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被逼成思想家的文学家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鲁迅研究方兴未艾，读了不少当代青年学者的有关论著，我奇怪地发现，尤为论者津津乐道的，是所谓“鲁迅的不宽容”，不仅时有微词，并且不时地直斥其非。这使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那个“苍蝇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著名比喻，仿佛时代又回到了“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和语丝的始终》）。然而正如鲁迅所说：

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着，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与苍蝇》）

不过我并非不平于高喊“宽容”的人们独独抓住鲁迅这一“缺点”不肯宽容，我的意见恰恰相反，“不宽容”正是鲁迅对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的最独特贡献。如果鲁迅是个奉行传统恕道的人，那么鲁迅就与那些饱读诗书的冬烘没什么两样；“不宽容”正是鲁迅最独特的思想精髓和前无古人的文化品格，鲁迅正是以此傲立于文化巨人之列。否定鲁迅的“不宽容”，就是对鲁迅的根本否定，在此前提下对鲁迅的思想与成就的任何肯定，若非不得要领，就是别有用心。

一

鲁迅幼年（十三四岁以前）家境较好，使他对世道人心的想象偏于美好，所以现实对他的打击总是令他意外，由于意外就格外孤愤，表现也就难免激烈。在性情平和的犬儒主义者看来，甚至有时是“反应过度”。然而，一辈子“反应过度”不仅不能说明鲁迅心胸狭窄、心理阴暗和睚眦必报，反而证明鲁迅天性淳厚、光明磊落，屡经惨痛教训而始终把人想象得太好，或至少愿意先把人想象得较好。由于这种想象始终与实际经验相差太远，给他带来了太大的心理落差和精神刺激，于是“反应过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妨先假设有三种人。第一种天性凉薄，对人阴毒猜忌，把人尽往坏处想，那么一旦证实所料不差就不会震惊，他还会得意于自己有先见之明。第二种人天性虽淳，但牛性不重，很容易在事实面前学乖，吃了几次亏以后，他就懂得了世故，服膺“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这种人年轻时可能把人想得太好，上当后也时常“反应过度”；然而一旦屡经惨痛教训，对人也就有了相当戒心（此即世俗所谓“成熟”），此后他也会像第一种人那样常常“料到”他人的算计，即便被人算计也不再感到意外，同时不再“反应过度”，但由于天性老实，心情还是沮丧的。第三种人天性极淳厚，“老实到像火腿”（鲁迅论王国维语），永远信任别人，永远把他人往善良处想，上再多的当都永远不会吸取教训，反而会激起其牛性来：我就不信世上会没有一个好人！这种人终其一生，每次上当吃亏遭到攻击时，都会感到震惊和意外，愤怒也格外强烈，然而终其一生学不会世故，永远像未谙世事的年轻人那样做出激烈反应，时不时地会“反应过度”。

鲁迅正是最后一种人，他自然是“蔑弃古训”的（《北京通信》），而“防人之心不可无”恰是古训的镇山之宝。因此从早年家道中落遭亲属和乡人鄙弃开始，一直到中晚年遭同一营垒中“战友”的“背后一刀”，他虽自认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两地书》），即对普遍人性的判断太不堪，实际上却自始至终对具体的论敌乃至朋友的卑劣与自私、蛮性和兽性严重估计不足，因此永远对他人的攻击暗算和践踏公理感到震惊和意外。其实尽管每遭遇一次惨痛的现实教训，其思想都会进一步“黑暗”化，但“黑暗”化之极致，仍然远未抵达人性阴暗的边界。即便他对人性之黑暗的认识已足够充分，但他仍不愿对受过现代知识洗礼的论敌和同一营垒的战友进行蓄意的防范，因此一旦期望落空，愤怒就格外强烈。

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阿Q正传的成因》）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杂感》）

因此，无论谁标榜传统的中庸，提倡公允和费厄泼赖，劝鲁迅“带住”，尤其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都会成为鲁迅的论敌，包括他的老朋友如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蔡元培等，无论谁表现出某种半途而废的软弱和动摇，都无法逃脱他的抨击。

