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丨现代知识分子广场型价值取向的形成

一、鲁迅的选择

为什么要讨论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因为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行为的方向，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集体选择的人生方向，是由其相对稳定的价值导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塑造不同的知识分子。古代士人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他们饱读诗书、传承道统，深信唯有读书做官、辅助君王这一途径，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但是在晚清废除科举，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新学”以后，随着学科分类和知识专业的确立，知识分子接受知识的内涵与方式都改变了，天变，道也随之变了。东洋西洋的高等学府里，哲学历史、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等，甚至是宇宙太空，都成了专门学科，都有专门的知识体系做支撑，没有一种包罗万象的帝王之学，更没有官场梯队的预备演习。知识专业化是为了服务社会，即便是政治、法律、社会等学科，也是服务于现代社会管理系统，并为此设置的具体岗位。旧时读书人所谓“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卖货给庙堂的主儿；而现代知识体系面向社会，面向民众，通过服务民众这个“中介”来提升国家软实力，间接地为国家服务。这就形成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但是，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不是在短期内确立完成的，它需要有一个社会实践的漫长过程，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对于转型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从“货与帝王家”到“服务民众”，从廊庙天下到社会岗位之间的价值落差实在太大，用一个现代的词来描述，就是他们深深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被“边缘化”。对于这种趋势，在一个多世纪后的当下社会，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也很理解，但在当时经历着历史巨变的人们是很难迅速适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让人感到尴尬的历史时刻应运而生的。像严复、张元济、蔡元培、黄远庸、张謇这样的成功转型者毕竟是少数，何况他们的思想行为虽然走到了时代变化前沿，但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上，他们与庙堂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属于最后一代士大夫，又转型为最初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他们身在民间岗位上，依然受到传统士大夫所享有的尊重和权威性。然而有更多的年轻知识分子（主要是留学生）却彷徨在新的歧路上。他们出国学习的是新知识，但在价值取向上并没有做好在民间岗位上工作终身的准备。当年的留日学生鲁迅便是其中典型。据鲁迅在《呐喊自序》里介绍自己的学医选择：“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里包含了两种价值取向：前者是当一个服务于社会的普通的医生；后者是希望能够参与强国大业（参军或维新运动），改变国家未来的命运，因为他间接地了解到“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这双重目标并驾齐驱的价值观，表面上看很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可是鲁迅在实践中又出现了怎样的结果呢？我们暂且绕过“幻灯片”的故事，直接引出鲁迅选择弃医从文的理由：“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作为留学生，鲁迅学习“新学”的潜在目的，还是在于练就一双医“国”之手，而并非治病救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里，治病也好，烹调也好，钓鱼也好，弄到后来都变成了治理国家的隐喻，而不是实实在在地当一名好医生、好厨师或者好渔夫。从价值取向来说，如果做一个医生救治病人先要看病人的精神是否觉悟，凡愚弱的病人（从启蒙主义者看来，大多数病人都是愚弱的）似乎不值得给予救治，并不以他们的生命痛苦为不幸。我想这是当不好医生，也有违医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当然鲁迅写这篇自序时，被笼罩了激愤的情绪，有些话也不得太当真。但是从知识分子岗位的价值取向来分析，我觉得鲁迅至少在留学期间是没有做好当医生的上岗准备的，他热衷的依然是医国救民。鲁迅与藤野先生最后没有能够完成医术传承，有这背后的价值取向在起作用。但是还有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是，鲁迅放弃学医，并没有退回到庙堂，去谋一官半职，当一个“洋翰林”，而是转向新的方向：办刊物，弄文艺，宣传新思想，推动改造国民的精神素质——用后来的话表述，就是启蒙。鲁迅选择的人生方向，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既不是继续在庙堂做官谋职，也不完全是体现现代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意识。