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3个学生每人都可以写篇纪实小说，他们各有各的冤屈和独特个性。这些人的遭遇往往不是单纯的悲剧，反动学生的故事往往是喜剧与悲剧的交织，是奇异与荒诞的组合。其中有的人是敢于向当时的主流政治挑战，公开投书广播电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过这是极少数，不过一二人而已；大多数只是因为时逢困难时期，人们缺少安全感与幸福感，二三好友之间难免有些牢骚，于是便被剥夺了安全与幸福；更多的是书呆子，特别是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接触了一些马列主义原著，再一认真，则不为时论所容；也有一些是农村来的学生（包括中国第一个土族大学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目睹了农村的惨状，于是便对大力宣传的“大好形势”不能适应，如在下面犯点自由主义，就难免背离了主流舆论；还有不少人的“罪行”更是匪夷所思，竟有因为“崇拜关公”，说“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的笑话，甚至因为要请假结婚，与系里行政人员发生矛盾便被划为反动学生的。中央关于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是将反动学生定性为“极右分子”的，而许多学校却找了这么多不够尺码的分子以敷衍塞责，这起码是不严肃的。因此，这场悲剧中自然就有了其荒诞的一面。
高教局为了管理反动学生，从反动学生多的学校抽取了三四个下放干部组成管理组。最初，可能是为了照顾反动学生的面子，称之为“工作组”，“四清”后期“文革”前夕改叫“管理组”。
反动学生以北京大学出的最多，三届之中近十人；其次是中国科技大学有六七人；其他学校则一至四人不等。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专、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外贸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北京电力学院、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建筑材料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等等。在北京著名的大学之中只有清华大学没有反动学生，为什么如此，有两种说法。一说清华大学校长是蒋南翔，他身为高教部长，得风气之先，知道中央要搞反动学生，便极迅速把清理思想搞完，待中央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下来，清华已经把学生都分配走了；另一种说法是，清华也有反动学生，只是他们没有把学生送到南口或其他什么地方，而是在本校自我消化。80年代初，听胡德平说北京大学也还有一些反动学生没有送到南口，留在校内消化。
劳动与改造
要较为全面地反映南口反动学生长达五年的劳动、改造、生活与心态，那是一本书也写不完的。因为这五年是极不平静的，先是“四清”，后是“文革”。其中有管理组整反动学生，也有反动学生之间互相整（这多是管理组提倡的），还有农场职工整反动学生。另外，职工与管理组之间也有矛盾，甚至也有互相揭发与攻击的时候。总之，各种矛盾斗争搅在一起，在整反动学生时却是一致的。因为反动学生是最弱者，整这些人是毫无风险的，而且多少年来，许多人已经从“在指挥刀的保护下，一路骂开去”中，尝到了甜头，既能释放身心所遗留的兽性，又能表现自己“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和“革命”的豪情，何乐而不为呢？人家整处于弱势地位的自己，自己再整比自己更弱的别人。
反动学生已经是处于农场的最下层了，但反动学生认为自己比“四类分子”和“右派分子”要高一些；而且，反动学生之中还分为积极分子与消极分子，接受改造的与反改造的。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便产生了位差，人都要爬到高处以储积能量，从而得到好一点的结果。这就要以能出卖良心，揭发与打击他人（当然，做这些时都要赋予一些美名，如“划清界限”、“大义灭亲”之类），做为升高等级的代价。更有一些人以整不敢反抗的弱者为乐事，表演与发扬着我们几千年来的“光荣传统”。如果说社会上的人们表演这些时，还遵循着“背靠背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的操作方式，“反动学生”之间则更残酷一些，都是“面对面的揭发，面对面的批判”，有时还不免要动手。这更是充满着血与泪的，不仅承受者受到了皮肉之苦，那些敢于出手的“积极分子”现在恐怕想到这些问题时，也不免要自责。这些往往不是笔墨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文革”前一两年的改造生活虽然也是丧失尊严和令人屈辱的，但是还没有公开侮辱“反动学生”人格和殴打武斗“反动学生”的现象。1979年初，当我为平反“反动学生”案奔走时，找到当时北京市体委主任魏明先生（60年代，他是高教局长）。魏先生曾对我说：“那时把你们定为‘反动学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高教局对你们的改造还是执行政策的。”虽然高教局也参与市委大学部对毕业生的思想清理，他们主持“反动学生”的管理工作和在整“反动学生”时也没有手软，然而他们整人尚有章法，不像文化大革命中乱整一气；整人也以整人的思想为主，生活上的限制虽然有，然而不算太多，不搞武斗，给“反动学生”还多少留点儿面子。因此，魏先生说的基本上符合事实。