所谓“反应过度”，恰是激进主义者的普遍特征。鲁迅深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及其顽固性，因此他不愿下一代再遭其腐蚀，他的反对读经甚至主张不读一切中国古书，除了说明他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深恶痛绝，更说明了他奢望在自己这一代人手里就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心理。为了这一目标，他不惜以“眉间尺”式的态度与敌人同归于尽。鲁迅在《野草·死火》中的一段话最能鲜明地体现其激进主义和牺牲情结：

有大石车驰来，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

“来得及看见”传统文化之覆灭，是鲁迅毕生的最大奢望。鲁迅深怕“来不及”及身而见传统文化灭亡以及唯恐其在“二十多岁的老先生”身上借尸还魂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而《过客》中的独行者以必死的决心毅然走向坟场，也充分体现了鲁迅的根本思想。那坟场，正是鲁迅心目中传统旧文化的埋葬之所。

路上有深坑，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随感录·四十九》）

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六》）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杂感》）

可见鲁迅那“二六时中没有已时”的不宽容，正是基于博大的爱：爱国，爱民族，爱人类，爱下一代—所以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迫不及待地喊出了“救救孩子”。

二

鲁迅那“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纪念刘和珍君》）的自供，更是他对人性之恶估计不足的铁证，否则就无法解释他在“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之后，为何终其一生对遭到的攻击和伤害还会震惊和意外。他自以为自己是个比他人更多“恶意”的人：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真不知要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是我的真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我一个人也行。（《写在坟后面》）

以鲁迅的襟怀坦荡，竟把自己想象成了人天共厌的恶魔。这种自我厌弃，只能说明鲁迅具有文学家特有的情绪化的精神洁癖。

理性的思想家、哲学家也会自我解剖，但态度比感性的文学家、艺术家平静得多，犹如进行一项科学研究，他会因为对自我的解剖而知道人皆如此，每个人都有“恶”的全部因子。但有精神洁癖的感性文学家却会对自己内心闪出的“恶念”深恶痛绝，夸张为“世人皆善我独恶”。因此当他遭到具有明显恶意的攻击时，就会对攻击者施以激烈的报复。因为当其认定“世人皆善我独恶”时，不美好的仅仅是自己，并未破坏“世人皆善”的美好想象，然而恶意攻击者那无法视而不见的明显的恶，却破坏了“世人皆善”的想象，使他从“我独恶”的自责中惊醒，不得不面对事实上的“众皆恶”。因此被激怒的文学家反击他人之恶时总是不留余地，常常具有“反应过度”的彻底性，因为只有除恶务尽，世界才会干净。

每次交锋结束后，鲁迅依然对任何一个新对手、新朋友寄予绝对的信任。因为天性是难以改变的，终其一生，鲁迅一如既往地信任他人，上当上不怕；终其一生，鲁迅一如既往地尊重论敌，明知对手可能卑劣，也先把你当高尚者看待。也正是因此，鲁迅对同一营垒的人显得“不近情理”的苛刻。这是浪漫主义文学家的典型反应方式。鲁迅说自己“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后面》）这正是文学家人格的自白。一个斯宾诺莎式的理智哲人，其处世态度和世界观绝不会因外在遭遇的偶然干扰而轻易动摇。然而另一方面，鲁迅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刻薄不近人情，他对恩将仇报的周作人以及诸多论敌，还是相当仁慈，并没有遗嘱中所说的“一个也不宽恕”那样决绝—这是典型的文学家的情绪化表达，充分证明了鲁迅要做出刻意为“恶”的姿态。正如鲁迅反对以暴易暴一样，事实上他不是能够硬起心肠以“恶”抗恶的人。在他身上，恰恰体现出一种“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幸福译者附记》）