鲁迅不能满足于学一门技术，谋一种职业，他还有更大的志向和远景：改造国民性，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提升中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鲁迅的选择超越了仅仅作为职业的民间岗位，他在岗位之上的精神领域，建构起一个新的价值标准：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在庙堂以外建构一个新的判断社会进步与否（也包括判断庙堂权力机构的进步与否）的标准，通常被称作“社会良知”或者“真理”的标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根本区别，就是知识分子所依据的判断是非的标准，既非“君意”也非“圣意”，它代表了一种“民意”。但这个“民意”不是传统儒家宣扬的“民为贵”思想，在君主制体制下，民众是被统治阶级，只能被动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所以，代表时代进步的“民意”暂时还无法由民众自身来表达，需要知识分子向民众进行启蒙教育，传播时代进步的信息，培养人们的理性和觉悟。中国在晚清到五四的时期，时代进步的信息主要还是来自西方先进社会，中国人只有冲破传统文化的思想牢笼，放眼世界，呼吸自由，才能看清楚世界进步的大趋势。很显然这不是个别人的选择，当时大批留学生迈出国门，他们面对一个新世界，看到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看到了美国的民主体制实验，也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还有弥漫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思潮……就是这样一批留洋学生，最先看到了世界的希望，也许，他们看到的还只是一些现象的碎片，不那么准确，他们找到的也未必就是真理，但是他们触摸着世界发展大势，勇敢地担当了启蒙责任，成为那个时代又一批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者。我曾讲到严复在变法失败后，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于是自觉选择了翻译西方经典名著和传播西方现代思想的人生道路。他的选择也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在以译书为职业、从事教育和出版工作的人生道路上，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但在文化传播领域，他的工作意义凸显在开启民智，鼓励青年放眼世界、了解世界，着眼于整个国民文化素质的提升。这就是在民间岗位之上的精神岗位，与鲁迅选择改造国民精神的道路是同一条启蒙的价值链上的关节点。启蒙的价值连接着晚清民初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产生实际的制约作用。晚清到五四前后，许多中国留学生本来根据国外高校的学科设置选择了多种多样的专业，但最终都放弃了专业学习，转而投入到社会运动和文艺运动。我们不妨罗列一下五四新文学初期作家的留学背景：胡适在康乃尔大学首选是农科，后来转哥伦比亚大学改学哲学；周作人是以学土木工程的名义被公派出国，但只是在立教大学读了一点儿古希腊语；徐志摩在美国读的是银行学和经济学，后转到英国剑桥大学学政治经济学；陈西滢在英国也是学政治经济学；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学医；郁达夫先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法政，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张资平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另一个创造社元老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造兵科”……再加上鲁迅的弃医从文，再加上还有许多虽然留学也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知识的“游学者”的投入，一部新文学史几乎就这么歪打正着地诞生了。这些留洋学生的专业与新文学本来没有什么内在关系，他们回国以后也没有考虑过确立自己的专业岗位赖以维生，或者说他们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很多人是仗着留学期间学了一点儿外语，积极从事文学翻译和文学写作——而这正是启蒙的文化运动的最佳武器，新文学就势发展起来，成为轰轰烈烈的启蒙文化的一部分。很显然，这样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趋势，背后一定有强大的价值取向在起着引导作用。我把这种以启蒙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广场意识。在《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中，我是这样描述的：“广场意识”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近似于摹仿伦敦海德公园的一种实验。他们幻想站在一个空旷无比的广场上，头顶湛蓝的天空，明朗的太阳，脚下匍匐着芸芸众生，仰着肮脏、愚昧的脸，惊讶地望着这些真理的偶像。他们向民众指出，哪里是光，哪里是火，从此世界上就有了光与火。假使真的存在这样的广场，作为价值转换的中介，它显然会使知识分子由民间通向一个新的南面而王的位置。从庙堂价值取向转型为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对于传统士人来说是艰难的，但转向广场价值取向并不难，在走向共和的大趋势下，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帝王师”转向“民众导师”的变身并不费力。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左右中国命运的主要力量的表现形态，向着“民众意志”（民主）转化，“民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谁掌握了民众舆论导向，谁代表了“民意”，谁就有力量；反之，谁背离民意，也会众叛亲离。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第一代知识分子及时抽身背弃庙堂而投向广场，领导民众舆论、普及民主与科学的新知识，破天荒地开创了一个在庙堂之外引领社会进步的新的空间。这一场华丽转身，在中国近代史上，就体现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杰出的领袖，是陈独秀。

二、广场上的歧路

