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感谢李（济之）先生把今天就职典礼的仪式简单化，更感谢政府允许我不须经过正式的就职典礼，只作几分钟的讲话，代表了我正式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
“中央研究院”有三十年的历史，这三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们的心血造成的。创办本院的第一任院长是我们的校长蔡孑民先生，辅助他的是杨杏佛先生。蔡先生逝世后，继任的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朱骝先先生。在杨杏佛先生之后，担任本院总干事的有丁文江先生、萨本栋先生、周鸿经先生等。他们把一生最重要的时期，——把全部的精力贡献给“中央研究院”，甚至牺牲性命。朱先生更苦心维持了“中央研究院”十八年。我对“中央研究院”有亲切的关系，不仅我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也因为“中央研究院”是我许多朋友的心血结晶。
去年十一月，朱先生以健康关系辞职，“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了三个院长候选人，呈请“总统”核定。“总统”没有征询我的同意，便任命我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我患肺炎，发高烧到［华氏］一百零三度半。十一月三日（纽约时间），我病刚好了一星期，得到这个消息，即向政府恳辞，极力推荐李济之先生担任。李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有多年的历史关系，比我年轻，年富力强，在学术上也有贡献。李先生一再谦让；政府也没有体恤我在病中，要我把病养好了回来。
朱先生又写了紧急信给我，说院长没有人接替，院士会议不能再耽搁了，——这是选举四十六年［度］的［新］院士十五人，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增加生力军。这个会议的召开，必须有人主持。我乃请政府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长，替本院负责作重要的决定，让我可以安心养病，等病好了一定回来。政府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去年十二月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长。李先生今年一月十一日就职。就职之前，李先生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说：“病好了一定回来。”李先生又问：“阳历四月是不是可以回来？”我说：“可以回来。”因此，也就决定了召开院士会议的日期。院士会议的筹备工作，早就办好了的，为了院长的接替而耽误到今天。
我这次回来，我的两位医生是不答应的，我不听劝告而回来了。我就是没有政府的任命，因为许多老朋友把一生几十年最宝贵的光阴贡献给了“中央研究院”，甚至把性命也送在这里，我对“中央研究院”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今天我要藉这个机会谢谢朱先生、李先生。以后希望在朱先生、李先生指导之下，在许多同人帮助之下，尽我的力量使“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有所成就。
我已经六十七岁了，照西洋的看法已过了六十六岁。学术界有个普遍的规矩，年满六十五岁的学者退休之后，可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把研究工作让生力军补上。我已过了退休年龄一年有半，应该退休，享受我退休的权利，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著书，写文章。但在这个时候，“国家”艰难，而时代已进入原子能科学时代，“国家’需要科学，“国家”需要学术基础，而我们应为“国家”建立学术科学研究的基础，何况我们对“中央研究院”三十年来都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各研究所所长，各位研究院同人同我一致向这个目标前进。
我的病还没有好，一两个月后还须出国治疗，还有我在国外八个年头的“烂摊子”，也要收拾收拾，那时还要请李先生替我负责几个月，等我病好，便把家眷接回来，把破书搬回来。在这一两个月中，我很希望和朱先生、李先生以及各所同人谈谈在新时代新需要的状况下，“中央研究院”有些什么可以帮“国家”的忙？在发展科学研究、建立学术基础方面，我们能替“国家”担任些什么？四年前的三月间，我曾来南港看过，——是坐手推的“台车”，撑着雨伞。那时“中央研究院”的地基才建好，路也没有，真是筚路蓝缕。四年后的今天，已是全部建设完成。大家可以安心的做研究工作，我觉得很高兴。这足以代表“中央研究院”进步的新气象，也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努力。
庆祝我六十五岁的论文集，我今天是第二次得到了这本书。我六十五岁生日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书，赵元任先生等赠送过我这样的一本书，不过那是象征性的，内容是空白。
谢谢各位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