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中唯一的一次重视学习，也与“超”有关。1959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北京市教育局召开1960届全体同学誓师大会，要求高考成绩超福建，争第一（20世纪50年代高考状元往往是福建、上海轮流，北京老是位居第三）。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届毕业生一律住校。当然住了校，也不能停止政治运动，学习课程依然没保障。只是同学之间，接触多了，班上又有两三位专爱打小报告的，互相扯皮反而增多了。用那时同学的话说给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正面交锋的机会”，于是辩论会、帮助会自然也成了家常便饭。学校为了争取好成绩费了很大劲，可是到了高考录取的时候，考分根本不作数了，完全看政审（家庭、“政治表现”）。审卷的只用四个图章：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图章一盖，完事大吉。1960年，全国高中毕业生20万人，那年扩招（大跃进中新建了许多大学，多是中专戴帽升级），招23万人，许多没考大学的（如高中留校生），社会青年、初中毕业生以同等学力考的，都有大学上，可是偏偏有许多优秀毕业生却名落孙山。
顾惟乔是我们这届同学中的佼佼者，他以青年人的热情适应着时代的颠簸，仿佛是个时代的弄潮儿，自由而优美地徜徉在波峰波谷之间。
好强的、积极的顾惟乔
“野驴”的绰号，尚不足以传达顾惟乔的壮实、奔放、狂野，在我的心目中似乎世间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干、不能干的。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一米八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发达的三角肌。当时的班主席、现在我的社科院同事闵家胤曾这样描写他“强壮的体格，发达的肌肉，黝黑的皮肤，油亮油亮的小分头，明朗的面孔发着红润，明亮的双目总射出愉快的光芒，是班上‘五大激动’的第二名”，“他是一点就着的火炮，是喷气式飞机。这是一个典型的急性子，兼有胆汁质和多血质的特点。这是个坚强的青年。曾从游泳池十米高的跳台上跳下。有一次跳高，他发誓要跳过一点四米”，为此练到掌灯时分，终于一跃而过。
闵家胤写得很真实，但没有解释顾惟乔为什么那么执著跳高？这有性格的原因，更有时代和感情的因素。前面说的“劳卫制”中的项目就有跳高，顾惟乔在班上是积极分子，一切以集体为重（这也是当时学校的口号），什么都要领先，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滑稽的“五红”达标活动中，他不能拖班级的后腿。更重要的他暗恋着一班的女同学（我们是五班，我们那届四班、五班、六班是男生班），那位女生跳高是东城区中学生运动会女子跳高第一名，大约这是最强的动力。那时，高中生的早恋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班有两三个好学生都因为这个问题落马。要强的顾惟乔有了暗恋这点情愫后，尽管许多同学都看出来了，而且也看出了他对自己感情的压抑。一个急性子人，憋得不得了，便剃光了头（那时爱美的男青年没有留光头的，除非头上有皮肤病）。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悲哀。
他是一个真正的青年：天性热情，有广泛的爱好，做飞机模型，练习游泳，搞盐酸厂，军训，组织大家练射击，学俄文，唱歌，吹口琴，组织接力队，练足球，参加象征性长跑，挖土方……不管干什么，他都是用整个身心去投入。虽然有时他也会忧伤，但是，他总让我们感受到他是这一群欢乐的青年人中最快乐的一个。在那轰轰烈烈又似乎热气腾腾的时代，他如鱼得水，与时代，与他接触到的一切都处得很好。那时校方已经在学生中搞秘密分类排队，我不知道顾惟乔在校方秘密档案中排在何等的位置上，但从我们的感觉中他是老师、校方倚重的对象。