事先永不防范，而事后不遗余力儆其效尤，正是鲁迅的独特“恕道”。传统的恕道是在后的：先防范，被伤害后无力反击，于是不得不“宽恕”。鲁迅的恕道却是在先的：先不防范，对方的言行证明他不配得到信任后就“不宽恕”了。很明显，传统的事后恕道，大多是弱者的虚假标榜，有能力反击却真正宽恕的人，少得几近于无。但鲁迅的事先恕道却货真价实，是真正的大恕。当然事先不防范，也因为他是强者，有强大实力和充分自信在事后教训之。那种事先用疑神疑鬼的不信任逼得人人自危，个个小人，直到不可收拾才来抹稀泥，卖弄其事不关己的“宽容”，正是鲁迅毕生视为死敌的传统毒素。“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杂感》）鲁迅的愤怒，是对“更强者”即恃强凌弱者的愤怒；鲁迅的“不宽恕”，同样是对“更强者”即恃强凌弱者的“不宽恕”。对“更强者”的愤怒和不宽恕，是替更弱者打抱不平，是鲁迅身上的眉间尺式豪侠精神。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竟不断有更弱者仅仅因为鲁迅对“更强者”的不宽恕，而对鲁迅这个不恃强凌弱的强者“愤怒”了。更弱者竟然来为“更强者”抱不平了！鲁迅能不吃惊吗？鲁迅能不这样想吗：这真是咄咄怪事，诚不知人间何世！然而答案却简单得出奇，说出来竟要让人失笑：更弱者替更强者打抱不平，是对更强者的献媚，以便得到更强者的保护，甚至接纳自己加入更强者集团，去欺凌其他的更弱者。

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智者鲁迅会想不到吗？当然不是。那么鲁迅为什么好像永远不知世事、不通世故呢？是因为仁者鲁迅事实上不愿也没有真正“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尽管他如此自称。在鲁迅身上，仁慈的成分最终压倒了智慧的成分。因此，仁者鲁迅大概也不会想到，以中庸来裁判鲁迅，“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事情，至今还在上演。恰如鲁迅所说：“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并非闲话（二）》）因而也就难免有些“醉眼中的朦胧”，其研究和议论之大失准星，也就可想而知。

世界史上少有鲁迅式坦然自承的“不宽容”者，这正是鲁迅最独特的伟大人格所在，也正是鲁迅最了不起的地方。倘有人认为鲁迅什么都不错，唯有这一点值得惋惜，那么这人就是恃强凌弱者、背信弃义者、践踏公理者的同伙，他对鲁迅的任何“肯定”都有点假惺惺。

鲁迅自称因“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而导致自己“思想太黑暗”（《我还不能“带住”》），其实一如他对《鬼谷子》作者的评价：鬼谷先生传授给苏秦、张仪的那些诡计，“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做秘诀，可见禀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补白》）这正可以用来反坐鲁迅自己：如果他真有那么黑暗，真有那么不宽容，那么他就不会对自己的正当防卫和偶尔的反应过度如此难以释怀。我相信鲁迅的内心无论已经“黑暗”化到何等程度，都绝不可能想到在他死后一甲子，“将来的青年”对他的攻击，所泼的污水并不比他当年的论敌为少，即此就可证明，其“青年必胜于老年”论是多么天真烂漫。

三

由于鲁迅对人性之恶严重估计不足，对人性善良的幻想一再被现实粉碎，所以一，他扬言要“报复”，而他的报复仅仅停留于知识分子式的“口诛笔伐”。二，他再也不能平静，尽管他一再说要“沉静下去”，独自过活，再不管世事，但事实上直到生命终止，他都没有放弃对世界的无限关爱。他的“恨”，是恨铁不成钢之“恨”。三，清醒对他来说只有痛苦而没有快乐，知识的快乐主要是理性的愉悦，而文学家更主要的精神立足点，却是感性的丰沛。鲁迅的文学家天性，使他对看与被看过于敏感，他刻意要让看客们“无戏可看”（《娜拉走后怎样》），这使他拒绝表演。但拒绝表演而又不得不有所动作，包括“装点些欢容”（《呐喊自序》）之类，都使他的“姿态”常常有点不自然，因为他担心自己的拒绝表演也可能被人视为一种特殊表演。这正是感性文学家很难逃避的心理重负。立足于理性的人，走自己的路，根本不在乎有没有看客，以及看客怎么看。比如说，“幻灯事件”里中国人做俄国间谍而被日本人所杀，有众多麻木的中国看客；小说《药》描绘反抗暴政的烈士被镇压，然而烈士的血却被暴政造就的愚昧暴民玷污……这原本不足为怪，烈士的血是否白流，与个别事件和枝节问题无关，与是否被看无关。事实上，烈士的血从来不会真正白流，仅就它激起了鲁迅的觉悟，至少是其作用之一。对于别人的不觉悟，理性的思想家会认识到民智开发的艰巨性和文化改良的缓慢性，但感性文学家和激进主义者却会对愚昧麻木的不觉悟者怒不可遏，恨铁不成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文化偏至论》）。因此，鲁迅对牺牲的无谓、辛亥革命的虎头蛇尾、“五四”时期文化界的动摇，以及曾寄予厚望的“新”青年的老气横秋，时有过于情绪化的不满，往往流于表面的愤怒和痛斥，而少有余暇从历史文化和社会深层进行冷静而系统的理性解剖，并对之产生“同情的理解”。

