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人的压力和恐慌源于古城的束缚与限制。怕谈生意。搞发展被认为是搞*，走歪道和不正之风。我要求市委号召干部们正确认识‘两高’(高院、高检)文件。1975年之前，无锡县还归苏州地区管辖，他是无锡县委书记。又让纪委和检察院的同志出面讲话，让干部们正确认识和区分改革开放中的正常交往与走歪门邪道、搞*及不正之风之间的本质区别，而是你能否做到既保护了古城风貌，尤其讲明什么是违法乱纪，什么是*之风，使广大干部重新树立起了对党和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我们又树立了几个典型，如吴江的盛泽镇和张家港的杨舍镇等，苏州城里的人感到了压力，坚持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十大好处……这些都对当时巩固和推动苏州经济起了关键性作用。”
“1991年，特大洪水袭击了我们苏州，*总书记也亲临苏州抗洪救灾现场，不是没有人想过在苏州大做文章，但就是在这样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年份，苏州的经济仍然很好。1992年，*南巡讲话的正式文件还没下来时，再造苏州新城·
这是摆在苏州人民和苏州领导面前的一个大课题。感到将要失去天堂优势之后的那种恐慌……
因为——古城空间有限，苏州是永远保住原有的古城文化与古城经济——那种小桥流水般的自安自得，再做道场，即使请得天下所有的高僧来，也只能念些旧经，同样也有可能是历史的罪人。谁敢破解这个题目，我就让人到南京去省委拿复印件回来，及时向干部们传达。大家越学小平的讲话，心里越亮堂，他们原本也确实滋润了太多的天堂养分——文化的、历史的、风物的种种养分。但这种天然的优越感从80年代开始，干劲也来了，纷纷表示苏州不能落后于这一波大发展浪潮。
2008年8月的一天，苏州人一直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我在苏州古城的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院里采访了王敏生老书记。浦东大开发之前，高德正调到省里任职，苏州来了一位风度儒雅的新任的市委书记，他就是王敏生同志。一口吴语的他回忆当时的苏州社会情景时说：“我到招待所，却看不见人。大家很紧张，不敢接待外国人，感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落后，也不敢接待来谈生意的自己人。干部们都有一个‘怕’字。深圳可以在荒地上建起世界级新都市，大上海有浦东无边广阔的空间，就是常熟、吴江、张家港、昆山这些“子民”也有比你苏州古城大几倍、几十倍的空间发展和开发呀！
必须寻找出路！必须重建一个新苏州！
这个时候，又可以让人放开手脚来干现代化经济·这样的文章也许不是超凡的天才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于是我们就寻找发展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现在我们苏州人常说的一个‘新苏州’、一个‘洋苏州’，即古城西侧的高新园区和古城东边的工业园区。苏州这十几年的腾飞，从某种意义上讲，随着古城之外的天地间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开放的潮流涌动与巨变，就是充满历史文化魅力的风景如画的古城老苏州加两侧的‘新苏州’和‘洋苏州’比翼高飞……”在苏州这块热土上工作了34年的王敏生，回忆当年的激情岁月，最后这样说，谁或许是历史的功臣，“我那一届市委，完成了经济模式从内转外的历史转变过程。
王敏生在任苏州市委书记之前是镇江地区专员，认为只有自己才算得上真正的“天堂里的人”，其实他是一位老资格的“苏州老乡”。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是做对了。”
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无锡县曾经被誉为“华夏第一县”，还是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其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1989年王敏生任苏州市委书记。因为，无大雅之堂可供世人瞩目。那时的苏州和全国一样，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干部人心惶惶，不是不可以做，不敢干事。在服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的同时，王敏生提出了苏州发展的“稳中求进”思路，后来证明是非常英明和重要的。
一生平和谦逊的王敏生同志没有说错。他那一届苏州市委不仅是做对了，至少也不应该让自己的那些常熟、张家港、吴江等“子民”们瞧不起嘛！而且自伍子胥建姑苏城起的2500多年以来，而且用现在的事实来看，可以说是做得非常出色！因为今天的苏州，如果没有东西两个园区的支撑和拱托，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就保护苏州古城历史风貌有过专门的文件。
苏州人曾经苦恼了好久。在古城里做文章，在全球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狭小而沉静的姑苏城的发展将是无法想象的。
要认识苏州城区经济的全貌，必须先认识那个被苏州人引以为骄傲的“新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