而我似乎与顾惟乔正好相反。从感情上我就不喜欢那种大轰大嗡的氛围，更耐不住翻来覆去地颠簸，我会呕吐。我不喜欢耗费时间、永无休止地运动、开会，厌听“假大空”那一套，我觉得那很像表演，大家说一些谁也不相信的空话。我也不喜欢为了通过“三级运动员”或“三级裁判”去摔几场跤（等级运动员中，最少死标准的是摔跤，只要摔够了若干场就可定三级，田径就有确定的标准）或死背田径裁判规则，我觉得这很可笑。我只爱跑图书馆读书，读几本能够点燃好奇心的书。这种想法是大悖时运的，因此在校方眼中我就是落后分子。我也有自知之明，不混迹于积极分子之中。
博学的顾惟乔
我与顾惟乔属于两极式的人物，交往不多，甚至连说话都不多，如果现在他仍然在世，是否还能记得我都成问题。然而我很佩服他博学，50年前他给我们讲解的知识我至今不忘。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二年1月31日美国也发射了一颗，晚了四个月。苏联的83公斤，而美国的才8.2公斤，美国显然落后苏联，而且招致一片嘲笑声，它不仅证明着“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也使得“卫星”这个词迅速走红整个中国大地，那时一切真的或假的成绩一概谥之以“放卫星”。连到十三陵劳动的大肚汉一口气吃了12个馒头都称作“放卫星”。
但“放卫星”毕竟是陌生词，大多数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下乡劳动时，有个老乡说：“老说‘放卫星’，我不懂什么叫‘放卫星’，现在知道了，敢情就是连夜干活，不让睡觉。”老乡是文盲，他这样理解大家只是一笑，我们这些高中生如果这样说肯定是政治问题了，于是班上普及有关卫星和宇宙航行的知识。顾惟乔以他的博学担任主讲。
我还记得50年前，顾惟乔讲课的样子。他镇定地站在玻璃黑板前，憨厚地笑着，露出缺了一小角的门牙。从太阳系、恒星、行星、卫星讲起，再讲人造卫星和人类在宇宙科学方面的进展。讲人类对日月星辰的认识，讲“盖天说”“浑天说”。联系“放卫星”，他又讲了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及其功能，讲苏联宇航为什么比美国先进？他说，苏联发射卫星的火箭燃料是易燃金属的合成物，而美国还是用固态氢和固态氧这样陈旧的燃料，两者热值不能同日而语（后来我与专门研究火箭的人士谈起，他们说顾惟乔的话不全对），因此苏联火箭的推进力量要比美国强大多了。他畅想着21世纪的后宇宙航行，那时一定登上月球，飞出太阳系，找到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顾惟乔也做航模，喜欢舰船，懂得许多航海知识。有一年暑假，海军与北京联合搞夏令营，东城区分到了几个名额，六十五中只有他一人参加。十多天之后，又黑又壮的顾惟乔回来了，他给我们讲军舰上的感受，讲海风、海魂衫（那时赵丹演的《海魂》中的海上情景很使青年学生向往），讲刘公岛上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和大清国海军的腐败。
悲惨的顾惟乔
1960年高考发榜推迟了近一个月，8月底才接到通知。一看通知，绝大部分同学傻了眼。六十五中是一类学校（当时虽没有这个说法，但社会却有此看法），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能上理想的学校，有的甚至没有能上大学。我们班学习不错的刘建华，四班的遇罗克都被淘汰了。这就是我上面说的，那次考试不是考卷做主，而是四颗图章当家。发榜后没见过顾惟乔，只是听说他被“师专”或“化工学院”录取了，很不开心。我想这可能与他那段力图克制“暗恋”有关。他报的是清华，因为朝思暮想的人在高考之前就被清华录取了。有人说因为她是特长生（跳高运动员），有人说因为她父亲是某部部长。后来又听说，顾惟乔那股倔劲儿又来了，没有去上学，准备第二年再考。1961年进入困难时期，阶级路线松了一些（“文革”批判说是“资产阶级路线回潮”），顾惟乔如愿以偿，上了清华。老同学见面聊起来都为他庆幸。
我上大学后，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慢慢地顾惟乔就从我头脑里淡出了。1976年7月26日，我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判有期徒刑13年。8月到北京第一监狱服刑，9月毛主席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此时监狱的劳改工厂没原料，没活干。监狱管理人员让我帮着弄弄狱中一个小报——《劳改通讯》。没事时，我翻看小报，突然发现了顾惟乔的名字，令我大吃一惊。怎么他也进了监狱？是不是重名了？