鲁迅对国民麻木的普遍性之认识是深刻的，但对潜伏在麻木背后的形成机制和心理价值却严重估计不足，甚至成为他终生的盲点。他无法理解，国民之麻木其实出于心理保护和精神平衡的需要—鲁迅则认为这只是天性下贱。另一方面鲁迅受了尼采超人思想的影响，认为人与人是不一样的，这既是他极为自信的思想根源，又是他蔑视“庸众”的原因。但仅仅指出鲁迅对“庸众”的蔑视是一种偏见，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必须理解，正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偏见，使鲁迅无法深入了解“庸众”之麻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更不知道麻木的平静海面下，并非一片空无。虽然他曾说“地火在燃烧”，但这“地火”仅指少数觉悟者，他认为将“在沉默中暴发”的，也是少数觉悟者。鲁迅对麻木如阿Q者，当然也有“哀其不幸”的“异常的慈悲性”的一面，但这种“慈悲性”的“异常”性，恰恰就是蔑视。因此这种慈悲，并非“同情的理解”，并非真正的大慈大悲。其实，每个人的人性因子都很相似，这是一切大慈大悲的“同情的理解”的唯一前提。上帝给予每个人的都是一副同样的牌，都是五十四张，麻木者不敢正视自己，把五十四张牌的大部分都掩盖了起来，这固然很“阿Q”，却是出于无奈。觉醒者并不比麻木者多什么，只不过是把五十四张牌尽可能亮出来而已。人性中自有蛮性乃至兽性，每个人的五十四张牌中自然不乏此类货色。鲁迅以比对他人更苛刻、更诚实的反省精神解剖自己，发现自己太黑暗，却误以为别人必没有自己这么黑暗。由于他不自觉地接受了儒家“性本善”论的错误预设，于是当他发现自己之“恶”时，就悲哀，就以为麻木之解除只有痛苦而无欢喜。于是当别人攻击他时，他因对他人的人性之卑劣估计不足而沮丧，而愤怒。尽管鲁迅十分可贵地直面了自己的“恶”，然而可惜的是，出于文学家的感伤主义情怀，也由于没有抛弃荒谬的“人性本善”的儒家伦理预设（这是中国传统思想对鲁迅的最大误导），他未能充分地直面人性之“恶”。如果真正直面了人性之“恶”，就该知道，那不是“恶”，而是人性之常。人性是没有善恶的，过度放纵无限丰富而复杂的人性之某一方面，人性之常就会畸变为人性之“恶”，而过度压抑某一方面，则人性之常就会畸变为人性之“善”，然而既非真恶，亦非真善。“过度”和“失当”，正是鲁迅式激进主义者和一切感性文学家的根本特点，而这是历来的鲁迅研究甚少涉及的：鲁迅是一个典型的热烈文学家，而非天生的冷静思想家。鲁迅之成为愤怒思想家，是被他所处的险恶时代环境和远未达到其思想境界的论敌逼成的。这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钥匙。

鲁迅原本是浪漫主义文学家，而非理性主义思想家，这从他早年之作《摩罗诗力说》里对浪漫派诗人拜伦、雪莱等的推崇，足以得到证明。只是因为文学家式的天真烂漫受挫，才迫使他进入了理性思考。一般意志薄弱的文学家，受挫之后大抵是颓唐，但鲁迅的意志是文学家中超常坚韧的，于是他从热烈的文学家，转变为愤怒的思想斗士，但这毕竟远离其初衷和气质。从热烈的文学家变成愤怒的思想家，已经与鲁迅的性情气质大异其趣，已经是险恶的时代环境和阴暗的文化背景逼出来的；再苛求鲁迅从愤怒的思想家变成理智的哲学家，甚至变成慈悲的宗教家，就未免过于强人所难和一厢情愿了。这种不顾实际的求全责备，是中国文化传统固有的对完美圣人的心理需求所产生的荒谬逻辑。