我们把陈独秀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杰出代表，大约不会产生异议。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统治阶级的终身反对者，并且为之奉献出一生心血、满门忠烈。正如他在1933年国民党法庭上宣读的“辩诉状”所说的那样：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我之所以认为陈独秀的一生奋斗最能够诠释现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其一，陈独秀一生清贫，除了“民国初年”与柏文蔚的安徽督军府、二十年代初与陈炯明的广州省政府有过短暂合作以外，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地方政权下的政治活动，况且柏、陈之辈当时都是以“革命军人”的身份建设地方政权，但即使这样，陈独秀与他们的合作也非常有限。晚清到民国的历史性转变中，在传统文人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庞大人群里，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样彻底地拒绝庙堂。其二，陈独秀一生立意反抗，精神独立，他自我归纳的四个“反抗”，已经把体制反抗、政治反抗、思想反抗、对共产国际斯大林路线的反抗都涵盖在其中，做到了无所畏惧，不为某种势力左右而出卖灵魂，或背叛立场。其三，陈独秀早年考过秀才，国学底子深厚，尤其对文字研究颇有成就；在其事业最盛时期，担纲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新青年》，声誉如日中天，但是学术专业、教育事业都不能使他安身立命于民间岗位，他一生奋斗的价值志向，只在“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其四，陈独秀概述自己三十余年生涯，前半期站在知识分子方面即向大众启蒙，后半期转向为工农劳苦人民谋利益。在陈独秀的革命生涯里，“启蒙民众”和“领导革命”形成了自然联结的“改造中国”的奋斗目标。他的立场始终是在庙堂外的，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但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民众启蒙教育的目标。我想，如果要全面揭示现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价值取向，陈独秀的一生努力是最纯粹、最完美、最具有榜样性的典范。陈独秀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对五四时期一大批向往用激进主义手段来改造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着直接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条道路上的先驱者和践行者，还有李大钊、瞿秋白等一大批献出生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包括信仰其他社会理想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和民主人士……他们政治倾向不尽相同，所走的道路也多有分歧，但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价值取向都非常清楚，他们始终与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日伪政府划清界限，尽力使自己成为一种反抗、批判庙堂的力量；对于民众，他们始终站在启蒙教育的立场上，旨在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民主进步；他们为了生计也有自己的专业和工作岗位，但他们并不把自己的专业岗位视为一种独立的价值取向，而只是依附于他们毕生“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的理想实践。他们把改造中国的途径放在对庙堂的批判和改造之上。与陈独秀一起发起新文化运动，但政治态度要温和得多的是胡适。胡适的温和是因为他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庙堂型、广场型与岗位型混杂在一起，但广场型价值取向还是占主要地位的。胡适的一大贡献，就是他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看到民国政府无能力担当起新的中华庙堂的功能和责任，民众也麻木不仁，于是他提出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陈独秀赞成，可以看作是《新青年》在北大前期的基本言论方针。为什么说这是一大贡献？因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虽然他也看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而决心创办刊物，着力于思想觉悟的工作，但依他的本性是不可能回避现实政治、也不可能回避现实政治的冲突。胡适“规避政治”的主张保证了《新青年》顺利开展思想启蒙运动，包括推广白话文和提倡民主与科学，《新青年》虽然成为旧势力的眼中钉，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它仍然能够在批判旧文化的斗争中所向披靡。胡适的另一贡献是广场斗争始终不忘专业岗位的坚持，他是以新思想理论指导下整理国故的学术态度赢得北大学子的尊重，而不是耸人听闻的实验主义和写得并不好的白话诗。从五四初期的胡适的价值取向来看，他是自觉拒绝庙堂之路、坚持专业岗位、醉心于广场的思想启蒙和传播。他提倡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提倡白话诗、介绍西方短篇小说等，既是专业知识，又是思想启蒙，双重的价值取向使他暴得大名，几乎是打一枪开辟一个领域，弹弹无虚发，很快就建立起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权威形象。与章太炎一代知识分子相比，胡适属于全新的留学生一代。但是在广场上的留学生阵营中，英美背景与日俄背景的留学生人生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胡适不谈政治只是短暂时期的选择，没过几年，他就在《问题与主义》中小试牛刀，接着与丁文江等创办《努力周报》，开始大张旗鼓地参与议政了。