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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西柏林经济基础结构

读书号2023-05-24 04:27:400

文丨孙虎的书房

编辑丨孙虎的书房

造成西柏林地区收入低、生产率低、失业率高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西柏林地区有缺陷的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的优差直接对地区经济有着较大的影响,健康的经济结构能够为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助力。

而有缺陷性的经济结构则会拉低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

1.就业率下降

1985年在西柏林就业的86.03万人中,近四分之三是私营部门人员,四分之一是政府部门人员,最大的私营雇主是“制造业、能源和建筑业”,其次是服务业,然后是商业。

制造业的下降引起了就业率的下滑。

经济危机对西柏林的最大影响就是制造业就业率的下滑。

尽管,制造业就业率的下降在当时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对西柏林而言这种冲击是特别大的,给西柏林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20世纪60年代,虽然整体联邦德国的制造业就业率仍然保持上升的趋势,但是西柏林的制造业就业率却在下滑。

20世纪70年代,西柏林制造业就业率的下降速度远远超过了联邦德国。

从1960年到1985年短短25年间,西柏林减少近2多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商业的就业率也在缓慢下滑,只有交通行业和通讯行业的就业人数仍旧不景气,约为6万人。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西柏林私有领域的服务业岗位在冷战时期增加了很多。

但是就业岗位增加最多的仍旧是政府部门的就业。

这是因为,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大多直接或者间接支持公共领域的就业,例如:当地或联邦公职人员、社会服务项目,各种各样的学校、大学或机构。

政府领域在1960年-1985年之间增加了5万个就业岗位,雇员总数约为20万人,占到当时西柏林总人数200万人的十分之一。

尽管私有领域服务行业岗位和政府岗位都有明显的增加,但是,这些领域岗位的增加远远小于制造业消失的岗位数量,不足以弥补制造业就业率下跌的指数。

2.产业附加值减少

1985年西柏林所有部门的增值总额约为660亿马克。

制造业在总增值中所占的份额在60年代曾超过50%,到80年代初下降到近40%;此后,这一比例略有上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商业在增值税中所占的份额也下降了,而交通业和通讯业所占的份额则保持不变。

相比之下,不论是私营领域还是政府领域的的服务业都做得比较好。

把附加值和就业作为衡量生产率的标准的话,制造业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但是,制造业保持的高生产率水平得益于大量的裁员和生产自动化。

从另一个角度讲,制造业的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西柏林人们就业岗位不足的现象。

把柏林与其他联邦德国城市进行比较时,柏林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就变得清晰起来。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柏林仍然是联邦德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最大的私有产业发源之地。

西柏林明显的人口优势和受到威胁的就业优势之间的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这个城市缺乏腹地。

人口与就业之间的比例如此之低,是因为城市无法通过从内地吸引人口来创造更大的就业基础;这种在中心城市工作的区域性劳动力在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等城市尤为重要。

当人们的关注点从总就业水平转移到关注这些工作的具体方面,也就是说,这些工作在经济的哪些部门,那么西柏林在联邦德国城市经济等级体系中的地位确实受到了动摇,西柏林在定量(即人口)城市等级体系中心的地位与其在定性(即结构经济)城市等级体系边缘的地位之间存在矛盾。

根据最近关于空间分工的理论,人们期望在中心城市做高技能、非标准化的工作,在较小的中心城市和郊区做低技能、低工资、标准化的工作。

因此,人们期望西柏林作为国家最大的城市,将在这些高技能、非标准化行业中占有更高的份额,如金融、保险和其他高级商业服务。

但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

新德国经济中的“成功”城市,特别是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它们的就业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这些所谓的“先进”服务业中。

埃森、多特蒙德和鲁尔河谷的杜伊斯堡等较为贫穷、不那么成功的城市,在这些发达行业中所占的份额较低。

西柏林在这个等级中处于什么位置?西柏林在“先进”服务业中所占的份额仅高于排名相当靠后杜伊斯堡。

在西柏林,尽管制造业仍占相当大的份额,但就百分比而言,它与其它大多数城市不相上下。

贸易也没有弥补差额,因为西柏林的交通也相对比较闭塞。

过去30年的行业就业趋势同样令西柏林整体经济低迷。

对联邦德国12个主要城市的制造业、金融和保险业的就业水平进行分析,对于整个联邦德国来说,20世纪60年代仍然是一些制造业就业增长的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在郊区,甚至在一些城市(包括慕尼黑的高科技中心)。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大幅下降,尤其是在城市。

西柏林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失去了近1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数字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同世界上其他传统的“工业化”国家一样,联邦德国在过去三十年中服务业就业有了巨大的增长。