四

由于鲁迅是个热烈的文学家，所以他强调爱与憎，也反对麻木，但他对清醒之价值的认识却是偏颇的，他以为铁屋中人被惊醒只能增加痛苦，这反证他自己作为一个清醒的文学家和愤怒的思想家的极度痛苦。然而真正的理智型思想家，对自己的清醒是深以为喜的。作为热烈的文学家而非冷静的思想家，鲁迅没有充分认识到清醒（即知）的积极价值。很难想象，一个冷静的思想家和理智的哲学家会对普及知识和传播真理抱有如此深重的疑虑：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

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娜拉走后怎样》）

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答有恒先生》）

在对知的积极作用的认识上，周作人不同于鲁迅。周作人自称“爱智者”，显然比鲁迅更了解知与智的积极价值。两兄弟在这一点上的重大不同，导致人生观的重大分歧，并与最终的决裂不无关系。鲁迅具有尼采式愤怒思想家的酒神精神，所以时常借酒浇愁，痛饮大醉，其日记中有大量记载。周作人具有爱默生式理智思想家的日神精神，所以周作人酷爱饮茶。周作人对人性的了解远比鲁迅深刻，这部分是由于其内心远比鲁迅阴暗，也正因此，他对人性的光辉不抱多大希望，更少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他没有因为深刻而更绝望，反而是更超然，更平静。但周作人的致命之处也在此，由于他情感淡漠，内心阴暗，他可以与恩重如山的兄长毅然绝交，也可以与父母之邦恩断义绝。在周作人身上，爱智与深情没有得到统一，这使他也同样没能成为深刻的思想家，而是见解不凡、行为庸常的知行分离者。或许正因为他对人性的阴暗了解更深，认定人人一有机会都会放纵自己，所以他认为自己也不妨失足。两兄弟的分别与高下，在这里自然是生死立判。深刻如果表现为世故，聪明如果用于为自己的沉沦寻找托辞，那就仅仅于己有利，而于人于社会于文化极有害—周作人正是如此。天真如果不是因为弱小，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对人性的光辉充满希望，那就仅仅于己有损，而于人于社会于文化大有益—鲁迅正是如此。人类的大部分文化遗产，正是由鲁迅式“天真汉”创造出来的。冷冰冰的智慧与深刻，是与鲁迅的热烈天性冲突的。鲁迅的价值不在于他留下了多少完美的作品，而在于他对美好与光明的终生热烈向往，在于他对黑暗势力（包括自己内心的黑暗）永不妥协的战斗激情。

作为热烈的文学家，鲁迅的自我关注较之一般思想家、哲学家更多。鲁迅在被逼之后，能够顺乎天性成为愤怒的思想家，但无论怎么逼，鲁迅都不可能违背天性变成理智的哲学家。大部分文学家的自我关注，主要是自恋，鲁迅甚少自恋而更多自嘲，常以无情解剖的方式表现出来。他的论战文章较多激情，并且激情时而流为意气，正是其文学家天性的明证。尽管其“不宽恕”遗言广受诟病，但如果言不由衷地高喊“宽容”，就更应该受到责难，因为那样他就失去了一个文学家最可贵的真诚。大部分高喊“宽容”者其实并不宽容，而是世故的虚伪，他们表面上也许是宽容的，但骨子里却是不宽容的—所以他们绝不会宽容鲁迅这样的异类；而直言“不宽恕”的鲁迅其实最为仁慈，直言“不宽恕”更是勇敢的反叛和高度的诚实，表面上他也许不宽恕，实际上却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宽恕。

