来，他才发现自己的政治上，占据了绝对的制高点。可惜这样的制高点，也只是在家里。因为在外面，他又成了一个受拖累的人。
我从来也不了解我的父亲。在摇篮里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在摇篮的外面已经有了两个哥哥。他们对我非常的漠视。是的，我是一个“外来者”。谁也不希望，从门外再走进一个人来。尤其是这个新来的“陌生人”，让他们边缘化了。
从我知事时起，就觉得父母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在我没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了。就像我们人类一样，生下来看到的大自然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至于它之前是什么，并不太清楚。最多，只能进行一点点的想像。而有时对亲人进行想像，是非常苍白的。
即使是在离婚以后，母亲也很少主动谈起我们的父亲，但她愿意谈及自己的几个子女，谈到我们出生时的情形，以及后来的一些生活状态。谈到最多的，自然是我的大哥高枫。高枫也是她内心最大的伤痛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一个女人，肯定对长子是多一份特别的心思。她对长子的感情，在后来往往要超过对自己的丈夫。青年时期的儿子，一定比丈夫更可靠，更贴心。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她是如何生大哥高枫的。她说那天下午她还在上课，突然感到肚子一阵疼痛。她本能地意识到不好了，就赶紧往家跑。她的另一个女同事，在后面跟着她。她刚刚在床上躺下来，小孩子的头就已经钻出来了。通过这件事，她就可以证明我哥高枫是个急性子。他是热情的，好动的，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据母亲说，高枫好小时候又白又胖，很逗人喜欢。谁见了，都要夸奖一番。同样，高枫又是聪明的。他还没上学呢，就已经认识不少汉字了。所以，上学以后，老师们也都是喜欢他的。在班上，他基本上一直是个领袖。除了他的成绩好，还因为他有很好的领导能力。他比一般的孩子更灵活，也更智慧。他有点早熟，像个小大人。说话，做事，有同龄的孩子是有差别的。母亲这样说的时候，高枫已经是个十几岁的青年了。她这样说，自然是希望我们以高枫为榜样。
高枫很快就长大了。
在我当时的眼里，哥哥高枫完全是个大人，是个仅次于父母的大人。除了父母外，他的话对我们都是有约束力的。我对他是言听计从。我喜欢大哥高枫，不喜欢二哥高强。那原因自然是因为高强总是喜欢欺负我。而能够对付高强的，自然是高枫。
现在回想起来，二哥高枫是比较倒霉的。他成了大哥的参照物。他的优点被大哥所掩盖，他的缺点又正好被大哥所对比。家里所有的坏事，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小小的坏事，都是我干的，或者是因我而起的。但是，我们乐于把过错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母亲说，生高强的时候，她的身体正是非常的虚弱。
而整个月子里，她几乎没有一点的奶水。他能活下来，简直就已经是奇迹了。没有奶水吃，他就大声地哭。越哭，体能消耗越大。他哭起来没完没了，哭得精疲力竭。而越精疲力竭，就越是饥饿。幸亏隔壁有个妇女，也是生了孩子，就允许他吃一小会。他吃不饱的。因为对方也没什么太多的奶水。好不容易撑了二十来天，最后婴儿高强在一个月后，就吃米粉了。母亲怎么可能有奶水呢？整个月子里，她只吃过半斤的红糖。有意思的是，第一胎生高枫的时候，她的奶水简直多得要命。她上课的时候，都止不住地淌，能把衣服的前胸湿透了。她一度怀疑自己是因为前面淌得太多了。而米粉，那时候也是定量供应的，根本喂不饱高强。小小的高强，简直就像一头饥饿的小狼崽子，非常的可怕。也正因为他吃不饱，所以他长得和高枫一点也不像。他长得又瘦又小，皮肤也黑。
哥哥高枫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就非常出众了。他身材颀长，面孔白皙，成了许多女孩子目光追逐的对象。一段时间，母亲和他的关系是最好的。母亲以他为骄傲。他有许多话，也愿意和母亲讲。当然，除了母亲外，他也找不到别的可以谈心的人。父亲那时候，经常在外，一个星期才回来一、两次。回来了，也不怎么问家里的事，最多只是了解个大概情况，细处是没法深谈的。再说，他很累。他总是显得很累的样子，一脸的倦容，面色憔悴。我们那时候小，根本不太关注。
母亲和哥哥的亲密时间保持得很短，很快哥哥就变得像父亲一样，爱好沉默了。他们的差异只是青春与衰老的差别，身材和长相的差别。他原来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因为他平时是喜欢表现自己的。没有人理解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的原因。母亲认为和他的长大了有关（那时候是没有“青春期”这样的说法的，再说，在他长身体的时候，全国都在闹饥荒。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都在宣传“放卫星”，粮食亩产上万斤；另一方面，一些农村里，到处有饿死的人。农村是这样，城市里也不例外。虽然不至于有饿死的，但是，粮食是计划供应的，得节约着吃。即使节约的，也还是吃不饱。既然吃不饱，青春的发育也就不太明显）。长大了，男人就是容易沉默的。
事实上，哥哥是有心思，很重的心事。尽管他长得越来越出众，但是女孩子们已经不再注意他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出身。母亲那时候已经停课，进了一个学习班。她的登记表上，出身一栏，填的是“地主”。她本来是想填“城市小工商业者”，但是，被政审组纠正了，并且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不但如此，政审组还发现她的父亲是被镇压的。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如果不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大恶霸，怎么会被镇压呢？
