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钦欢总策划，何建明、程贤章主编的《中国治水史诗》
孟繁华
如果在晴朗的天空从北京乘飞机到乌鲁木齐，俯瞰大地时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北中国广袤无垠赤裸的大地——到处是水的形状，但除了黄河游丝般地流淌外再没有多少像样的水系。在所有的资源危机中，水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特别是北方最大的危机。2011年的春天，北方又一次持续干旱，有些地方的无有效降水时间创了历史新高。北京入冬以来连续三个月没有有效降水，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无雪的冬天”。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旱情的焦虑远不及房价或股市的沉浮更敏感。这更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我们的危机：水资源危机意识的匮乏。一方面是持续的干旱，缺水；一方面是突如其来的洪水灾害、水污染、水浪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古至今，一个“水”字，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隐忧。历史上，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较大水灾或严重干旱。干旱缺水、洪涝灾害、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等四大水问题仍然是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瓶颈，除水害、兴水利，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因此，治水历来是治国安邦、兴国富民的大事。大概也正是缘于这一因由，杨钦欢担任总策划，何建明、程贤章两位著名作家联袂主编了这部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中国治水史诗》。当代文坛近百名作家参与了写作。因此，这又是一部“兵团”式的集体写作。它是“宏大叙事”，但这个宏大叙事与我们每个人有关。在我看来，这部宏伟著作的价值起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一、家国关怀与忧患意识
如果说治水是国家的水利工程，那么，《中国治水史诗》就是讲述国家古往今来治水的文化工程。《中国治水史诗》主编之一何建明在回答记者时说：《中国治水史诗》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引发作家强烈冲动继而激发写作激情的好题材，所以出现了没有加入的作家想加入、已经参与的作家希望将文章写得更好的感人场面。除了独具深度、广度的好题材吸引作家外，身居梅州山区的两位“智者”也让众多作家折服——一是广东梅雁水电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总经理杨钦欢，二是老前辈、著名作家程贤章。在没有见到杨总之前，我和不少作家一样通常地认为他只是在经济上对这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支持，但通过深入交流我才发现，杨总更多的是从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文化理念”的更高层面去看待这件事，他以客家企业家独有的胸怀尊重作家，让作家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从而赢得了大家鼎力相助、共襄文化盛举。程老虽然已年届八旬，但仍然满怀激情、不知疲倦地当起“空中飞人”，进汶川地震灾区、闯新疆火焰山、跳东北大冰窖，一年行程逾5万公里，为的是召唤更多的名家参与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和召唤着大家，让大家自觉为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添砖加瓦。
无论主编还是具体参与的作家，他们巨大热情的背后，显然隐含着他们的家国关怀和忧患意识。作家陈桂棣在《淮河的警告》中，以忧郁的笔触记述了淮河水系被破坏的过程。淮河是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决心“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但淮河的问题一言难尽。如果说自然的力量改变了淮河水系，使无数支流不能入淮、湖泊淤浅或荒废，那么“沿淮四省大张旗鼓‘关停并转’草浆造纸企业时，在灵璧，一个大上快上造纸厂的计划却在紧锣密鼓地实施”，则是人为的破坏。并最终导致了1994年7月那噩梦般的日子：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被连天干旱和高温折磨得精疲力尽的盱眙人，一觉醒来，吓呆了：平日黄绿色的淮河，突然变成了酱油色；浑浊不堪的水面像涂抹了一层又厚又怪诞的油漆，浮荡着白花花的泡沫，奇腥恶臭；随处可见的死鱼无不翻瞪着恐怖的眼睛，像在怒问苍天。
这可是盱眙人民维系生命的唯一饮用水源啊！
尽管在这前一天，县政府发布了一个关于淮河遭受严重污染的通告，通知居民抓紧储水，县自来水公司供应的水将不能饮用，但大家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淮河水污染的事故就时有发生，十年间已相继出现过十几起。每次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次，连发布通告的县政府官员们也大出意外：想不到“严重污染”竟“严重”到了这种程度！
