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仙根说，他所在的娄葑镇，在上世纪70年代初苏州地委提出的“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要求下，初步形成乡镇企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之后在1976年至1978年间，在过去的“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基础上，向城市工业协作配套加工方向拓展。这个阶段，像常熟、张家港、吴县的社队企业总产值均超过了1亿元，而且还出现了几个超1000万元的乡镇。当然，后来发展的速度就更不用说了，“亿元乡”、“亿元村”在苏州大地上到处都是，也就不稀奇了。
“1979年至1983年，苏州地区的乡镇企业又出现了一个发展高潮。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精神鼓舞下，苏州地区领导带领我们冷静思考、科学分析，探索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后，一方面充分利用有利的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同城市大工业的横向联合；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调整整顿，在改革分配制度和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功夫，使得下面越干越起劲。当时的娄葑镇就是利用与苏州市区近的有利条件，采取与一些大企业联合加工和生产产品的方式，获得了社队企业的高速发展。
‘块头’越来越大了，百姓得到了实惠，干部出去的面子也大了，加上苏州市的领导以各种方式不停地宣传我们几个典型，把我们放在一个竞赛的平台上，每年进行一次评比，这种方法很管用。我们苏州人讲究面子，大伙儿放在一起，谁发展快，谁达到了什么指标，到头来一公布：干在前面的，又光荣又自豪；落在后面的，摩拳擦掌，暗下决心，来年一定要赶上去。我们当时就是这个情况。我当镇党委书记，被评上了苏州市里的先进。全市三级干部大会上领导一表扬，上台领了奖状，挂了红花，心里热乎乎的。可回头一看，身边还有那么多先进比自己干得好，会议没散就赶紧向家里布置新的战斗任务和发展思路。那真叫热火朝天，你追我赶！”
很显然，在蓬勃发展、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中，苏州市的干部们有着诸多超人的领导艺术才能，其中之一就是他们不轻易否定任何一种有益于发展的特色探索，并在“百花齐放”、“万马奔腾”中善于寻找、捕捉和总结那些对特殊与个别、全局与局部经济发展有指导意义的典型经验。秦振华、顾仙根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示范作用和表率作用，使得那些跟在他们后面的乡镇社队学有方向、干有目标、你追我赶、争先为荣。
在这一时期，苏州市委、市政府还做了一件对促进乡镇企业异常重要的工作，拿学者们的话说，就是“政府推动力”。乡镇企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在*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在其他世界经济史和经济学中同样找不到。西方经济崇尚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就创立了一种观点，即市场经济机制是一只“看不见”而无法抗拒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导着市场经济，并认为这是推动经济的全部动力和内因。西方世界对这一经济形态特别迷信并常常以此攻击20世纪崛起的另一种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相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纯粹的政府主导下的一种经济形态。它在斯大林时期获得了空前的超越于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但后来这种经济形态证明也有其内在的致命缺陷，因而最终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中国同样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计划经济岁月，只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纠正和调整了这种单一性经济体制，从而避免了像苏联一样的噩运。
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乡镇企业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纠正和调整计划经济的那种僵化、单一和命令式的经济形态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从苏州最初的乡镇企业的诞生方式可以看出，华西式的“关起门来办厂”，其实最早的动力不是为了完成一种什么样的经济方式，而是农民们想改变自己的贫苦面貌而不得不想出的土办法。那时他们办乡镇企业或社队企业完全是一种无意识下的生存需要，也可以理解为“工业自由革命主义”，生产什么，卖什么，卖给谁，既无政府导向，企业本身又并不清楚，而是纯粹看需求来决定生产什么，办什么厂子而已。这个阶段同自由市场主义差不多，这个阶段的乡镇企业或社队企业的发展靠的基本上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如果市场上有人要我生产的东西，要的人多，我的企业就可能成功了，反之就死掉。这一阶段的苏州乡镇企业有相当一部分获得了迅速发展，原因是“*”时期和“*”之后的中国市场特别是百姓的日用品太稀缺了，几乎到了要什么没什么的地步，因而苏州社队企业生产的东西大多数是从小五金、到家具农具和油盐酱醋及衣着帽鞋等等生活日用品。“聪明”和“细工”是这一时期苏州乡镇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并获得广阔市场的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