我向老狱友打听，他们说顾惟乔是清华大学的，原在五中队（这个中队都是技术工种）的。高高大大的个子，魁梧的身材，闷头干活不爱说话。我一想就是野驴。我试着问，“他刑满出狱了吧？”“对方答，他死了”。我惊呆了。在我心中，死，这个字怎么也不能与顾惟乔联系起来的。那位在一监待了近20年的老犯人说：“是死了。1966年，‘文革’初期，顾惟乔爸爸在台湾（又使我一惊，当时同学中无人知道），因参加运动，被批斗，受不了了，联络了几个人想偷越国境，不料被抓，以投敌叛国罪被判10年。因为他会多种技术，留在五中队。后来又与同监的几个人策划逃跑，被发现，加刑2年。”听他这一简介，我从内心认定这就是“野驴”，那股执拗劲儿，进监狱而不改。“怎么死的？”“加刑2年后，他安定下来了，搞了几项技术革新，又减了2年。改回10年。去年他母亲病了，癌症，临终时，监狱还让他回家一趟，探视母亲。他母亲是公安医院的护士长。他妈去世后，顾惟乔很难过。不久，也发现有癌症，治疗无效就去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此就消失了。
近来，因为写作，常常回忆起我那一段监狱生活，此时都不免联想到北京六十五中我那两位没走出监狱的老同学，遇罗克与顾惟乔。很奇怪，我们三个都是1960届的。这一届是有点怪。
读书生活的转折点
回首自己这60多年的生活，除了被迫卷入政治运动，被搞成“老运动员”，从而有了种种可笑可悲离奇的遭遇之外就是读书了。如果删除了政治运动，我的一生可能就是读书，对于读书之外的事情，是兴趣不大的。我一生读书生活可分三段，转折点有二，第一个转折点在1980年，第二个在2002年。
第一个转折点使我摆脱了长期的对书需求的饥渴状态，进入了温饱和小康。1980年这一年，五月份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做编辑工作，六月一日，从农村调到北京。从此可以堂堂正正借书、看书、买书，拥有书籍，不会再有人指摘，不再有人说三道四。读书这个爱好与我的职业、工作结合了起来。在我实现我的读书的嗜好的同时，也是在为社会做奉献，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虽然不是头脑中有念想的书，我都能看到了，但至少摆脱了既往读书生活中的恐惧心态和极度渴求。用时髦的话说就是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吧。不过我想读书的最佳状态就是“小康”吧，不可能有什么“大同”。“小康”说明需求和供给之间还有点差距，保留点张力；而“大同”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读什么，书则不胫而至，求和供两者毫无张力，这样，人没有“寤寐思服”的追求乐趣。像皇帝一样“要啥有啥”，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我在读书问题上自幼患有“饥渴”和“恐惧”两症。前者由于家贫，后者由于环境，因为我正赶上1957年以来读书被视为接近犯罪的时代。
先说“饥渴”。读书是我人生的唯一的嗜好和乐趣，读书习惯的养成是由于家庭贫寒造成的。儿童少年直到青年许多娱乐活动是需要钱的，而读书只要有点小钱就能解决了。比如，我上高小和初中时喜欢武侠小说，那时琉璃厂、虎坊桥、西单商场都有租借武侠小说的书铺，100元（旧币，相当新币1分，购买力相当现币3角）租一本，押金2000元，可以看48个小时。如果读书的喜好不加节制的话，一天可以看三本，可是就我的经济能力来看，一天最多能租一本，常常有“人可以食，鲜可以饱”的感觉。上初中后，情况有缓解。我上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这个中学是老校，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建校。有个很好、藏书很多的图书馆（一般高校都不能与之相比）。不过我们学生一次只能借两本书，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图书馆没有武侠小说，但藏书多种多样，我又天生好奇，爱读各种各样的书籍，于是开始了杂食生活。那时除了读当时一般中学生都读的《安徒生童话》《敏豪生奇游记》《高康大》《克雷洛夫寓言》和苏联侦探小说、苏俄小说外，开始喜欢唐诗宋词、先秦诸子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