外祖父被镇压的这件事，沉重地压在哥哥李枫的心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此之前，他是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只知道她的家人，都是四处走散了。她当时只提到她的两个哥哥或是姑姑什么的。两个哥哥，她也只提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最早参加革命的李家文。至于李家武，后来她就不说了。因为后来的政治风声，越来越紧张了。有海外关系的，简直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李枫很想融入到青年的队伍中去，但是，他们却把他拒绝在外。开始时，是努力地躲避着他，后来就是很严厉地告诉他，他是属于阶级成份不好的人，不会被吸收进革命的先进组织。
我那时候完全不理解哥哥的烦恼。虽然那时候我经常被别的孩子打，也知道我们是被别人欺负的，但我却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不追问。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思考。我也知道了，我们家的阶级成份不好。更准确地说，是妈妈的成份不好。因为成份，我们和大多数居民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属于不好的少数人。但是，这是天生的，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她就这样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小，所以我并没有像哥哥高枫那种强烈的感受。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也只针对成年人进行批判，还没有把我也牵扯进去（事实上，我当然也是受影响的。在整个童年生活里，我们家特别的压抑。和别的孩子相比，我明显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童年快乐。我只是以为，本该如此）。
关于童年的许多事情，印象还是很深的。现在一闭眼，点点滴滴都还能回忆。那时候的南陵城不像现在这样大，这样现代时髦。整个城市灰灰的，很破旧。我们家当时住在老城南，那里有一大片旧房子。我们住在其中的一排里，是个大杂院，里面住了二十多家。也许开始时还不是那么挤，后来人口越来越多，整天鸡飞狗跳的，简直就是老鼠窝。多少年过去了，现在真是不能想像当时的那份拥挤，更难以理解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全家七口人，挤在一个只有三、四十平米的房子里。因为父亲在家少，所以姐姐和母亲以及弟弟挤在一起，而我和两个哥哥挤在一起。
如果说童年里有什么快乐的事，那就是有一段时间可以不用上学。满街都是大字报、激动的男女红卫兵、高举着红旗游行的长龙似的革命群众队伍，他们一边呼喊着领袖的语录，一边在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慷慨激昂的口号。或者，还有一些男女老少纷纷地当街跳着“忠”字舞，很好看。
在游行的队伍里，还会有一些受到批判的坏人，有的被五花大绑，有的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或者××资本家，甚至还有×××破鞋。男的一律被剃光了脑袋，女的则被剃成阴阳头。有时候，我就会带着弟弟，站在街上看热闹。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再需要哥哥们带了，而且自己还带弟弟了。当然，那时候我也很不情愿带他，因为他总是哭，动不动就哭。我讨厌哭哭啼啼的小孩子，就像哥哥们当年讨厌我一样。但我不相信我当时会像弟弟高军这样爱他，他简直就是一个爱哭鬼。一个男孩子，那样爱哭，就是没出息的表现。可能他自己也想不到，二十年后，会成了一个博士。
谁也不能预测到自己的今后。
后来我回想起来，表面上哥哥高枫和母亲性格很契合，但实际上差别却很大。在阶级出身问题上，母亲被批判得心悦诚服，一次次地写检讨，从灵魂深处，挖掘自己的封建、反动的黑暗思想。母亲说，她最长的一份检讨，写了一万多字。一万多字里，能写些什么呢？真的认为自己的思想深处是肮脏的，反动的？母亲说，开始时她并没有那样深刻地认为到，但是，经常一次次的教育，她是真心地认为她的出身是反动的。而她的整个家庭，也是腐朽和没落的，充满了剥削阶级的罪恶。每一寸土地，每一文钱，都是浸透着普通农民的血汗。一想到这里，她就忍不住地打颤。在毛主席的画像前，她真诚地忏悔，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因此，在弟弟才三个月的时候，她就到农场里去参加劳动。挑大粪，挖河沟，搬砖坯……总之是什么活最重，什么活最累，她就干什么。也不是她抢着干，而是她必须干。既然是洗心革面，清除灵魂肮脏的，就不可能让她生活在桃花源里。区别只在于，她是愿意去干。一天的活结束了，晚上躺在板床上，很快就能睡着，睡得很沉。这样，也让她失去了好多的烦恼。她需要把自己弄得像死人一样。
我有一本日记，是母亲在农场的干校里写的，我翻看过，每天记录的都是劳动或是学习的情况。
8月20日，上午去挖河，担淤泥，下午担粪。晚上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8月21日，上午交出思想汇报及补充交待，晚上听《人民日报》社论。