议政本来是广场型知识分子的题中之义，胡适的议政坚持了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不断与当时的政权进行对话，在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政权以后，两者之间龃龉加剧，新月社一度也成为政权迫害的对象。胡适走的是一条与陈独秀截然不同的广场道路，陈独秀是庙堂的反对派和旧世界的掘墓人，胡适是实验者，他不断实验用和平方式来呼吁民主诉求、营造民主体制。胡适这个努力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抗战爆发，胡适出任民国政府驻美大使，为抗战外交奔走；1948年国民党召开“国大”，胡适不知就里答应参与总统竞选，结果自取其辱。1949年以后，胡适先去美国，后又回到台湾定居，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特立独行的精神始终是国民党政府的大忌，不断受到明里暗里的攻击，终以心力交瘁而死。胡适和他的学生傅斯年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另一类广场型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取向一直徘徊在广场与庙堂之间，“议政”“入阁”“组党”“办报”“言论”都是广场型知识分子表述政治主张的主要渠道，但是在没有民主空间的中国庙堂之侧，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俩先后猝死的悲剧，同样象征了现代知识分子由广场到庙堂的道路已经彻底断裂。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是通过推广白话文、提倡文学革命来扩大社会影响，获得社会承认的。陈独秀的思想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广场型价值取向，深刻地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的主流精神。青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弃医从文的例子，也是典型的广场意识。鲁迅的从事文艺，与起先打算从医一样，不是出于纯粹的专业意义——“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仍然有一个高于专业本身的目标，也就是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的精神传统，我称之为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它在文艺创作中强烈体现出一种大胆针砭现实、干预生活的热忱态度。这种文学的战斗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都熔铸出辉煌的广场型的战士人格。鲁迅是一面旗帜。鲁迅的生活轨迹与陈独秀有点儿相似，但又有明显不同。陈独秀始终是一个在广场上行动着的精神战士，他游走在几重不同境遇的广场上，直至背上革命的十字架，沉沦到底。而鲁迅曾经是一个享受平稳、富裕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工作，也算是侧身于庙堂；新文学运动初期他既有创作又有翻译，还在几个大学里兼职上课，有不菲的经济收入；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给予鲁迅真正的精神满足，随着他不断深入地参与到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与形形色色的社会阴影的龃龉中履行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他不得不在社会迫害中出走北京，南下投奔革命。然而，复杂的“革命”也没有能够让他安身立命，当他定居在上海时，庙堂的、岗位的价值取向都已经远离了他。晚年鲁迅成为一个在广场上呐喊与彷徨的精神战士，无所依傍，特立独行。现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价值取向就是这样体现出来的。鲁迅精神传承到第二代，其代表性人物是胡风。胡风也是一个广场上叱咤风云的精神战士。他也有自己的专业岗位：文艺评论家、文学编辑，前一个身份指他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中国文艺实际，有力推动新文学的深入发展；后者身份指他通过《七月》《希望》等出版物，把一大批文艺青年团结在鲁迅旗帜周围，成为抗战文艺中一股标志性的力量。但是在1949年以后，当冠盖满京华而斯人独憔悴之际，胡风无法安心于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而焦躁不安。我阅读《胡风家书》时，怎么也想不明白，胡风为什么就不能在上海或者北京接受一份普通的工作，先把工作岗位确立下来，把家庭生活安定下来，然后再争取在工作实践中做出成绩；然而不，胡风宁可独身待在北京，期盼着国家领导人的召见和约谈。后来他干脆举家搬到北京，又给中央写三十万言书来申诉自己的文艺主张，终于招来一场冤案。据《狱里狱外》里记载，当年贾植芳向亦师亦友的胡风建议翻译文学巨著以避开政治论争，胡风没有接受。这里分明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起作用。胡风的价值取向始终是广场型的，同时还夹杂着几丝对庙堂的期待，却没有民间岗位的自觉。而贾植芳是在进入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当教授以后慢慢接受了民间岗位的价值观的。之前的贾植芳也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广场型知识分子，否则他就不可能与胡风成为肝胆相照一生的朋友。《狱里狱外》记载了贾植芳与当买办的伯父的对话。他伯父经商致富，广置家产，见侄儿的生活道路坎坷，就劝他回家来继承家业做个商人，不要在外穷折腾。贾植芳回答：“伯父，你出钱培养我读书，就是让我活得像个人样，有自己独立的追求。如果我要当个做买卖的商人，就是不念书跟着你学，也能做这些事，那书不是白念了吗？”于是，贾植芳拒绝了伯父为他安排的前程，顽固不化地朝着新的灾难走去……这个故事，如果不从价值取向上分析，很难弄清他们两代人对话的真正含义。贾植芳拒绝伯父的建议，不是对商人经商行为表示鄙视。