这种增长反映在联邦德国的大城市。

汉堡、慕尼黑和法兰克福都有大幅增长,现在是联邦德国服务的主要中心。

与杜塞尔多夫和斯图加特相比,科隆仍然是一个区域中心城市。

西柏林显示在1961-1986年期间,制造业的整体增长是最低的,甚至已经被其他区域中心城市远远超过。

此外,当时对西柏林的发展预测也是比较消极的,有人担心,即使在同样特定部门内,西柏林的运营也往往比其他城市的竞争力差。

鉴于当代人们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关注度和热情度,人们普遍认为应该将这种结构调整过程视为不仅限于部门变化;这些变化也应该发生在职业上。

换句话说,产业的生产端(进来的)和产品端(出来的)都应该变化。

一个城市的职业模式反映了产业工人在大经济中所起的作用。

在这个空间分工的时代,跨空间的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职能分工将塑造城市在空间经济中的作用。

如果你所在城市的雇员处于职业阶梯的底部,那么你所在城市的经济也很可能处于城市经济等级的底部。

与慕尼黑、法兰克福、汉堡和其他联邦德国主要城市相比,西柏林显示出了一些职业阶梯垫底的趋势。

西柏林有大量非熟练和半熟练的生产性就业机会,而掌握高薪、控制投资和招聘决策的高层企业职能太少。

几乎没有几家主要的联邦德国公司总部设在柏林(制药巨头Schering是主要的例外)

但是,西柏林拥有主要的分支工厂运营,因此遭受许多分支工厂问题的困扰(对公司决策缺乏控制;工资较低;就业晋升机会较少;在经济困难时期容易倒闭),这在布法罗、特伦顿和奥克兰等美国城市都有发生。

一个简单的职业水平衡量标准:在制造业和私人服务业中,工资型员工与工薪型员工的比例约为63%,而在所有联邦德国制造业员工中,约有25%是工薪型员工,看看五个具体的城市地区(西柏林;大汉堡地区;大莱茵河/鲁尔地区;大汉克福和斯图加特地区;

以及慕尼黑周围的巴伐利亚城市),所有这些城市地区的职业水平(按父母工薪阶层衡量)都高于整个国家。

然而西柏林是城市地区中制造业职业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只有老莱茵河/鲁尔地区的水平较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柏林的低职业雇员比例不断下降。

但由于联邦德国其他城市的面积也在减少,西柏林还未能克服这一职业差距,慕尼黑周边的德国高科技和国防中心继续保持着最高的职业水平。

国家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城市之间的贸易。

一个城市出口的增加不仅能够增强这个城市的经济基础,而且能够促进整个国家整体和其他经济部分的发展。

对于封闭的西柏林而言,其内部消费与出口之间的这种区别尤为明显:柏林墙强化了这种区别,并让人回想起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中世纪贸易城市。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现代柏林墙的一部分大致沿着中世纪的柏林贸易城墙的边缘延伸,而象征性的勃兰登堡门则是一个古老的普鲁士海关检查站。

西柏林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属于联邦德国或民主德国(至少在1990年初,法律上是这样的),那么这座城市最大的“外国”贸易伙伴就是联邦德国。

1987年,柏林大约74%的出口和69%的进口(按价值计算)与联邦德国进行贸易,70亿德国马克。

对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占西柏林贸易顺差的大部分。

多年来,西柏林与民主德国的贸易额相对较低,仅占西柏林出口额的1%左右,进口额的5%。

但是,与联邦德国相比,民主德国从西柏林发出的货物多于收到的货物。

尽管如此,这一赤字并没有很大程度上抑制该市的整体贸易顺差。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西柏林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大幅增长,占西柏林贸易总额的25%以上。

外国从西柏林收到的货物一直多于作为回报的货物,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相当稳定——与西柏林对联邦德国的盈余不断增加形成对比。

1987年,西柏林向非德国国家出口了90亿德国马克的商品和服务,其中84%流向了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

占比重比较大的尤其是法国、英国和其他欧共体成员国。

只有4个国家(民主德国除外)在等待实行国家计划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国内货币购买力低下。

相比之下,超过11%的资金流向了发展中国家。

西柏林的进口情况则有些不同。

虽然西柏林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仍从西方工业化国家进口,但其出口所占的比例(71%比84%)要小。

排名下滑最严重的国家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意大利排在首位,不过西柏林也从美国和日本进口了相当数量的商品。

与出口情况相比,西柏林从发展中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口相对较多,进口最多的是波兰(除民主德国外)。

总的来说,西柏林的大部分贸易都是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贸易,尤其是出口。

但是,西柏林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进口了大量的东西。

这种贸易模式导致了对西方国家的总体贸易顺差,而对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逆差”——其中最大的是对民主德国的贸易逆差。

这一模式似乎出奇地积极:大量购买欠发达地区的商品,并向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出售高价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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