可是到了1966年5月以后情况大变，北京市高教局自顾不暇，管理组怕自乱阵脚，便不断地向“反动学生”宣布新的管理措施（例如不许回家、外出请假，不许单独活动等）。6月之后更是全面紧张了，连每个星期仅有的一天休息也取消了。到了“红八月”，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每天都传来那个分场有谁被打死的消息，特别是二分场（就是我们劳改的农场）。“坏分子”周福立被打死的消息给我们震动很大。周是1965年底搞“四清”时划的“坏分子”（似乎其主要罪状就是解放前当过“伪军”），“红八月”批斗“五类分子”，重点“批斗”了他。先是用棍棒做“触及灵魂”的批判；半死以后，把他扔到一个土坑里。“革命职工”（多是初、高中毕业生）又捉了数百个“杨剌子”（其学名为“毒刺蛾”）洒到坑中，连伤带蜇，当天晚上就死了。
8月中旬，在“反动学生管理组”的陪同下，二分场革命职工的代表带着为“反动学生”制作的牌子到学生宿舍，勒令每个“反动学生”都要带表示自己身份的牌子。于是，“反动学生”上工、吃饭全都离不开这块牌子了。每块牌子的底色是白色的，上用墨笔书写“反动学生某某某”，有六个学生还加上“反改造”三字，以示政策差别。这件事给“反动学生”很大刺激，由于高教局和管理组常挂在口头的，说不把“反动学生”看做“敌人”，对这些人是“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挂了牌子后大家绝望了。“反动学生”中有个印尼归国华侨，叫谢炳强，是林学院的1964届毕业生。有一次我们俩人一起干活，他悄悄地很严肃地对我说：“要留好这个牌子，要留给后人看。我要带出国去给我的家人看。”这个牌子只带了一个月，9月24日摘的，让每个人都挂在自己床头，以示不忘。听说老谢把它收到自己箱子里了。
实际上给“反动学生”刺激最大的是8月26日全场革命职工对“反动学生”的批斗。这天下午收工后不让吃饭，把学生集中到院子里，先是念了一篇大批判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就好像灰尘，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既然反动的东西都要“打”，那么打“反动学生”自然在情理之中。此时管理组也没忘了乘此机会教育这些“反动学生”们说：这是二分场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职工“造”你们的“反”，对你们进行教育（当时我很奇怪，现在也没弄清楚，“反动学生”已经在社会最底层了，任何人都可以训斥他们，哪怕这个人是弱智或精神病患者。
对“反动学生”只要“打”“压”就可以了，何以用“反”呢？似乎对在上位者才需要“反”，如果对“造反”分类的话，这也许是最安全的“造反”）。于是，我们开始被“造反”和接受“教育”：全体“反动学生”游场和接受斗争。在两边围观的职工一人拿着一根棍子乱打从中经过的“反动学生”，当时站的是三行，我在中间只是脊背上挨了一棒子，没有受伤，头脑还很清醒，只听得零乱而急促的脚步声，声嘶力竭的革命口号声，棍棒敲击声交织成为一片，还听到断断续续的极细微的呻吟声和液体滴到地上的“滴答”声（后来知道这是一些人的血流到了地上）……批斗完之后，回到屋里我才发现有一些同学被打得鲜血横流，他们多是头和脸被打破了。余绍怀（中国科技大学的）、尚育森（北京地质学院的）、路广义（北京化工学院的）和羿蜀华被打得最重。
前三人是“反改造反动学生”，比普通“反动学生”又低一等，羿是女学生，“革命职工”可能认为殴打女学生更有趣一些（这是否可用弗洛伊德的学说解释呢）。尚育森后来在谈起此事时说：当时我真想和他们拼了，反正也是一死。值得庆幸的是，幸亏他没有以死相拼。我听一个职工说，当时分场民兵已经做好了准备，准备借此消灭“反动学生”。他们隐藏在一个屋子里。只要我们一有反抗动作，他们便会跳出来把“反动学生”全部杀光。这是他们早与管理组商量好的，其罪名是“反动学生”要暴动。当时条件下“格杀勿论”是革命小将常常挂在口头的豪言壮语，这决不是一句空话，北京城郊地区在“红八月”里就演出了许多令人目瞪口呆的惨剧（如“大辛庄事件”）。即使被公安局抓走，也会作为“阶级报复”罪，受到严厉处理。晚上，管理组给大家开了一个会，要“反动学生”从这次批斗中认识文化大革命，认识自己，并且触及灵魂，改造自己。还让每个人写一篇思想汇报，要大家从内心承认这场批斗的正确。
劳动，而且极其繁重的劳动是“反动学生”面对的另外一个难题。“反动学生”除了个别人外大多是二十三四岁刚毕业的没有任何社会阅历和劳动经验的青年，可是在被划为“反动学生”后，不仅被视作老奸巨猾的反动分子，而且被当做战天斗地的主要劳动力。南口本来是卵石遍地的荒滩，很少有土。没有土如何务农呢？1958年大跃进时下放干部和劳改的“右派分子”冒着酷暑严寒在这里的卵石地挖坑，把石头筛出来，把其他地方的土填进去，然后种上树，开发为果园，可见开创者的艰难。到1965年才有部分果园挂果，我们到这里的主要劳动是将1958年、1959年种下果树的石坑再扩大，当地称之为“扩坑换土”。
有时看《北京人在纽约》一类写海外留学生“苦斗”的作品时，往往令我们这些有过劳动改造经验的人们不禁哑然失笑。刷刷盘子、擦擦地板也叫“苦”吗？这些与南口农场的劳动强度和艰苦是无法同日而语的。南口是北京的风口，又是河滩鹅卵石地，冬天奇寒，夏天极热。我们所在的二分场的职工绝大部分是六一届至六四届北京初、高中毕业生。他们娇小力弱，于是农场中苦活累活大多由“四类”分子和反动学生来干。“四类”又太老，另外，他们改造多年，有一本“改造经”，懂得怎么“悠着干”。而这些大学生虽蒙冠以“极右”，实际上是十分天真幼稚的（当时，我只有22岁，算比较小的，但最小还有18岁的），不知深浅，又要争取好的结果，在干活时能够使出百分之一百二十分的气力。我们干得较多的是筛石子，这个活的定量是两立方石子、一个立方的豆石、米粒石。这三方石子就有一万多斤，要筛出这些石子至少要筛十五立方的砂石，合五六万斤。这些定量的活由两个人干，我们要把这五六万斤砂石从筛砂坑中抬到地面约百米以外的地方，来回二百米。如果按三百斤一筐算，六万斤二百筐，要走四万米，合八十里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