在回忆录里，贾植芳也记载了他曾经迫于生计做过买卖，更何况他和哥哥贾芝长时期的生活、读书和出国留学，都是由商人伯父提供经济资助；这段话的关键词在于：读书、独立、追求，这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中国传统意义上是农商社会，务农经商是中国士人进出庙堂以外的主要生活形式，没有什么可鄙视的。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开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世界性视域，让他们具备了超越一般务农经商做官人生模式的价值取向。贾植芳的这段话说出了那么一层意思：商人伯父出钱培养两个侄儿读书，让他们在新式教育中接受了新文化精神，让他们明白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和作用，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伯父所期望的原来的生活模式中去了。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独立于传统观念的追求。至于追求什么，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贾植芳的哥哥贾芝原先是孔德学院学生，接受法国式的教育，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象征派诗人，因为与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恋爱结婚，受其影响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后来成为我们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导干部；贾植芳则因为参加社会运动和学潮，几次被捕入狱，在战争中从军抗日，在前线创作了大量小说和报告文学，成为一个受到胡风赏识的七月派作家。这对山西农村地主家庭出身的亲兄弟都属于二十世纪第三代知识分子，他们是迎着五四晨曦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观洋溢着青春的、广场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1949年以后，贾芝从广场走向了新庙堂；而贾植芳因胡风案的牵连，再一次受到迫害，走进监狱。晚年的贾植芳则在大学教席上重新树立起民间岗位的新取向。也许可以这么说，陈独秀、胡适、鲁迅到胡风再到贾植芳，是五四新文化发展道路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他们共同用坎坷的生命歧路构建起现代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地兴起及其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相得益彰。广场意识在五四运动中找到了典范性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普及了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也使这种价值取向高度凝聚起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传统。

三、从鲁迅到巴金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政治家表现的广场意识与鲁迅、胡风、贾植芳等文学家的广场意识，既为同源，还是有所不同。我除了指他们各自奋斗的领域不同，更是指价值取向的表现形态不同。政治家的广场意识比较简单，因为广场启蒙民众的指向是反抗、改造、更新国家权力。从实质上说，广场与庙堂虽然表面上呈现出对峙的激烈势态，两者之间仍然是具有同构性的，广场可能强化而不是消解庙堂的权威性。尤其是在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的环境里，腥风血雨下，追求民主的广场很容易被暴力摧毁：陈独秀沉沦，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牺牲，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用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事业。中国革命最终转向武装斗争，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新的庙堂。——这已经超出了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实践范围，中国革命中心不得不从启蒙的广场转移到农村，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革命的主力从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朝着觉醒了的工农大众转移，知识分子在政治层面上建立起来的广场型价值取向在实践中已经失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政治领域里，知识分子试图恢复广场价值取向的各种努力，命运的悲催也是一样。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下述的一系列事实：新文化运动建立起来的声势浩大的广场革命，经过“三一八”惨案、“四一二”大屠杀以后，二度发生分化。第一次分化是知识分子的主力纷纷南下，投入了国民革命；第二次分化是“革命”幻想再度破灭，新旧军阀原来是一丘之貉。大屠杀下，革命主力转移战场，主要形态为农村土地革命；而踯躅广场上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人坚持践行自己的价值取向（主要是转向民主运动的人士）以外，也有一部分人投向国民党建立的新庙堂（如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更多的人则转向民间社会，继续在专业的岗位上履行知识分子的使命（如陈望道、李达、陈启修、施存统等）。五四运动中最负盛名的学生领袖之一匡互生，他信仰无政府主义，有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其后半生致力于民间办学，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和伦理理想，在知识分子的岗位上熔铸了完美的人格。