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概论

读书号2023-05-10 12:36:260阅

本篇论文旨在探讨秦汉帝制的建构和演变对中国政治史的影响，以揭示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对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回顾秦汉帝制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根源与特点，并为未来政治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同时，本研究也将探讨秦汉之间以及汉朝中的政治变革和文化传承，阐述其对于中国政治史的分水岭作用。

秦王朝的兴起及其国家制度特点

秦朝代的兴起标志着自公元前770年周朝建立以来数百年来华夏之地的诸侯割据局面得到结束，统一了中国大陆的政治和文化。以下是秦王朝的国家制度特点：

中央集权：秦朝实行中央集权，通过各项制度掌握了对全国的最高权力。秦始皇将诸侯国土并入了秦国，统一了全国的土地，并设立三省六部，明确了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职责。实行法家思想：秦朝采用“法家”思想，规范了社会各个方面的行为举止，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度。同时，为影响各级官员，秦朝还建立了专门的不同标准的城墙。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货币、度量衡和文字，这导致商品交换更加方便和广泛，促进了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公务员制度和奖励制度：秦朝建立了官职制度，实行量化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为其统治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障。

总体来说，秦王朝在国家制度方面的创新和领先地位为中国历史上后来的朝代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对于中国历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传统王朝的衰落和法家思想在秦朝中的应用

传统王朝指的是商、周等中国古代王朝，这些王朝在其衰落时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矛盾。例如老百姓生活贫困、地方割据严重以及官僚腐败等。法家思想在秦朝中的应用主要针对传统王朝在治理和维持国家稳定方面的短板进行改善，具体表现如下：

强化皇权：法家学派认为，得天下者为天子，天子就是最高的权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了皇权的扩大和强化，打破了地方势力对当地社会的控制。规范司法体系：法家学派倡导以刑为主，刑罚严酷，威慑犯罪。秦朝设立吏署、廷尉等专门机构，加强对治安环境的管理和保障。同时以“禁酒令”、“焚书坑儒”等方式规范了社会道德风尚，促进了教育文化的普及。推行基于功劳体现的分田制度：秦朝实行根据郡县行政区域划分土地，以及“均田制”为基础的分田制，优化了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增加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总之，法家思想在秦朝中成功应用，对建立更加强大、有效、稳定的国家体系，继而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皇帝”称号的使用和秦朝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皇帝”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秦朝的“始皇帝”嬴政时期。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者往往使用'王'或'天子'等尊称，并没有'皇帝'这个专属称号。下面是秦朝对统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强调君权神授：秦朝通过法家思想强调国家权益高于诸侯，郡县制度实行后设立三公九卿，使君主集中了极为强有力的统治权力。这样的政治体制赋予了秦王朝的政治和认知标志——“皇帝”这一称号背后特殊的权威。彰显天命和王族血脉的重要性：秦朝把自己视为“天命之人”，即认为自己是传承夏、商、周礼教文化的正统继承, 接着秦始皇封禅山开辟，并加强观念上对皇家宗谱及其纪念坊的梳理和彰显，以此来表明自己身份的特殊性和崇高性；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秦朝的皇帝制度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一发展并向更大范围延伸（即朝觐国家）的基础，有效地实现了对公共秩序、文化和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管辖和规范。形成独特的政治文化: 皇帝制度的引入使中国王朝中的“中央集权”体系与巴比伦、古埃及等其他文明相比，形成了更加兼容多元、民族和谐的高度文明。

南北分裂对于刘邦帝制的挑战

南北分裂指的是西汉初年期间，刘邦和项羽的争霸战争中北方诸侯对抗南方大型封建割据局面。南方由吴楚等一众小国组成，享有优越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军事准备以及天然的屏障打造出强势的民族团体。

南北分裂对刘邦帝制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考验：

挑战统一国家的构想：南方的封建势力比较强大，而刘邦掌握着的实力仍然相对较弱，因此，刘邦面临保持国家完整和统一的巨大压力和挑战。浴血重修明光殿：南方在淝水之战等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此背景下，刘邦不得不通过狡黠智谋来维护他的地位，最著名的就是“浴血重修明光殿”，让人民感受到刘邦所具有的权力与威望的不可动摇性；打击分裂势力并加强巩固：刘邦采用明确的政策来打击和削弱南方的分裂势力。他以温和主义融合南北，对南方“轻徭薄赋、爵位等级制”，减少他们的负担并激发他们的忠诚。

在此背景下，刘邦经过长时间努力，终于巩固了自己的帝制地位，并建立了西汉王朝，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稳定。

初始帝制的局限性以及社会动荡对帝制巩固的作用

初始帝制是指中国历史上的西汉初年，最早的中央集权帝制统治形态。虽然初始帝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并走向繁荣与稳定，但它自身也存在着以下几个局限性：