淮河上游居然下泄了两亿立方米污水，在淮河下游形成了一个上自安徽五河、下至洪泽湖口的一百多公里长的污染团带。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在一条河流上出现的最长的一次污染团带。它造成的后果是：盱眙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夏秋两季农业绝收。靠打鱼为生的一万一千多渔民，由于网箱养殖全军覆没，债台高祖，场面凄惨。”这只是淮河悲惨景象的一个场景，苦难的水中国类似的悲剧不断上演。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图腾。她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养育了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同时，黄河也是一条充满了苦难的河流。有记载的黄河史，从先秦到民国期间，黄河决口达1593次，改道26次。黄河的灾难还不仅是洪涝灾害。为了解决黄河决口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在山东博兴、垦利两县历时八年开展了一个“黄河南岸展宽”工程。将这一河段平均展宽3.5公里。“这是黄河人的大手笔，这来自于黄河人的眼界和气量，这样的工程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打开工程用料记录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记载：累计修做土方3189万立方米，石方7.89万立方米，耗钢材2216吨，木材6000立方米，水泥……这是一串长长的惊人数字，在这些数字背后包含了一个更惊人的用工数字。上个世纪60年代初，人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情况下，修建这样的大工程，其难度有多大不言自明。”这是张炜、李亦在《大河徙——黄河口笔记》中描述的情形。但是，人不一定胜天：“南展工程像人们在窄河道上撒开的一张大网，20多年来，连一条小鱼也没有逮到，更别说黄河这条大鱼。这项耗资巨大，费时、费力的大‘险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建成至今，却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是黄河变乖了，还是她故意放松人们的警惕，择机再来一场更大的洪决？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项工程，审视当初的选择。”当为了解决决口展宽河道时，黄河已经隔三差五地断流了。“此后28年里，黄河有22个年头出现断流，累计断流1079天，5000立方米/秒以上的流量少见，1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几乎不见，20000立方米/秒的流量基本就是传说了。”类似的情形还有：黄河断流居然是三门峡水库直接导致的：“三门峡水库还将过去发生在下游的灾害提到了中上游，1968年渭河在陕西华县决口，造成大面积淹没。渭河也成了地上悬河，对关中平原造成严重威胁，灾难直逼西安。2003年8、9月间，陕西渭河流域普降大雨，导致渭河洪水倒灌南山支流，造成多出决口，使渭南市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约57万人受灾，损失惨重。”就是这样一条让人喜忧参半的母亲河，她的变数也让人无措手足：任其流淌，不知何时就决口，防患未然展宽河道，她又断流了。这也诚如作者所说，即便在没有灾害的年景：“几十年的平安，对于黄河来说只是瞬间休眠，等她从休眠中睁开双眼，她还会精神百倍地发动各种决溢事件，让人们措手不及。回顾过去的各种应急工程，大都治标不治本，着眼长远，使母亲河永久平安才是黄河人的当务之急。”
这就是中国作家的家国关怀与忧患意识。已过古稀之年的报告文学作家李林樱，在本书中写有《天下奇功都江堰》一文。她对“作为真正的世界奇迹”的都江堰，给予了没有保留的赞颂讴歌。这是一篇报告文学，同时也是一篇总结都江堰建造、功能、管理经验的综合的科学论文。事实上，李林樱在赞颂都江堰之前，写有多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报告文学作品。特别是她的《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以翔实的材料和振聋发聩的笔触，描述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危机，那是一部真正的盛世危言。《生存与毁灭》表达的主题，与《中国治水史诗》一脉相承。书中记录和提出的问题，对于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我们已经在各种传媒的报告中耳熟能详。残破的草场、沙化的土地、干涸的河流等，在现实生活中被兑换为扬尘天气、沙尘风暴和用水短缺等切实的体验。这来源相同的信息，使我们对生存状况的焦虑感和危机感与日俱增。但是当李林樱教授将她的《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是为书中所记录的内容深深震动——“生存与毁灭”，这不是犹豫的丹麦王子的台词，不是可供我们良久思忖之后再做出选择的提示；它是一声危机的呐喊，是一面声音的旗帜。
