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对于权威主义政治的认同，为何根深蒂固？

文丨孙虎的书房

编辑丨孙虎的书房

学术界对于“叶利钦现象”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已经从现实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例如政策、政党以及叶利钦的个人行为，但是如何再进行更深一层的解释呢？

学者余秋雨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文化本身有三个层次，即社会规范体系、语言符号和价值观。

三者可以独立存在，“即使显象的文化因子在文化融合的进程中消失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种根植于个体内心深层的精神却可以长期保存下来”。

而众多中外学者在对“国民性格”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时，也经常引用“行为模式”、“行为特征”、“心理特征”、“世界观”这些术语，由此可知“国民性格”这一概念与文化核心层次具有重合性。

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国民性格，在该国人民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这些国家造就辉煌的秘诀所在，或是招致灾难的根本原因。

在国家国民性格这一研究领域，美国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对俄罗斯国民性格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且起到了一定的现实作用。

可见，要对“叶利钦现象”进行深入剖析，不妨从文化的核心层面入手，即找出其所依附国民性格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载体，以对其产生和客观存在提供解释。

“对于权威主义政治的认同”和“二律背反”是俄罗斯国民性格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大特征，两者广泛地涵盖了其它方面的特征，并对“叶利钦现象”进行了较为有力的印证。

俄罗斯民族对于权威主义政治的认同根深蒂固具有悠久的历史。

表现在国家的统治阶层乃至整个社会高层，对集权甚至独裁政治体制的持续青睐和对国内外强烈的统治欲望。

在民众阶层表现得更为集中，即其对政治权威的崇敬，而作为两个阶层的共同之处则是民主意识的淡薄。

俄罗斯民族对于权威主义政治的认同究其根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随着东正教的传入，也就是所谓“第三罗马”理论的出现，君主专制的思想广为流传，这为沙皇制度及其王权专制主义的形成和巩固起了催化作用。

对“以沙皇为代表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的敬畏和依赖成了俄罗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的政治体制同样也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模式，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盛行，就其认识根源而言，也同样是出于对领袖权威的盲从和迷信。

在长达数百年的沙皇封建专制统治过程中，社会生产关系严重僵化，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则从来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民间私人经济力量十分弱小。

即使是一度出现的资产阶级，也是宁愿在沙皇政府庇护下享受关税保护、官方订货、国家补助等优惠，采用残酷野蛮的管理方式和陈旧落后的工艺，而不肯改进技术。

这导致俄罗斯始终缺乏重商主义传统，以及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尽管政府长期以来对此极力提倡却没有太大的成效。

社会生产力发展被严重地束缚住了，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俄罗斯习惯于将对内剥削、压缩消费、对外侵略掠夺等方式作为增强国家经济力量的主要手段，即只图强兵不谋富国。

反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只是将上述方式作为整合国内经济资源、实现经济力量向全球扩张的重要辅助手段，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抛开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国家的重商主义传统、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政治权力的分立与民主化往往是并行不悖的。

因此，在俄罗斯很难出现一种政治模式，可以取代以集权为特征的权威主义政治。

首先从文化的地缘特点来看，俄罗斯在地理上处于东西方结合处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缘条件。

使俄罗斯在形成了其悠久的欧化传统、始终将目光投向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吸纳了东方的集体主义精神。

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对国家权威的崇尚，俄罗斯文化中的这种亲亚洲色彩很容易演化为对权威、对集权的崇拜。

其次，在俄罗斯人们习惯于将国家“人格化”，俄语中的“国家”是“国君”一词的衍生，使国家与政府首脑往往被混淆在一起。

此外，对于独裁的习以为常，使许多俄罗斯人相信，伟大的思想都有它的作者。

它虽然是孕育在人民群众当中，但总需要某个社会先进分子及时地将其挖掘并提高到众口赞成的高度，并利用政权的力量将其保护起来。

从俄罗斯的政治现实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大选期间，还是在平时的政治活动中，各个政治派别往往不注重政党纲领的提出，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塑造令民众满意的代理人身上。

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这种“精英崇拜”使俄罗斯人很容易接受个人集权。

再次，虽然俄罗斯历史上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是反抗侵略、争取国家富强，以及对外扩张的“强国意识”和“民族主义”却始终是维系全民族的精神支柱，贯穿着沙俄、苏联直至当今俄罗斯的历史全过程。