但是要指出的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之一的广场意识，并没有因为政治高压而瓦解，相反，它成功地与新文学运动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文学的层面上凝聚成现代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理想的精神力量。以鲁迅为旗帜的现实战斗精神非但没有被摧毁、削弱，反而得到更广泛的普及。（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带动了更广泛的文化领域，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依然充满活力，继续着反抗国民党政权的斗争）。究其原因，文学家的广场意识要比政治家的广场意识复杂得多。文学家的价值取向不是以广场斗争为唯一的标志。文学家有自己的专业身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评论家、翻译家、杂志编辑、记者等等，从事写作是文学家的主要工作方式，这与作为政治家的广场型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方式——诸如宣传政治主张、演讲鼓动民众、办报批评社会、组建政党、入阁参政等等，很不一样。晚清到民初，文学写作本来是属于一种民间社会的产业，它与都市文化市场联系在一起，慢慢被掺入了知识分子的宣传意识、参政意识和批判意识，才形成兼蓄并包的专业价值。作家们的政治意识是其多元价值的一元，并不是唯一。文学艺术的三大功能：认识、教育和审美，认识功能追求“真”，作家要对形形色色遮蔽真相的现象进行批判；教育功能追求“善”，作家要对人性中“恶”的因素给以揭露，只有“至真”与“至善”两种境界在创作中都得到充分彰显，“至美”境界才能够完整呈现出来。所以，批判功能，尤其是对社会现实与人性之恶的批判，是文学艺术的题中之义。一个作家，自觉为知识分子，他的写作本身就包含了批判意识，即批判权力、批判社会、批判民众陋习、以求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很难说这是越界现象。正因为新文学的价值取向是两者兼而得之：既有政治批判功能，又有艺术审美功能，有时候两者同时起着作用，有时候又会各自发挥作用，所以文学艺术包蕴极其丰富的内涵。鲁迅怀着启蒙的理想，作出弃医从文的人生选择是对的，医学的专业价值取向只有一种，就是治病救人，没有、也不应掺杂对病人好恶的主观情绪；但文学艺术则不同，它与其他人文领域一样，在真善美原则上有人性底线和主观态度。作家既要创造美好而完整的艺术境界，但他所呈现的艺术完美性，又无法排除主观情绪，包括爱憎好恶的主体感情。从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到1927年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五四新文化的广场之路越走越狭隘。随着李大钊被绞杀、邵飘萍林白水被公开杀戮、稍后的史量才、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以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屠杀（包括左联五烈士），连小心翼翼的新月书店都遭封杀，就靠着权力者的杀杀杀、禁禁禁，现代知识分子在广场上苦苦追求的政治民主之路几乎被摧毁殆尽。然而，惟独文学艺术以及人文知识分子专业如思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异常活跃，左翼文化在三十年代发展得如火如荼、旺盛高扬。如鲁迅所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战斗精神在文学艺术领域得以充分展示，就是因为其价值取向是双重混合的：进一步就是广场上的斗争，左翼文艺运动就是文化领域的“广场”，鲁迅为其盟主和精神领袖；退一步还有民间岗位为支撑，作家们借助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中大量活跃着的出版社、书店、杂志、影院、舞台、学校等等，用优秀的文艺创作履行新文学的使命。广场与岗位，构成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双重标准。还是以鲁迅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新文学价值取向的特殊性。众所周知，鲁迅选择从文事业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启蒙目的，旨在改造民众麻木的精神状态。鲁迅为启蒙而写作的目的，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不谋而合，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也是不谋而合。所以，鲁迅的文学事业里，不仅他参与的许多社会活动和社会批判体现了强烈的广场意识，而且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也产生了强烈的广场效应：《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传统“吃人”实质的批判，《阿Q正传》对国民的“沉默的魂灵”的揭露和挖掘，《野草》对于绝望的反抗，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鲁迅犀利的思想批判是通过完美的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的。新文学读者从鲁迅塑造的优秀艺术典型（狂人、阿Q、祥林嫂等等）中吸取思想的力量，而不是从教条的思想说教中获得启发。鲁迅用现代汉语所创造的思想力量与艺术力量的完美结合，成为白话文学的高标。文学写作是一种专业岗位，鲁迅的创作显然高于晚清民初流行的通俗小说，也要高于同时代的一般白话小说和抒情散文，他的创作不但具有饱满的思想艺术（文学创作所必需的标准），也具有启蒙教育等广场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效应（超越文学本身的要求，达到精神的新高度）。我们很难界定鲁迅的文学创作具体哪一部分是广场启蒙还是文学审美，它是通过整体的艺术审美，综合产生教化与审美双重作用的。因此，我们把鲁迅的专业岗位设定为文学创作，那么鲁迅通过他的专业岗位，依然在发挥包含广场意识在内的文学作用。