8月22日，下午大扫除。领导说，要学习“竹筒倒黄豆”。批字当头，给予出路。我会不折不扣地按照无产阶级政策去做。
8月23日，上午在大礼堂第五次批字当头给予出路大会，九人上台（包括本人）接受批判。下午劳动。晚上继续写思想汇报。
8月24日，发高烧，继续劳动。
8月25日，早晨六点三刻上操，七点十分参加学习。八点去挑粪。
8月26日，还在发烧，我坚持下地劳动，晕倒，被抬回。
8月27日，上下午都是参加清理田墒，晚上副队长、政治指导员介绍国内、国际的情况。国内形势一片大好，无产阶级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美帝国主义和
苏修，情况越来越糟，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反对。
8月28日，上午分组讨论政治学习的体会，十一时散会，继续挑粪。下午劳动。晚间观看革命群众跳“忠”字舞。
8月29日，下雨，不能下地劳动，一边集中学习，一边剥玉米。
8月30日，上午批判田家升，我陪斗。下午劳动。
8月31日，全天劳动。
9月1日，早听广播最新指示，九点后到田里劳动。
9月2日，参加防空学习，防止蒋介石与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
9月3日，昨天咳嗽厉害，早晨没吃早饭，上午继续下地劳动……
这个时候的母亲，还有自己的思想吗？我估计是被彻底地清洗了。她活下来的，只是她的肉体。她的精神，早就被清洗了。她说她都记清自己一共写过多少次检查，加起来总有好几万字。事实上翻来覆去的，就是那么多事，关于她的出身，关于她工作后的一些经历，关于她有过的一些最隐秘的想法，无限地上纲上线，提高一个非常吓人的高度，把自己贬成一堆狗屎。或者说，连狗屎都不如。狗屎虽然臭，但它不反动，而且可以肥田，长庄稼，让劳动人民多收粮食。而她这样的人，是反动的，有害的，远不如狗屎干净。如果不是因为有家庭，有孩子，也许她真的想把自己彻底地消灭掉，才能对得起社会主义新中国，对得起党，对得起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毛主席面前，她就是一个很卑微，有很多错误的人。她愿意诚心地改造自己，用劳动来赎罪。她要和自己的过去，彻底地做一个分割。除了学习和劳动，她认为她再有一点的私心，都是犯罪。她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只有通过不断地检查，批判，以及繁重的劳动，才能减轻一些，让自己慢慢变得干净起来。
与妈妈不一样的是，哥哥高枫在革命组织排斥他之后，产生了很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是有错误的，相反认为错的是别人。而那个所谓的“别人”，是一个无比强大的组织。相当于一棵小草对森林挑战，一滴河水与大海的抗争，一枚鸟蛋与大山的碰撞……他开始怀疑革命，并进而开始挑战。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了许多自己的一些想法，“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错误，性质当然是非常严重的。
我记得那年春天，城里到处飘着淡白的柳絮，就像雪花一样。就在黄昏的时候，一群红卫兵冲到了我们家，把一个不大的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当时家里只有姐姐、我和弟弟。姐姐冲他们又是喊又是骂，可是那些人根本不理她，一把就将她搡倒了。弟弟吓得直哭。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时候哥哥高枫已经出事了，--他在城市五一广场上的一张大字报，已经为他惹下了滔天大罪。红卫兵们把他所有的书本都搜走了，连一张纸片都不剩。
父亲是第二天下午黑着脸回来的。他老早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儿子会出事，只是他没有明白地说出来。他一直认为他和他母亲那样亲，不是一件好事情。出了这样的事，让他很无奈。他真是忧心忡忡。他有预感，这一对母子早晚要把他害死，而且，会拖累全家人。
日子很苍白。
二哥高强在那段时间里，整天不归家。白天里，基本看不到他的身影。只是到了晚上，他很迟才回来。甚至，有时晚上也见不到他回来。他到哪去了，干了什么，也没人愿意过多地去注意。他不关心家里，家里人也不关心他。那样的年头，也顾不上关心他。父母都不在家，他就是脱缰的野马。因为到处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枫他也顾不上管束他了。高枫后来出事，他甚至是有些欣喜。事实上高强也渴望参加“红卫兵”组织，但被冷落与拒绝后，他并没有产生像哥哥那样强烈的不满与失落。他要的只是热闹。因为革命，他觉得生活变得很精彩了。他可以不用上课，而且到处看热闹。最重要的，他在别的事情上，找到了一种新的乐趣，非常强烈的乐趣。哥哥的出事，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心情。反正每天都有人挨打，或者被批的。他并不清楚高枫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再说，他所看到的被批判的人，没有一个错误是不严重的。
高强的那种快乐，是不可告人的。当时，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
姐姐高玉玉比高强要小三岁，但她已经会照顾家了。在妈妈进了农场干校后，家里基本就是她在干活。外面虽然是轰轰烈烈地闹革命，但饭还是要吃的。姐姐那时像个大人一样，买米买盐，缝补浆洗，还忙着买菜、做饭。对我和弟弟而言，她就像个小妈妈。我们很依赖她。
母亲后来也说，姐姐是为家里付出最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