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狗崽子搞资本主义肯定是罪加一等。一天，革命领导小组来了一群人把他的家特别是门前那个制作黄泥哨的家什搅了个翻天，最后留下一句话：你要是洱于，就准备再在批、卜大会上下跪吧！黄昌根心想，下跪的日子太多了，我又不是没跪过，汜要让我瞅着五块钱一天的生意白白闲过去，哪怕是难了。这不，不让狗崽子干了，可左邻右舍的老百姓们闲不住呀。捏黄泥哨的活儿大伙都学会了，可没有人会做那模具。于是东家出五块钱请黄昌根做一个。西家又出五块钱请黄昌根再做一个模具，哈，黄昌根乐死了：不到半小时做一个模具赚五块钱，比向己上街买小哨子还来钱呀！黄昌根真是因祸得福着实赚了一大笔当然，邻居们也没有少赚。这是1966年至1970年之间的事。黄昌根那时正少年，脑子聪明好使，费到卖泥哨子的人多了，他便翻着花样卖老鼠药。两分钱一包的磷化锌，经他一加工药性不改价值即变成了两元，升值100倍。那时正值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杀老鼠和斗地富反坏右同是农村斗争的重点，黄昌根因此常常一天就能赚得四十几元钱，而当时一般工人月的工资也才三四十元，用黄昌根自己的话说，老鼠药简直让我对老鼠都有了感情！
黄昌根自己也不会想到，义乌今天出现令世人都瞩目的庞大市场，正是当初有了像他这样一批依靠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又不断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与可能，做着一样又一样小而实用的百姓、实用品，才慢慢形成与构筑起了现在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根基和它的商业定位。光阴如箭，岁月如梭。义乌人还清楚地记着二十年前的稠城街斗，时常有一批极为惧怕被抓却又始终抓而不走的地摊小贩们，整天串东街走西巷别小看了这些人，在义乌人眼甩，这些提着竹篮或者仅拿着一块破布满城跑、满街摆摊的游击商们，无论是在昨天还是今天，他们都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因为正是这些街头游击商的吆喝声，才唤醒了千千万万曾经只会在异乡和偏远地方去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手，同时也给管理这片土地的那些父母官们以清醒的重新认识。
第代的义乌市场经商者都还记得这样一幕；手巧的黄昌根在大街1：正向来回走过的行人演试着他用肥皂重新加工制作的一种新型油渍洗涤剂。用了几十年固体型肥皂的百姓，对黄昌根发明的用液体状洗涤剂去污特别是去普通肥皂去不掉的油溃，极感神奇。因此每当他在大街上吆喝售卖这些东西时，总能吸引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而正是这种非正常的街头行为，使得黄昌根―次又一次的被早先的造反派和后来的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人员抓起来批斗。黄昌根呢，好像就根本不把这种批斗当回事，似乎自己这样的地主狗崽子不被批斗才不正常呢。
生活的无奈和有利可图的诱惑，使他无法不上街兜售他自制的手艺制成品和连同他的聪明与智慧。那时商品乏源的义乌街头众多行人呢，又特别喜欢黄昌根这些人手中的既便宜又花样新的小商品。因而除廿三里外，义乌县城街头便从此不断开始出现像黄昌根一样的小商小贩，他们最初是各干各的游击式的兜售，后来是自发式成群结队地满街吆喝，再后来便是占地为市，设棚摆摊。那是老城的新华书店门口来往的人多，黄昌根等最早吃螃蟹的小商贩们就集中在那儿叫卖，后来他们觉得挤在大街上影响过路行容易被有关部门取缔，这时正好对面有块火烧房基空着，于是到了那儿。不多日子，做买卖和来买货的人越来越多了，黄昌根他们就把小摊延伸到了北门街的两侧人行道。
义乌城内的这条叫北门街的小街从此失去了它的宁静，而整个县城乃至县城外的所有1105平方公里的义乌大地也失去了宁静。神州大地的改革春风和本土上涌动的叫卖声，此时正剧烈地撞击着千万个行程途中的拨浪鼓手，他们从自己的亲友口中知道了家乡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着每一个细微变化。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单一地依靠传统的货郎担去从事鸡毛换糖了！义乌农民们心底里企盼的自我革命的时刻到了！
而此时，一个重要人物也将天降大任似的来到了义乌。
他便是谢高华同志。冯爱倩的一席抨击，打开了这位党的书记的心扉。
义乌人的一场新的为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由此开始……
1988年10月底，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团行十多人应邀赴义乌参加由国家国内贸易部和浙江省联合在此举行的98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我们老中青三代作家都第一次到义乌，一切都感到新鲜，一切都感到惊喜。虽说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走南闯北的文人墨客，啥世面没见过？但我们却真的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市场，而且是在一个显然远离开放地区的小小的县级城市。历经中国农民几次革命运动的《李双双》作者、老作家李准先生本来身体有病，一到义乌却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兴致勃勃地游览市场。著名诗人李瑛先生更是诗兴大发，长吟农民兄弟赶天路……由于我在义乌逗留的时间比其他人长，所以许多当时我们作家们惊愕的事我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比如在开幕式那天义乌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踩街游行，这样的街头大活动在京城首都也是久违了。当时我们作家代表团中就有人惊叹地想弄清义乌市政府为了举办这样隆重而热烈的场面而花费了多少财力物力。后来我才知道，整个踩街活动及其所展示给来自四面八方宾客的儿十个方队的彩车等，义乌政府有关部门除了组织外，几乎没有花费任何钱财。