换句话说，鲁迅不仅仅在社会责任和专业精神两个方面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二元的目标，而且他在自己的专业岗位领域，也完成了自我超越，达到了一种集双重标准为一体的标杆性的高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会重点谈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所呈现的三种价值取向，是同时对现实中的人们发生作用的。虽然有的代表了传统士大夫阶级的价值观，有的是来自西方的、充满战斗性的价值观，也有的是标志着未来知识分子正常生活形态的价值观，然而发生在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三种价值取向是不分时间先后混淆在一起，同时在产生社会效应的。从晚清到五四的时期，广场意识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精神传统，正是广场意识的直接的承载体。当时的文人群体中，既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那样的坚定不移的知识分子政治实践者，也有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把广场意识与庙堂意识结合起来的尝试者，更多的是体现为鲁迅、胡风等，以及更广泛的先锋作家、左翼作家在实践中发挥的现实战斗精神，他们的实践行为是把广场意识与专业岗位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活动与专业岗位的双重领域里，努力达到对社会进步事业的关注和参与。纵观鲁迅一生的价值追求，广场意识始终是他主要的取向，他的政治追求都具有鲜明的广场型知识分子的特点。但是鲁迅不像陈独秀李大钊那样直接投入政治运动和政党活动，而是通过他最擅长也是最有力的专业岗位：文学写作。他的一生的政治欲望和理想追求，都是严格坚守在文学的岗位上。最典型的例子：1930年5月7日，当时的中共领袖李立三约鲁迅谈话，希望鲁迅发表一个拥护中共政治主张的宣言，被鲁迅拒绝了。李立三不久因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而下台，他的错误受到清算。一般学者认为这是鲁迅对中共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警惕。其实鲁迅未必对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了解得那么清楚，也未必是专对李立三的路线采取不合作态度，如果结合鲁迅对政党的一贯的疏离态度（包括鲁迅在留日时期对光复会、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等），鲁迅是不会直接介入政治领域斗争的。这是因为在鲁迅的意识里，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始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鲁迅一生中，广场意识发挥着强烈作用，但每当遇到人生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总是会受到岗位意识的制约，被迅速拉回到知识分子的专业岗位。我们再来分析另一位新文学重要作家巴金的价值取向。巴金属于五四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巴金不是鲁迅精神复制的模板，而是鲁迅精神价值在以后复杂得多的社会环境下的实践者和传承者。正如本章节标题所设：“从鲁迅到巴金”——我关注的是“到”，即“抵达”的过程：鲁迅的精神是如何影响到巴金，又如何在巴金的文学实践中体现出来。巴金早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直接投入社会运动。1927年他去法国留学，仍然是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参与到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翻译和写作大量关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报告文学与理论作品。1929年初巴金回国，首先向文坛奉献出他创作的中篇小说《灭亡》，这是一本描述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当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下，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消失，昔日的无政府主义上层人士都投靠了新的庙堂；而大部分年轻的信仰者追随匡互生先生转入民间社会，在南方数省（主要是福建和广东）从事教育、实业和农场，设立了自己的民间岗位，在局部的社会改革中践行理想。巴金则选择了用文学写作宣传他的政治理想和对社会旧势力的批判。从价值取向上看，巴金是一个广场型知识分子，他是通过文学写作这一种形式来表达政治情绪。这就是他经常表述的创作动机：“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青的心就会枯死。”很显然，文学创作并不是他的价值取向，而是一种宣泄感情的工具。他其实非常不满意自己的选择，多次发出“灵魂的呼号”，抱怨自己言行不一致，并多次表示要尽快结束写作生活，投入到实际的社会工作中去。直到1935年，他的有同样信仰的朋友吴朗西夫妇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被邀担任总编辑，通过出版工作实践自己理想。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巴金才真正确定了岗位意识，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十多年，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丛书和社会科学书籍，既实践了自己的理想，为文学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也逐渐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完成了《秋》《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现实主义作品。