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个说法从何而来，有何依据？

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语道出地理和人文环境对人的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自古幅员辽阔，自然区域差异明显，不同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也相去甚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人群形成了显著的才能和性格特征，而有一些人又通过自身作为推动着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最为典型的，应当是秦汉时期的“山东（关西）”和“山西（关东）”。当然，彼时的“山东”“山西”并非此时的山东省和山西省，而是指崤山以东地区、崤山以西地区，又因函谷关在附近，所以又称“关西”和“关东”。在秦汉时期，这两个地区具有明显的人才分布特征，班固曾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中总结道：“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范晔也在《后汉书·虞诩传》中写道“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也即是说，“山东”一代，出现丞相比较多，而“山西”，出现的将帅则很多。这似乎是基于客观事实的规律总结，但其实是反映了不同区域背景下所形成的的人才地理分布格局。如果弄清楚当时“山东”和“山西”的具体环境，便可见此种说法的合理性，或者说这种现象的必然性。

“山东”和“山西”以一条山脉和一个关隘为界，两者之间大山中裂、绝壁千仞、有路如槽、深险如函，自西周以来便是沟通关东和关中的门户，乃兵家必争之地。而秦汉时期，直至隋唐，国家的政治中心始终在东西京之间，“关东”和“关西”紧密围绕，自然而然成为了各路人才聚集之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山西”地处农耕民族与西北游牧部族交错分布的地区，战事频繁、民风剽悍，为了防备游牧民族的南下及应付民族冲突，当地人民形成了勇武善战、崇尚武力的民族性格，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培育良将的沃土。秦汉时期，除开籍贯不明者，“山西”将军数量都远超“山东”，后世所熟知的王翦、蒙恬、蒙武、霍去病、霍光、赵信等人皆来自“山西”。

而与“山西”相对的“山东”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是当时农业发达的地区，农业发展促进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因此“山东”地区学术的交流和发展得到了极好的条件，成为了秦汉时期的文化中心，这种情况下，“山东”读书之风盛行，文才灿若星河，出现很多丞相也就不足为奇了。据统计，西汉46位丞相中，“山东”独占32人而“山西”仅有9人，东汉165位丞相，“山东”111人，“山西”仅39人，其差异之大可见一斑。当然，环境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更不能决定一群人的成就，但也不能否认环境对于人才培养和人类发展具有不可磨灭之作用。前面提到了地理和人文环境对于“山东”“山西”两地出现显著人才格局的影响，此外，政治因素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被秦朝“尚武”风气影响的“山西”众所周知，秦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功利轻伦理，并且极其推崇法家理论，秦国大力发展军事，就必须要培养秦人的尚武精神，公元前365年，商鞅变法中，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军功的政策，规定不管地位高低，只要立有军功，便可封官加爵，这些政策的推行，极大程度上激励了秦人好战、乐战的情绪，一度造成了“民闻战而相贺”、“民之见战如饿狼见肉”的社会现象，而“山西”一代战争频繁，更调动了当地人参与战争的积极性。秦人的“尚武”风俗一直延续至汉朝，虽然在汉朝，统治者一心想整顿蛮夷，大力发展“山西”农业，一度实现了农业大发展的局面，但在汉末，西部匈奴犯境，又有羌人叛乱，随着汉羌战争加剧，“山西”一代，游牧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与羌人长期的战争中，也就再次产生了一批善战的军事人才。“山西出将”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讲学风气带动“山东”的文化发展早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官方垄断的教育开始下移，私学之风渐盛，而兴办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正是来自“山东”的孔子。孔子的教学活动不仅时间长，而且培养的弟子有成就的也较多。史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在有名有姓有成就的77人中，籍贯为今山东的有55人，河南的有7人，河北的有6人，陕西的有3人，山西的有2人，江苏的有1人。可见,在他所教授的学生中，在“山东”的居多，因此，当时“山东”一代也因为孔子讲学以及其弟子的传播，文化得到了极好的发展基础。

到了汉代，“山东”地区的私学教育依然发达，在已经出土的山东汉墓画像石中，有一幅“讲经图”，画像正面有一方形高堂，三面回廊，上面坐着一个老师，招手作讲学状，对面有一个人双手捧牍，侧耳恭听，堂前还有十三位弟子手里捧着简牍，环着围坐。山东其它地区及河南等地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画像石，而这些地方大部分处于秦汉时期的“山东”地区。除了讲学之风的带动，汉代所推行的选举制度也极大的激励了读书人学而仕的理想，统治者们向士子大开利禄之门，读书学经成了仕途的敲门砖，当时民间更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的俗语，可见当时社会对于读书学经的倚重，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当时“山东”一代，人们的生活极其富足。

所以，山东农业发达，经济发展迅速，广大人民群众不愁物质生活，自然就需要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这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上有朝廷仕禄激励，下有社会风气推动，也就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山东出相”的现象。当然，“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并未贯穿各个朝代，秦汉时期，因为政治中心在二者之间，此现象的出现具备很重要的基本条件，而自宋朝起，受统治重心和经济中心移动等影响，这个显著的人才地理分布格局便不复以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