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东莞县委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和具体措施。
别看“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这10个字这么简单，要使一个地方发生如此大的逆转是多么艰难啊！令人惊讶的是，10年之后，东莞果然实现了这个目标--1985年，东莞有80%的人在农村，20%的人在城镇；1995年，这个比例正好相反，80%的人过着城市化的生活，只有20%的人在农村。现在的比例是多少？市委的同志告诉笔者：东莞现在真正靠种田为生的可能不足5%，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城里人。即使那5%左右的种田人，他们要不就是种田大户，要不就是特色农业的“农业工人”。
东莞的城市化程度早已位于全国的前列。
与虎门一样，有过“中国第一镇”之称的长安镇，如果不是有人事先介绍，所有的外地人来到这里，你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镇”。这里有大城市应有的高楼与马路、热闹与繁华，当然还有大城市所拥有的百万以上的人口--长安人告诉我，在他们的镇上，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的数字应该不会少于120万人。
很难想象，长安当年曾经是东莞市最穷的一个人民公社，8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寸水泥路，滩涂纵横交错。即使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农民们辛苦劳作一天，工分也只有8分钱。能逃的都逃走了，留下的人们只能生活在各自的狭小天地里，每天劳作在那块曾流淌了几千年汗水和血液的土地上。
当时的长安曾流传着一首打油诗：“青年逃光，田地丢荒，老人心慌，干部难当。”
这首概括长安当年凄凉状况的打油诗是现为东莞市财政局长安分局局长的李卓安编出来的。2007年底，笔者在他办公室里，听他讲述了长安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史：“在东莞各镇的发展中，长安的起步是属于较晚的。1985年时我们这里还没什么发展，不像虎门那时已经初具规模了。其实长安人的商业头脑不比虎门人差，1981年前后，长安人也开始把香港亲戚带过来的尼龙布料、电子手表之类的洋货拿出来卖，那时候这些洋货缺，很快被一抢而光，他们一看这个能赚钱，渐渐就跟香港那边联系，多搞点进来，后来看到虎门做得挺好的，就贩卖一些商品到虎门农贸市场去卖。政府也跟着做一些这样的生意，赚了一点钱。”
但这毕竟不是正路，眼看着可以生财的来料加工厂纷纷落户到虎门、大朗等地后，长安镇的领导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1982年初，为了引进“财神爷”，长安公社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出动了，据说当时在深圳罗湖口岸，许多张面孔时常出没。他们带上干粮和一大缸子茶水，站在岸边，望眼欲穿地搜寻着从香港那边入境的人，一见到商人模样的人就立刻迎上去介绍长安公社的情况，劝说人家到长安走一走，看一看。
招商难，难于上青天！尽管长安的每个党员、干部都施展了浑身解数，下足苦功，可谁料到，收效甚微呀。
是年年底，长安公社书记肖灼全又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肖灼全这人有胆量，有魄力，人称肖大胆。会上，肖灼全先问大家：“我们的招商引资工作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老板们来我们这里看过的也有不少，可为什么就是没人肯来投资？”
这个原因谁都心里清楚：“我们是东莞的西伯利亚嘛，人家看我们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周围环境又不好，地域条件又差，主要的是又没有一个厂房，说这里根本不具备办厂的条件，当然没人肯来了。”
等大家抱怨完了，肖灼全这才开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式了？”
“换方式？”大家莫名其妙地看着肖灼全。
“你们大家也知道，人家嫌我们什么呀？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没厂房吗？我们以前的思路是希望老板进来投资，买我们的地，然后自己投资建厂房办企业。现在我们也都知道了，他们这些人也很精啊。他到你这里投资办厂，也是有很多顾虑的，万一你们政府发生政策变化怎么办？万一在你们这儿投资亏损了怎么办？要是换作我，我也不愿意跑到一个地方掏出很多钱来盖厂房的，这个风险的确太大了，何况很多老板又都是没多少经济能力的小老板，他们也处于创业期。”说到这儿，肖灼全顿了顿，扫视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们自己先建一个厂房起来，租给他们，这样不就解决没厂房的问题了吗？”
听着听着，大家开始兴奋起来，热烈地讨论实施细节……
为了不让群众有意见，肖灼全等党委班子成员决定把厂房建在一个废弃的小山坡上。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先是顺利地搞来了贷款，又顺利地把厂房建了起来，接着又很顺利地引来了港商。
从最先的几家到后来的10多家，从一个村起步到村村动员，长安镇就这样在艰难中蹒跚起步了，开始了从农业化乡镇转型为工业化城镇的历史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