哲学家是很少不理解人的，而对理解了的必然能够宽恕。宗教家更以宽恕为旨归，即使不理解也一概宽恕，因为只有宽恕才能促人弃恶从善。耶稣说：“宽恕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耶稣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他教导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人们也宽恕他们。鲁迅之所以不宽恕，因为他对自己所受之攻击事先没有料到，他受了惊，更受了伤，受惊之深更甚于受伤之深。受惊如此之深，恰是禀性淳厚以致心理准备严重不足的铁证。鲁迅之所以对他自以为同情的阿Q也愤怒多于宽恕，也是因为他对阿Q的同情，其实是蔑视而隔膜的怜悯，而非感同身受的“理解的同情”。如果鲁迅的八字真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能改成“哀其不幸，恕其不争”，一定能得到更多的认同者，因为更像中国的“圣人”而不是中国的异类了。然而这样一改，这位“哀而且恕”的好好先生就不是鲁迅了。“哀而且怒”的斗士，才是真正的鲁迅，才是独一无二的鲁迅，才是无可替代的鲁迅，才是不可或缺的鲁迅，才是伟大的鲁迅。中国传统弊端的顽固性，正需要鲁迅这一剂猛药来以毒攻毒——尽管从哲学立场上来看，也许鲁迅的道路并非正道。对此鲁迅也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因此他才说“愿我的文章速朽”（《野草》）。如果被鲁迅批判的中国文化中的弊端确实被鲁迅的消毒剂消除了，那么鲁迅确实可以不再重要。但是看来这过于乐观，所以，鲁迅是永远的鲁迅，不朽的鲁迅。

五

因此，我不同意有的论者以为鲁迅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道家谓孔子语）的人，这句话用在冷静的思想家孔子身上是合适的，用在热烈的文学家鲁迅身上并不恰当。我觉得还不如说鲁迅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恰当—这使鲁迅与他所批评的“做戏的堂吉诃德”正好相反。鲁迅正是一个真诚的堂吉诃德，以一己之微力，要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决一死战，如同一个挡车的螳螂。比如，青年鲁迅不论是想疗救国民身体还是欲疗救国民灵魂，都是那么自信而毅然决然，毫无踌躇。当钱玄同请他为《新青年》写稿时，鲁迅的自信也是明显的：“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呐喊自序》）鲁迅说这话，是自信他若参与必有反应的。事实也确实如此，鲁迅获得了喝彩和攻击。但鲁迅对喝彩是有预料和自信的，对攻击乃至攻击手段的卑劣却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于是他在“呐喊”之后终于“彷徨”了。他的彷徨，主要是对自己从事思想启蒙的意义的疑虑，这其实是一切文化激进主义者都有的大苦恼。从哲学角度来看，这种苦恼无妨说是天真甚至幼稚。当鲁迅自以为他的思想启蒙毫无意义时，当鲁迅因对自己的工作之价值不明显而失望，而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时，他错了。他的启蒙至今有价值，他的作品确是不朽的。

文明的进步，国民性之改造正是一个长期而且有反复的过程。当鲁迅的后继者因为鲁迅所抨击的文化弊病和民族劣根性大多至今犹存，而对现实表现出过度甚至失当的愤慨时，他们的心理中同样有与鲁迅相似的激进主义成分。这使鲁迅的后继者往往具有与鲁迅相似的、激进主义者大多难免的绝望，由于他们的意志没有鲁迅强悍，这种绝望压倒了他们，于是他们甚至会放弃鲁迅式的社会批判和国民性改造，而洁身自好地逃避现实。

尽管鲁迅是个文学家型的热烈斗士，但他依然是二十世纪初的激进主义思潮中最冷静的战士（比他更冷静的人放弃了战斗），因而也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忽然想到·十》）但从对历史进程更深入的把握来看，鲁迅还是难免时有急躁。事实上，仅有一个鲁迅，仅仅一个甲子，根本不可能完成历史长达五千年的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古老中国的新生，需要一代又一代鲁迅式斗士，而且需要比鲁迅更冷静更清醒地深知“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伪自由书后记》），而又绝不放弃战斗的战士。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斗”，说明他深知自己的急躁。他想避免急躁，但最终是心向往之，实不能至。他出于救国保种的时代急切，心情可以理解，但他对历史会直线进步的进化论式想象，则是当代鲁迅后继者和未来的文化战士、社会批判者，要尽可能避免的。

（选自张远山二十年精选集《思想真的有用吗》，北京出版社2021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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