更重要的是，巴金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期间有幸结识鲁迅，从此成为晚年鲁迅身边的亲密合作者，也是受鲁迅亲炙的“文学新生代”的杰出代表。2005年10月17日巴金逝世。我曾连续写过三篇同题系列短文，来讨论“从鲁迅到巴金”这个命题。在我看来，巴金在创作上继承了鲁迅深刻批判国民性的先锋精神，他的早期创作弥散着来自《工人绥惠略夫》《灰色马》等虚无主义和绝望战斗的精神，与鲁迅的《狂人日记》《药》等作品里传递出来的信息一脉相承。巴金投入创作的上海三十年代，新文学的文化市场已经成熟，先锋文学经过现代城市媒体的包装、宣传而成为畅销书，新文学的先锋精神一方面有所减弱，另一方面却又为数量众多的读者所接受，产生了更为普及的广场效应。巴金的《家》正是利用了现代传媒形式（报刊连载），使“礼教吃人”这一先锋概念得到更普遍地传播。从五四先锋文学诞生到三十年代新文学获得“大众”、占领读者市场的发展轨迹中，巴金的贡献不可忽视。但巴金自己并不认同这样的价值，倒是在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中，他才找到了广场以外的另一个岗位。这与鲁迅在另一层面的影响不无关系。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孤军奋战的独行侠，他在反抗黑暗环境的一生中，总是在寻找社会上最有活力也最激进的革命力量作为自己的同盟军。他早年参与光复会的反清活动、中年加盟《新青年》、后来南下参加国民革命、担纲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尽管他本人的前卫思想已经超越了那些革命团体，但他仍然愿意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担负起战斗责任。在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周扬等人发生激烈冲突，左联也濒于解散（不久真的解散了）的时候，他敏锐地发现了他的身边正活跃着一批值得信任的文学青年。这批青年中有胡风、聂绀弩、萧军、萧红、叶紫等左翼青年作家，有来自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和吴朗西，有帮助他编辑《译文》的黄源，有先编《自由谈》后编《中流》的黎烈文，有良友图书公司的文学编辑的赵家璧，有编辑《作家》杂志的孟十还等等。他们年纪相仿，政治态度也相仿，对黑暗环境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他们从各地流浪到上海，聚集在一起，自觉追随鲁迅先生。他们身上没有一般流浪型知识人群的毛病，如浪漫成性、不负责任、偏激好斗、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热衷窝里斗等等，而是对文学事业充满信心，认真向上，真诚待人，对鲁迅先生满怀着敬意，愿为先生做任何事情。我把这批青年作家和媒体人称为当时的“文学新生代”，其中最有活动能量和凝聚力的是胡风和巴金。鲁迅去世后，自诩懂鲁讯、以鲁迅传人自居的人很多，但真正能在抗战烽火中坚持、弘扬鲁迅精神的，主要也是这批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萧军、胡风与巴金为最。胡风作为文学理论家和编辑，在《七月》《希望》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才华卓越的文学青年，构建起著名的“七月派”文学；巴金则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支撑起抗战后中国文学事业的“半边江山”。鲁迅与巴金直接交往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从鲁迅到巴金，其间明显存在着精神上和价值上的传承关系。巴金一生行为主要受到广场意识的价值鼓舞，包括他早年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反对国民党政权、拒绝参与庙堂的行为，也包括1949年以后他在新的政权下转向，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各种政治活动，以及晚年写作《随想录》，其内在驱动力都与广场型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如我在前面说过，广场型价值取向与庙堂型价值取向具有某种同构性，一是表现在广场意识始终把对旧庙堂的批判作为思想出发点，二是表现在广场意识也包含了对新庙堂建设的理想。这两方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中都表现得很充分。相比一般的左翼知识分子，巴金似乎应该对西方国家形态及其本质的理解更加深刻一点，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早期苏维埃的实践也有更多的了解，但是他在中年以后的政治生活中也清楚地显现出这种同构性的制约力量。晚年的巴金在主观上试图从“广场—庙堂”的同构中脱身出来，回到知识分子的专业岗位，他希望自己能像沈从文一样，在民间的专业岗位上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他在晚年为自己设定了许多写作计划，有翻译世界名著和创作长篇小说，包括以他的夫人萧珊为主人公原型的小说，但结果都没有完成，唯独成就了一部思想批判性的随笔集、五卷《随想录》。这部著作的意义，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对历史特殊时期惨痛教训的深层次反思，它还包括了对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全过程的参与与思考，探索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环境中可能担当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可能性；同时，这部著作还深深植入了作家关于个人信仰的深层次的思考与忏悔。巴金晚年的价值取向里，依然能看到作家以五四新文化精神传统为主导，践行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广场型价值取向。这一点，直到巴金的生命最后时刻，也依然如此。

刊于《文艺争鸣》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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