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农业生产能力的不足使得经济发展难以跟上社会需求的增长，导致大批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频发。行政管理过程中的腐败和贪污等问题比较严重，对此，孝武帝采用了改革措施，加强了监管机构的职能和内外部交流、协作等。權貴專政嚴重：一些豪門強國通过昏庸的皇帝及貪污弊政積累了龐大的財富，并滥用这种权力進行利益趋吉避凶，最终对封建帝制稳固造成了动摇。

同时，在初始帝制时期，中国社会仍存在着某些阻碍其巩固和稳定的因素：

社会动荡导致了经济衰退和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况。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持续不断的纠纷和互相排挤仍然存在，最终限制了皇帝的掌权能力和实践效果。

因此，初始帝制在进步与困难并存的探索中度过，虽然经历了一些困难和挣扎，但其在公正官僚体系、有效监管和合理分配等方面积累了经验，并为中国封建帝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高祖临朝为政的“三公九卿”

高祖是指中国历史上西汉的刘邦。为了保证国家的运转，他采用了“三公九卿”的制度来监督和管理各级官员。

“三公”是指太尉、中尉和少尉。太尉通常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大将军，担任最高军事领导人。中尉则负责内务和官僚管理，少尉主管礼仪和文化教育等方面。

“九卿”则是在官方重要职位上的九个部门名称，分别是郎中令、尚书令、御史大夫、卫尉、谷永、執金吾、左右丞相、少府、光禄勋，其中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职责和职权，以确保政府行政的有效性和顺畅。

这一制度体现了统治者对官员的科学分类和有效分工的要求，也突显了中国古代的集权和中央集权制度。但是，在后期西汉王朝的发展中，官僚和地方武装势力的成长和强大化，局限了这一制度和高祖临朝为政的掌权。

文景中兴的士族势力和吸收外族人才

文景中兴是西汉时期的重要时期，也是能臣李斯、韩非子等一批杰出人才相继涌现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士族势力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主流的思想和观念，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的地位逐渐下滑。

另一方面，汉朝政权承认，并广泛吸收外部人才。在武帝时期，派遣了郑吉先后五次赴南越求学，招纳了楚辞大师屈原孙子、百里奚、阳虚子、李夫人等四名著名学者进入官府工作，以及举行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

此外，武帝采用量身定做的方式为外界的新阶层提供平步青云的价值机会，促进社会流动并提高国家的管理水平和实践效果。

因此，在文景中兴时期，汉朝政府对于士族和外部人才的使用均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文化底蕴，又有所创新和适应，从而为西汉的长久稳定奠定了基础。

世袭制的确立的调整

世袭制是指在个人生命期内，其在家族内部已经拥有的爵位和财产可以传给其子孙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这一制度主要体现在封建王朝中。

在汉朝早期，各地方势力较为强大，政治稳定性差，皇帝为了限制地方权力与组织制衡，实行“分封制”来削减地方对中央的领导，这一过程形成了诸侯割据、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具体实践中，世袭制也随之开始不断发扬光大。在武帝时期，世袭制已成为基本政策，并在以后走向理论化和制度化。

然而，这一措施引起了当时的政治精英和文化人士的强烈反感。理由是会损害中央政府的体面和尊严，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班禄制度的仪式感。最终，武帝实施“折节之法”，即暂停三年的薪水，以表明自己的反腐决心，并推动官员效率提升，但其影响仍不可忽视。

新莽政权对帝制制度改革的尝试和影响

新莽政权是汉朝后期的一个短暂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的尝试之一。在其统治下，曾经进行了许多措施来扭转当时国家内外的问题，其中帝制制度改革是重要一环。

新莽通过对帝制的修改和完善，试图建立一个更为科学和适应当时社会背景的制度。具体而言：

更新王室的血统。新莽对皇族的血缘关系进行调整，并宣称自己是“沃、田、舜氏”的后代。这样改变了汉朝旧的王室血统，使新莽皇帝通过血脉合法地继承了先前的顶尖统治地位。强化中央集权。新莽废除了旧有仙人观念，打破了各地方势力的影响力，强化中央集权。他们通过对赋税和征兵制的更新及边境国防的寻常布置来加固中央对国家的监控和掌控。完善义务教育。在新莽时期，修建学校以提高民众素质成为一个关键任务。他们将贪赃枉法公开示众，并削减豪门贵族的童子教育，大规模实行义务教育并成立民间学院。

然而，新莽政权存在许多问题，在短期内遭到了强大的反对而瓦解。虽然其改革措施对后续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基本上这些因素却在新朝灭亡之后也被推翻或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