这虽然是一部命题作文，但也可以看作是身怀使命的和“临危受命”的一次写作，是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危在旦夕时候的一次亲历和写作。作者行程数万里，考察了100多个县，而且完全是自费行为。在这个时代，仅凭作者的这种精神，就足以感人至深。当然，更让我们震惊的，还是作者对典型事件和普遍现象的描述：一切入作品，惊心动魄便扑面而来——被称为人间仙境、神话世界的九寨沟，也曾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离毁灭只有一步之遥。在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似乎所有资源都仅仅具有使用价值。“沟内森林资源丰富，可建一个大型森工局进行采伐”的勘探报告，险些葬送了今日的九寨沟。但这种国家行为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严重的还有来自民间的盲目砍伐和采掘。这个地区也因其富饶为自己招引了杀身之祸：森林、黄金、虫草、野生动物，都是满足“现代”生活的珍贵物资资源，于是，各路有组织和自发的采掘和猎杀大军不期而至。人和机械过后，如盗贼掠过一片狼藉：“这里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下雨，‘九河’两岸昔日绿草茵茵的地方已经全部变成黄沙漫漫的沙化区。朔风卷过，黄沙陡起，遮天蔽日。全县草地1/4已经退化，昔日每亩可产鲜草600至800公斤，但现在只能产100至200公斤，甚至连100公斤也找不到，一只羊要养两三年、一头牛要养五六年才能出栏。”这是作家到青海至多县描述的情形。这是青海省唯一没有照明电的县城，它的“黑暗”似乎也成了一种隐喻：过去这是“三江源”的中心地带和“中华水塔”的核心，湖泊密布河流纵横水草肥美。但时至今日，作家目光所及却如上述。
青海至多一个县的环境遭到的巨大破坏，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但事情远没结束，作家所到之处几乎无不如此：“江河源头第一县”的曲麻莱县城在闹“水荒”，街头拥挤着等待取水的长长队伍；玉树州50多万亩草地被彻底破坏，变成寸草不生的沙滩；玛多县扎陵湖第四牧业社390万亩草场中，95％已经退化和沦为黑土滩……当这些数字集中起来的时候，说我们感到惊恐万状绝对不是夸张。在“恶性循环”一章中，作家以真实的数据集中描述了世界范围内环境恶化的状况，耕地在减少、森林在减少、水土在流失、污染在加剧、酸雨在肆虐、湖泊在萎缩、河流在干涸……而这一切，在中国几乎都是最严重的。当然。这一切如果都归于人为的破坏，也是耸人听闻，自然带来的灾害和人为破坏构成了真正的“恶性循环”。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不再令人乐观。另一方面，《生存与毁灭》也为我们描述了另一种情形，这就是来自各方面拯救环境的努力，政府和民间，有组织的绿化、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减少放牧以及环保自愿者队伍的组建，为我们因荒漠而未定的惊魂，带来了些许宽慰。但我们仍然不免忧心忡忡不寒而栗。《生存与毁灭》，是新兴起的环保题材创作的翘楚之作，它的忧患意识和富有说服力的内容，恰似危机的呐喊、声音的旗帜。
感时忧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别是百年来，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更加培育了这个群体的忧患感。即便在盛世他们仍有危言。这当然不是这个群体没事找事杞人忧天。事实表明，就在当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的时代，我们仍然有必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中国治水史诗》就是这样一部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忧患传统的大书。
二、史学价值与民族精神
《中国治水史诗》之所以冠以“史诗”，就在于它不止是对当下中国生态环境和水利状况的描述和分析，也不止是揭示这一领域的问题、矛盾或弊端。用策划者杨钦欢先生在序言中的话说：“从某种意义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现在，哪个明君不以治水而获万民拥戴？夏禹的传说、都江堰和灵渠，都记载着当时明君名臣的千秋功业。我想，今天我们讲发展，我们在用水、治水的同时，还要给子孙留下绿水。然而，我们呼唤的声音还不够强大，常常被市场的讨价还价声给淹没了。我想求助我们的历史，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会不会唤起某些人对历史与未来的良知呢？”这里，“治水文化”是关键词。从古至今的治水史，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治水文化”。将这个“治水文化”书写出来，就是《中国治水史诗》。
大禹，是中国治水最早的传奇人物。关于大禹的传奇，熊育群在《大禹治水回望》中说：“中国治水最早最古老的篇章，在神话色彩浓郁的氛围里呈现。大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水成功的人物，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治水英雄，他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几千年也不曾磨损，他头上的光环照耀了神州大地4000多年！治水让他获得了万民拥戴，治水使他拥有了建立一个国家的威望，是治水让他万古流芳！让他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神。”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投射和写照，它将民族的愿望或理想用想象或夸张方式表达出来，用以激励鼓舞民族的精神和斗志。因此，神话对一个民族来说是火炬、灯塔，照耀或昭示着方向。4000多年来，大禹的传说表达和延续了中华民族深切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