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则向我透露了另一个有趣的信息：考虑到整个活动时间，计划中的方队出场是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控制而确定的。但后来活动布置时则令组委会的同志大为伤脑筋，因为政府原考虑为了节约经费，便对参加踩街方队的要求作了原则上的规定，即采取各单位、各企业自愿报名、自筹资金的做法。这条一公布可不要紧，却使具体办事的组委会办事人员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最初一呰日子，报名参加踩街的单位和企业成百个，后来我们作了一定限制，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比如一个彩车方队，早先我们怕因为经费比较大而弄不起来。可事实上消息一出去后，想参加彩车方队的最多。有影响、有实力的单位和企业就不用说了，光个人或以家庭出面的就多得让我们来不及应付接待。大伙都这么说：只要让我参加，儿万几十万的钱是小意思！听了市政府的同志介绍，我手中的笔忍不住有些颤抖，心想义乌人也不知咋回事，做鸡毛换糖这样一分一厘的小本抠门生意是他们，像踩街这样过市一回扔下几万几十万元钱不眨一下眼的也是他们。说真的我有些弄不懂。后来宣传部长朱连芳解开了我心头疑虑，他说富裕了的义乌人现在最想做的是希望能向社会作回报，因此像参与博览会这样很有面子上的事，谁都愿意干。
是啊，人们追求巨大物质利益的最终目的，不就图个过上更加自由自在的幸福日子和心情舒坦的精神境界嘛！
人所具有的巨大的贪婪性与博大的施舍性，总常常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上。对曾经是非常贫穷的中国农民来说，追求基本的生存和富有从来是惟一的也是最终的目标，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几千年来一直为之奋斗过，然而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过。今天的九亿中国农民中，虽然很多人在新政策下得到了基本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大部分人仍然处在非富裕阶段。义乌人则不然，他们已经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一切，已经由贫穷过渡到了小康，又从小康迈向富有……而这正是中国农民最梦想实现的王国。
中国农民梦想的王国是个什么样呢？是有田地？不，他们现在已经都有了。是有饭吃？不，他们也已有了。是有钱花？有很多钱花？是的，富有的第一阶段就是物质上的满足，而物质上的满足，也是中国共产党承诺为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做好的头等重要的事。
实现农村的富裕生活，在我们的传统埋论和概念中似乎只有靠土地一条出路。当然这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不能千篇一律。义乌是个人多地少田又薄的地方，人口密度比全国平均密度高出四倍多。义乌人既继续了祖先的从商传统，又适应了新历史条件下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开创了个农民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在今天，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不仅已被从商的经营荇首肯为华夏第一市，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外国实业家们也一致承认它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然而在我看来，义乌市场的有形世界纵然令我们中国人自豪和扬眉吐气，但我更看重义乌人创造的一个滨纷多彩的无形世界，这就是义乌人在建立大市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创经验与不懈追求精神。它的存在，远比一种指标、一幅蓝图要宝贵得多。
义乌人创造的无形资产早已开始发生魔力。不是吗？看一看它与周围地区已经拉开的距离，看一看它与同时代中国农村的进程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1982年，谢髙华书记在听取冯爱倩等经商者的心声后，毅然决定在当时的县城一条老街上辟出一块地用作小市场，并随即发出了农民地域经商的四个允许，这无疑给早已憋了一股劲要想好好干几把的众多拨浪鼓手打开了绿灯。但后来发展的形势之快又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不出多少时间，北门街的小市场人山人海，逢到赶市高潮更是无法行车走人，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市容，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发展。面对这突如其来所出现的现象，多数人包括不少干部在内不知所措。那时人们的思想里通常把经商与搞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看待。是放任这样的潮水漫天冲涌，还是及时制止或者睁一眼闭一眼地不去管它？
三种态度，后一种态度居上风。然而已经决出堤坝的潮头怎有回逆之理？就在这义乌市场正式形成的徘徊时刻，一位颇有远见者站了出来，他就是义乌市场管理部门的前身一稠城工商所负责人的徐至昌，徐至昌这个人物在义乌也算是位名人。倒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成了义乌市场管理的奠基人之一的缘故，而是他年轻时就因同单位的人一起到乡下调查的路上说了几句不合时势的话而被人背后捅了一刀，结果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这期间吃了多少苦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他在稠城工商所当负责人时，距平反和恢复公职仅两三年时间。那时北门街冯爱倩、黄昌根他们那些做小买卖的商贩，已经有了六七百个摊位了，可徐至昌他们的工商所小市场管理工作才刚开始，连一间正式的房子也没有，临时租的一间农民房，内放一张办公室、一台扩音机和两条专门用于接待及处理小商小贩的木発。