这使得俄罗斯民族形成了国家危机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并与对沙皇和集权政治模式的深厚情节有机地融为一体，他们对于民族、国家安全问题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于个人利益的关注。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层面上来看也是如此，每当俄罗斯处于困境、复兴或是繁荣的时候，以上这些传统情绪就会迅速回归。

俄罗斯人对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现实期盼就会出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这已经被历史的经验所反复证明。

俄罗斯民族对于权威主义政治的认同可以为“叶利钦现象”提供一个解释的角度。

在苏联解体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自由主义思潮曾经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意识。

游行、示威等街头政治形式一度为广大民众所热衷。

然而，国内外严酷的现实逐渐使得俄罗斯民众抛弃了“西方制度模式能带来迅速繁荣”的幻想，自由民主派也发生了急剧的分裂，越来越多的人再次接受了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权威主义。

与此相适应，具有浓重权威主义色彩的“超级总统制”，也随着“炮打白宫”和宪法的通过而最终确立。

这为叶利钦的政治地位奠定了比较巩固的基础同时，也对俄罗斯政治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这与其说是总统制对于议会制的胜利，不如说是权威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胜利。

这导致“民意”的作用在很多时候被政治高层视为低级的和可以操纵的。

这种情况在其它国家中非常少见，姑且不论西方国家的民主思想，即便是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在其传统政治文化中还是反复强调着“民本”的观点。

然而，在广大俄罗斯人的眼里，政治只是政治家们的游戏。

“在俄国人民中有一种注定的静止有一种无望的恒定这就是—人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之性质完完全全的漠不关心”。

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很多的俄罗斯人根本不关心领导层面的斗争，对国内政治生活的种种变化十分厌烦。

对于权威主义政治的认同，造就了民众对政治的淡漠。

在他们眼里，已经没有太多的必要，对政治行为做出是否合法等诸如此类的价值判断。

这在客观上使得政治舞台凌驾于整个社会舞台之上，国家和政府由此变成了政治精英们的俱乐部，从而为政治家和寡头们的种种行为提供了长期不受民众干预的保障。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俄罗斯上层的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达到了制衡，就基本上可以保障国家和社会以及政权核心自身政治地位的稳定。

叶利钦以“超级总统制”为主要凭借做到了这一点，持续的统治和社会的相对稳定。

因此，也就实现了当俄罗斯对于西方模式的尝试再次遭到失败时，国力衰弱，国际地位大幅度下降，甚至连国家的完整和统一都受到严重威胁。

作为权威主义重要思想文化根源的强国意识和民族主义，又一次在俄罗斯民族中激发国家和民族荣誉的复兴，这成了全体国民的强烈共识。

他们渴望在一个政治强人的领导下来实现这一切，最起码也可以平衡心理的恐慌与失衡。

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叶利钦在治理国家方面几乎没有多少成绩，但其铁腕人物的形象却有力地帮助其赢得了大选的胜利，这也多少反映出了俄罗斯民众矛盾而又现实的复杂心态。

在1995年之后，由于俄国内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社会动荡不安，外部环境也日趋严峻。

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以及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入侵，标志着自由主义者奉行的内外政策的彻底失败。

然而，俄罗斯人的极化性格，以及在两个极端之间迅速转变的特征，反而为这些思潮的急剧更替造就了巨大的回旋空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由此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幅度。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时急剧地超越了社会适应这些自由的能力历史的必要性剥夺了我们实现渐进化地发展的可能，我们没有时间和资源把改革拖延几十年并等待社会上和人们的思想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普京的上述说法，无疑充分肯定了俄罗斯国民性格的二律背反特征。

在国家剧变时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现实作用。简而言之，“叶利钦现象”的核心是包含了一对看上去似乎是难以调和的矛盾，即国家的困境与政权事实上的相对稳定。

叶利钦的政治策略所带来的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的整体利益制衡，当然是形成这一现象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

但是以国民性格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则是实施这些政治策略所依附的载体，其独特的内涵则是理解俄罗斯及其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方面差异的一个重要视角。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